她今年68岁，在她55岁时，有一天，她被民警意外推倒摔伤，生活从此改变。她只有初中文化，为讨说法，她变卖家产，勤学法律，在一次次“不受理”、“不赔偿”的答复下，依然坚持。

　　2008年9月，在终于拿到法院终审判决时，她又生感慨：官司似乎赢了，可似乎又输了。

　　12月23日，只有10平方米的房间里，付发淑低头在一本已破旧不堪的《国家赔偿法》上认真做着标记。简陋的房间内，除了高低床和桌子外，就是一摞摞法律书籍。

　　翻看法律书籍是付发淑十多年来的习惯。让人有点吃惊的是只有初中文化的付发淑对各种法律法规非常熟悉，尤其是对《国家赔偿法》和《劳动法》了解得很透彻。

　　付发淑说，这两部法律一部和自己的官司有关，另一部和她最近干的工作有关。

　　付发淑最近的“工作”是免费给讨薪农民工以法律帮助。她说，她想帮助农民工用法律维权，而不是以爬塔吊、上门闹的方式讨薪。

　　付发淑学习法律，缘于13年前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件事。

　　被推倒在地导致骨折

　　付发淑是四川绵阳市三台县人，上世纪90年代初，初来新疆的付发淑一无所有，经过一番打拼，她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拥有了两家餐厅、一个小商店以及一个送煤站，这让周围的人很是羡慕。

　　1995年7月4日，发生了一件改变付发淑生活现状的事。当天16时，付发淑在餐厅里忙着招呼客人，她的弟弟付友全也在餐厅里帮忙。

　　付发淑回忆说，当时，店里突然来了七八名男子，其中一个穿紫红色衣服的男子问付友全：“有没有看到一个鼻子上带伤的人来过？”

　　见对方很急，付友全告诉对方：“来过，在我这儿买了个西瓜吃，那人还说和人打架受了伤，问哪儿有创可贴卖，我告诉他雅西楼有个中医医院，他就走了。”

　　“我以为是来问人的，问完就会走，没想到那些人或许觉得弟弟不老实，要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付发淑说，这时她才明白眼前的几个人是民警。

　　付友全不愿去派出所，因而和民警发生了争执，一旁的付发淑上前阻止，却被一个中等身材、偏胖的小伙子推倒在地，之后，她就坐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了。

　　没人打理餐厅被迫报停

　　倒地的付发淑被送到医院，经检查，她的腰四椎压缩性骨折，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达九级伤残。付友全随后被民警带到派出所，接受完调查得以离开。1995年7月6日，付发淑在家人陪同下住进了乌鲁木齐长江路骨髓炎医院。

　　住院期间，付发淑寻思让弟弟先帮她照看生意，可经历此事的弟弟却坚决要离开乌鲁木齐回奇台的家中。出了这事，他们觉得很委屈。付发淑说，生意不能没有人照看，她赶紧打电话回老家找人来帮忙。老家的亲朋好友听说付友全在新疆被戴了手铐，也吓得不敢来了，付发淑只得将餐厅店面向工商部门报停，3个月后，因为无法走路，付发淑结束了餐厅的生意。

　　看着辛苦经营起来的小店就这么没了，付发淑心疼得泪盈眼眶。她觉得，事情成了这样，对自己太不公平。出院后，她心有不甘，决定向推倒她的民警及其所在单位讨个说法。

　　赔偿遭拒诉讼被驳回

　　1996年年初，身体有所好转后，付发淑多次找到推她的民警的单位，但半年过去后，事情没有进展。“不愿意赔偿，我只好向法院起诉。”付发淑说，当时自己认为，只要向法院证实了自己是被谁伤害的，应该很快会有结果。

　　当年8月，付发淑将民警所在单位行政诉讼到乌鲁木齐头屯河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车旅费等费用，共计5万余元，但她的诉讼被法院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

　　这让付发淑很意外，由于不太懂法，她对驳回的原因一知半解。“还是先搞懂法律再说吧！”付发淑打定主意后，一边继续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一边恶补法律知识。

　　之后的4年里，付发淑反复走访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但接到的答复都是“不赔偿”通知书。

　　这期间，付发淑租住在火车站的一处平房。每天天一亮，她就带上两个馍馍和1瓶水，拄着拐杖出门到各个单位反映情况，单位下班了，她又去找事发时在场的证人，到了晚上，她就一头钻进书堆里研究法律条款。

