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上海市奉贤区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惨剧：在被自家养的狗咬伤后，村民姚建的大伯、母亲和奶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因感染狂犬病不治身亡。

　　悲恸之余，令姚建和很多人都纳闷的是，在被咬伤的第一时间里，母亲和奶奶去一家私人诊所注射了“狂犬病疫苗”，然而，为什么非但毫不见效，反而还丢了性命呢？

　　谜团，在这家诊所开办者夏仁官投案自首后，终于解开：既没有行医执照，又贪图行医收入，私自开设诊所后，又向黑心药贩安秀亚低价购买大量假“狂犬病疫苗”，最终酿成惨祸。

　　日前，夏仁官、安秀亚分别因非法行医、销售假药罪，被奉贤区法院判处7年、11年有期徒刑。

　　来自各区法院的数据资料显示，“非法行医”现象屡禁不止，已严重侵害公众的人身安全，有关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应刻不容缓。

　　一起震动小村的惨案

　　一月内一家三口死亡

　　2007年8月，对家住奉贤的姚建来说，是段不堪回首的黑色日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大伯、母亲和奶奶，相继在市公共卫生中心去世。

　　惨剧，始于2007年8月9日。

　　8月9日，姚建63岁的大伯姚林突感不适，三天后，因病症加重被送往市公共卫生中心，但终因不治于8月13日去世。

　　8月28日晚，姚建60岁的母亲朱琴也发病，31日去世。就在同一天，姚建87岁的奶奶姚香又发病，入院治疗，9月4日宣告不治身亡。

　　至亲的相继离世，让姚建难以承受；更令他惊异的是：导致一家三口相继离奇死亡的“罪魁祸首”，竟是同一种病——狂犬病！

　　时间回溯到2007年7月3日，那是个雷雨交加的日子。

　　“那天我回家的时候，突然听说家里四个人被狗咬了。”据姚建的姑姑姚芳回忆说，咬人的狗是一条已在他们家里养了2年多、用来看门的草狗，此前一直很温驯，没什么“劣迹”，但那天突然发狂，张口咬人。

　　这条狗先是咬伤了主人姚建的左手；随后窜到隔壁，依次咬伤了姚林、朱琴以及姚香。

　　所幸的是，三人当时伤得都不重，“多数是手部被咬伤。”但看到母亲和奶奶都破皮了，而且还出了血，再想到狗没接种过疫苗，家人还是陪着她们第一时间来到村里的一家私人诊所就医，各花250元，接种了狂犬病疫苗的第一针。

　　姚建和大伯姚林没有接种，“就是想省点钱，疫苗挺贵的。”姚建说，也是因为私人诊所比乡镇卫生院要便宜一些，他们才为两位老人选择了在那里就诊。

　　打了疫苗，家人心里有了底。此后一个月，朱琴和姚香陆续打完了5针防疫针，眼看着这场 “狗咬人”事件似乎即将终结。

　　可正当大家快要忘了这件事的时候，8月9日，姚林突发急病，被送往南桥中心医院急救，医生当即诊断为疑似狂犬病发病，三天后将他转入市公共卫生中心。可就是转院后的第二天，姚林就因狂犬病治疗无效死亡。

　　这下，同样被狗咬伤、同样没有打过疫苗的姚建慌了，8月14日，他赶去奉贤南桥镇疾控中心，注射了狂犬病疫苗。

　　幸运的是，姚建发现自己并没有出现身体不适，而母亲和奶奶也庆幸自己早已打过了疫苗。

　　正当一家人的生活即将恢复平静之时，意外又一次发生了：8月28日和31日，朱琴、姚香分别出现了和已去世的姚林相似的症状，并在被送往市公共卫生中心后相继告别了人世。

　　“一家三口一个月里先后发病身亡，这种情况在国内也非常少见。”市公共卫生中心感染科的医生们感到异常震惊。

　　一桩悲剧背后的真相

　　赤脚医生+黑心药贩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人一旦发病，没有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几乎100%死亡。”尽管无法治愈，但只要人被狂犬咬伤后，及时进行伤口处理、按免疫程序接种“狂犬病疫苗”，仍是预防狂犬病的唯一有效手段，能避免狂犬病的发生。

　　可明明母亲和奶奶都已注射了疫苗，为什么还是染上了狂犬病呢？

　　“我们都怀疑，她们最先打的药是不对的。”悲痛中的姚建、姚芳，决心要为亲人的死讨个说法。

　　他们清楚地记得，最初给母亲等人接种疫苗的私人诊所医师夏仁官，自称是位退休医生，但他没有行医执照，其使用的疫苗也来历不明——悲剧的根源，会不会在他身上呢？

　　“我原先是平安卫生院的内科医生，退休后，从2000年10月起，我就在奉贤区四团镇邵厂东海路开了一家无名私人诊所。”2007年8月31日，夏仁官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揭开了这起惨剧后的真相：

　　原来，夏仁官的“诊所”没有任何相关证件，未经医师注册，更没有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但仍从事着推拿、针灸、伤风感冒看病打针，以及打狂犬病针等 “业务”。虽然先后两次被卫生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但由于收费低廉，生意还不错。