　　由于有伤在身，加之劳累过度，付发淑曾先后3次入院治疗，积蓄也一点点花光了。她靠向朋友借款，甚至将老家的房屋卖掉，筹措生活费，给自己讨说法。

　　被误为乞丐也坚持打官司

　　由于去的次数太多，一些单位的人只要见到她，就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她进入。而付发淑的亲朋好友纷纷打电话劝她不要再为这件事劳神费力了，但付发淑不听，接着做自己的事。

　　“时间长了，老家说什么的人都有。有人说我抛下丈夫、孩子跑了，有人说我外面有人了……”有人说付发淑是“吃饱了撑的”，有人说她“精神有问题”，很少有人知道付发淑经历的艰难处境，每天在外奔波，她做梦都想离开这里，回到家乡享天伦之乐。

　　有一天，付发淑被人“请”了出来，她坐在路边发愣。有一名路人见到她，在她面前扔了1块钱，付发淑一时没反应过来。回过头，她才想明白，人家是把自己当成乞丐了。

　　13年努力终于打赢官司

　　时间一晃到了2002年，赔偿依然没有进展。当年9月，经人指点，付发淑来到乌鲁木齐沙区政法委员会找到一名领导。这名领导接待了她，耐心听完她的讲述后，他让付发淑去找案件发生所属地沙区法院立案，不要再继续行政诉讼，而是转诉民警个人。

　　付发淑说：“没有这位领导，我后来的官司就打不赢，是他告诉我行政诉讼太难打，让我换个思路。”

　　2003年4月，付发淑以故意伤害罪将推倒她的民警起诉到沙区法院，但被法院驳回起诉，理由是：“此案未经过公安、检察机关做出决定，付发淑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付发淑一边向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一边开始收集证据。不久，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沙区法院对此案进行重新审判。

　　上诉没有被驳回，让付发淑看到了一丝希望。随后，她得到了乌鲁木齐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接受指派的新疆百丰律师事务所还专门成立了小组对案件进行分析。

　　从2003年4月至2006年9月，付发淑又先后5次出庭，法院认可了她的伤情是民警造成的，但认为因为是在民警执行公务中发生的事情，应该提出行政诉讼。于是案件又被驳回，付发淑再上诉……连百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长贵都被付发淑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打动。

　　2006年12月4日，乌鲁木齐沙区法院重审的结果是：判定民警所在单位赔偿付发淑共计8万多元。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付发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对于这一判决结果，民警所在单位提出上诉，而付发淑也认为自己多年打官司的花费远不止8万元。今年9月，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将民警所在单位赔偿付发淑的金额提至14万余元。

　　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赔偿，但对于这个等待了13年的结果，付发淑表示满意。

　　帮农民工讨回工钱

　　在漫长的打官司之路上，付发淑自学了大量法律知识。她说，自己懂的法律知识越多，对打赢官司就越有信心。

　　1999年，付发淑在一次去律师事务所咨询自己案件时，遇到了几位等在门外的农民工，一打听才知道，老板欠薪不给，几位农民工要不到钱，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他们既不懂法，又没钱请律师。

　　听完农民工们的遭遇后，付发淑决定为农民工讨薪。为了打赢官司，付发淑回家仔细研究了相关法律，后来为农民工打赢了官司，要回了工钱。

　　生活中，付发淑非常喜欢看报纸，尤其是法制类新闻。有时看到农民工为讨薪采取爬塔吊、堵路、堵门等极端方式，付发淑就感到很难受，也很失望。

　　“我非常理解他们的艰难，但爬塔吊、上门闹的方式总不是正道，越是艰难，越应该坚持。”她说。

　　付发淑对社会中存在的出问题就呼吁媒体报道解决，而不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现象颇有微词。这一次，记者也是通过朋友，辗转听说了付发淑的事，才找到她进行了采访。

　　她说，自己打官司期间，也有人提议让她求助媒体，她也动过心，但她却没有这么做，因为她觉得，这些都不能替代法律，甚至是不应该的。

　　“人为地解决只能解决一些人的问题，只有法律具有普遍意义。”付发淑说，这就是自己为什么帮助农民工打官司的原因，并希望更多人运用法律维权。

　　“打赢这场官司，我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但终归是赢了。”付发淑说，官司打赢了，冷静下来想想，14万块钱和13年的岁月以及自己所花费的精力相比，又是多么渺小。现在，她只希望对方履行赔偿后，自己能早日回家乡与亲人团聚。 据《都市消费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