　　“2007年5、6月份，一个姓‘安’的安徽人，来我诊所推销 ‘狂犬病疫苗’。”惊人的低价吸引了夏仁官，“我从他手中以20元每瓶的价格，购买了50瓶河南普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研制的“人用狂犬病纯化疫苗”，可供十人使用。”夏仁官后来为这批“疫苗”订的价格是，每人250元一个疗程。

　　很快，姚香婆媳就上门了，“（2007年）7月3日17时30分许，她们称被狗咬了，要打针。”

　　夏仁官用刚买不久的“人用狂犬病纯化疫苗”给她们打针，“每人打一瓶，打在手臂上。”在支付了500元后，他将每人4瓶共8瓶“人用狂犬病纯化疫苗”给了两人。“后来，婆媳俩又到我的诊所各打了一针。”

　　那么，问题究竟是不是出在这些“狂犬病疫苗”上呢？

　　2007年12月14日，曾销售这批 “疫苗”给夏仁官的安徽人安秀亚被捕，随后交代，在明知是假药的情况下，他仍将从他人处以明显低价购进的 “人用狂犬病纯化疫苗”10盒（5瓶装/盒）加价后，卖给夏仁官，从中获利。

　　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除了姚香婆媳用去的10瓶和一瓶被药监部门查扣的“疫苗”外，到案发前，夏仁官一次性购进的50瓶 “疫苗”，都已经在不长的时间里用掉了。

　　一个尘埃落定的结局

　　获民事赔偿19万余元

　　夏仁官和安秀亚，很快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公诉机关称，夏仁官无医生执业资格和执业许可证而从事非法行医活动，并用假冒狂犬病疫苗为朱琴、姚香治疗，造成两人相继出现狂犬病病症并死亡，指控其构成非法行医罪；同时指控，安秀亚将明知是假药的“人用狂犬病纯化疫苗”加价后，非法销售给夏仁官用于非法行医活动，从中获利，构成销售假药罪。

　　而姚建及家人也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夏仁官分别赔偿姚香、朱琴两人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计10.7万余元、24万余元。

　　日前，奉贤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夏仁官，无医生执业资格，为牟利而故意非法行医，在被卫生监管行政部门查处两次后仍不改正，属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不但构成了非法行医罪，还具有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加重情节，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7000元。

　　同时，在朱琴、姚香被狂犬咬伤后，本可通过接种人用狂犬病疫苗来预防、避免狂犬病的发生，但因接种了安秀亚销售的假狂犬病疫苗，最终导致两人错失了诊治狂犬病的有利时机，致使二人病发死亡。安秀亚销售假药的行为与朱琴、姚香死亡的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公诉机关指控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此外，判令夏仁官赔偿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姚建等人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医疗费等19.3万余元。

　　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

　　还将要重复多少悲剧

　　一场离奇而又惨痛的悲剧终于告一段落，但失去至亲的悲恸，却是姚建一家长久要面对的。更让人揪心的是，尽管悲剧不断上演，但“非法行医”仍屡禁不止，在市郊地区则更为猖獗：

　　奉贤、金山等远郊区县法院，仅半年来审理的非法行医案件就达到十几起；杨浦、长宁等中心城区法院也不断接到类似案例， “非法行医”现象甚至出现了新特点。

　　“涉案人员多为中等卫生学校毕业者和赤脚医生。”奉贤法院研究室资料显示，中等卫生学校毕业生因政策原因，已无法得到安置；一部分赤脚医生在全面推行医疗改革后，自身因不符合要求，经审核未予续办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于是为生计、受利益驱动，这两类人频频置法律法规于不顾，非法开展行医活动。

　　而主要以农村及城乡接合部为据点，以外地打工者或当地农民等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为服务对象的“非法行医”，看准的就是部分就诊者病急乱投医或对正规医院收费心存恐惧的心理，以相对低廉的收费吸引其就医。

　　此外，非法行医在有关部门的打击下，现在日益变得隐蔽性强、流动性大，对他们惩戒更加困难。资料显示，一些非法行医人员尝到甜头后不肯善罢甘休，经多次打击后，仍然想方设法继续进行诊疗活动，将坐等病人上门改为上门为病人诊疗，流动就诊，或将白天行医改为晚上行医。

　　而在利益驱使下，对部分非法行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收效甚微，常常是卫生部门执法取缔数次，仍照常营业，直至发生惨剧，被公安机关刑拘逮捕。

　　“非法行医案件还会引发其他侵犯卫生管理制度的案件，引发社会问题。”近段时间里，仅奉贤法院就受理销售假药案件2起，非法组织卖血案件1起、非法行医人员以抢夺生意为起因的寻衅滋事案数起，均由非法行医导致。

　　可以想见的是，“非法行医”的势头如果继续发展，也许还会有人重蹈姚建一家遭遇的覆辙， “此类案件，反映出我国医疗机制存在问题，卫生、药品监督、公安、乡政府和居委村委等有关部门应紧密联系，加大执法力度，坚决遏制非法行医的现象。”对此，司法界人士这样呼吁。

　　（文中部分人物化名）

　　据《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