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东局中担任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扬帆因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而蒙冤25年。在这期间，我作为妻子和几个儿女顶着巨大压力，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直到把他拉回亲人的身边。

　　年末最后一天失去自由

　　1953年底，扬帆被免去所有行政职务。1954年的最后一天，扬帆和家人在家中团聚小酌。正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家里。打电话的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当时许建国和时任上海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一同去北京开会，他们一回上海就找扬帆，可见一定是带回了跟扬帆有关的消息。

　　这天晚上扬帆出门时是兴冲冲的，他觉得是好消息。走时扬帆和我没有道别，然而这一别就是25年。

　　扬帆是带着警卫员坐汽车走的，走了没多久，他的警卫员就回来了。他非常紧张地说：“李琼同志，首长出事情了。”原来，汽车并没有把扬帆送到许建国家里，而是去了隔壁的岳阳路俱乐部。扬帆从汽车上下来，警卫处的人就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警卫员看到扬帆被两名警卫处的人架着进去了。

　　听了警卫员的描述，我当时非常紧张，但是在警卫员面前，我还是故作镇静。我对警卫员说：“好的，你回去休息吧。”我独自等扬帆的消息。到晚上10点，警卫处长到我家里来，他说：“扬帆要到北京去开会，你准备一些衣服。”当时我心里明白，扬帆不是被隔离就是被逮捕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疑惑没法问出口，只好给扬帆整理了一箱子衣服，让警卫处长带去。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55年的元旦，许建国把我叫到他的家，对我说：“李琼同志，扬帆到北京去开会了，这件事你对任何人都要讲是开会，对家里人也是这样讲。”又说，“你小孩比较多，你要把孩子带好。”这些话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扬帆一定遇到了不好的事情。我怎么也不明白扬帆究竟有什么问题。回想到几个月前，我曾经问过扬帆这个问题。

　　那是1954年9月的一天，当时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科长以上的干部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针对扬帆的批判大会。开始是叫扬帆作自我检查，他作完检查以后，就让他回家了。会议之后的内容是大家批判揭发扬帆，主要说他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该抓的不抓，该杀的不杀，说他包庇这些人。讲到后来，有的人上纲上线，说扬帆这样做不是国民党的代理人，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当时在场，听到了这些话很紧张，也无法理解，更无法辩驳。

　　会后，许建国对我说：“今天会上的事情，你一句也不许向扬帆传达，你要用党性来保证。同时，你这几天要注意扬帆的活动，如果有不正常的事情，你要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回去后没有同扬帆提会上的事情。然而我忍不住对扬帆说：“你是公安局长，你对党的政策比我要懂得多，我只是一般干部。但是，如果你心里真有话的话，我希望你找个人谈谈，像谭震林这样的同志，沟通沟通。”没想到扬帆听了这话马上跳起来说：“连你也不相信我了？我该讲的都讲了，该说的都说了。如果有人认为我还有问题，哪怕十年、二十年，我都奉陪到底。”

　　生离之后是死别

　　在扬帆被带走的四个月后，也就是1955年4月，黄赤波来到我家。他告诉我：“扬帆被逮捕了。”几乎就在宣布扬帆被捕的同时，“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震动全国。

　　扬帆走后，我一直瞒着扬帆的父母。然而在扬帆走后大概一个月，他父亲有一天忽然对孙女小殷说：“你妈妈说你爸爸去开会了，是骗我们的，他失踪了。”这时老人已经猜到儿子出了意外。到了5月，老人高血压的毛病突然加重，引起脑溢血，我把他送到医院之后两三天就去世了。

　　在扬帆的父亲去世后，和我们同住的扬帆的姐姐，在9月因为肝硬化腹水也去世了。第二年，扬帆的母亲也因为丈夫、女儿去世、儿子失踪郁郁而终。一年之内一同生活的3个人去世了。

　　然而到了1957年，我最小的儿子，有一天突然发烧，我把他送到儿童医院去看病，医生说是感冒，为保险起见，住院几天观察一下。我当时心想，感冒不要紧，自己家里经济拮据，住院花费太大，另外自己上班脱不开身，没法在医院陪孩子。于是要了一点药，就把孩子带回了家。第二天，我还是照常去上班，等到第三天下班回家发现儿子还在发烧。我有点儿急了，抱着孩子又去了医院。医生再次建议住院，我同意了。等到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儿子得的是小儿麻痹症。而此时孩子神志还清醒，他对我说：“我要吃橘子。”我赶紧答应：“妈妈这就给你去买。”没想到等橘子买回来，儿子已经死了。

　　在艰难的岁月里苦熬

　　扬帆被捕之后，我进了学习班。从学习班出来以后，我被分配到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因为“反革命家属”是不能在公安系统工作的。

　　对于我们家这样成分的孩子，有几个规定：第一，不许当兵；第二，不许到工厂做工人；第三，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读书。所以，我和扬帆的几个孩子都是插队落户。我们的二女儿扬小舜因为有哮喘病，没法插队落户，初中毕业以后在家里呆了8年没有工作。

　　扬小舜的妹妹扬小朝很早就插队落户了，她知道自己家里的情况，于是更努力地工作。然而，一次次可以回城工作或念书的机会都与她无关。

　　有一年，一同插队的一个知青回上海探亲，这个知青是扬小朝的同学，她们去了同一个农村，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知青从上海探亲回去后，她们几个人约好去她家聚会。那一天，她们就到了朋友那里，这个朋友突然很神秘地跟大家说：“现在上海流传着一个故事，你们要听吗？”大家一听讲故事都很高兴，就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这个故事名字叫《绿色的尸首》。然而到了故事结束、真相大白的时候，这个朋友对着小朝说：“你知道潜伏特务是谁吗？就是公安局长扬帆，就是你爸爸。”小朝当时一下子惊呆了，旁边的其他同学也很吃惊，屋子里鸦雀无声。

　　像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并不是一次两次，在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持续着。

　　痛苦地办理离婚

　　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10年了，除了开头几个月有过几封信，之后再没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和扬帆离婚。

　　这一年是1964年，此时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而头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对于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当时我在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单位的领导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和扬帆脱离关系。我委婉地拒绝了组织让我离婚的要求。然而没几天，领导又来找我谈话，还是要求我把离婚手续办了，组织上可以出面请法院的同志上门办理手续。这样，我第一出于对家庭和孩子的考虑，第二迫于一定的压力，同意和扬帆离婚。

　　手续办完了以后，我思来想去，一定要把事情跟扬帆说明一下。但是，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扬帆的消息了。我要求跟扬帆通信，组织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通过组织转给扬帆。

　　我明白，这个条子一定要经过审查才能到扬帆手中，于是就写下了几行字：“鉴于我们当前的处境，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没有保持下去的必要，五个孩子都由我一个人来抚养。”在纸条中，我写明一个人抚养五个孩子，就是想告诉扬帆，我虽然办理了离婚手续，但这辈子不会再和别人结婚。

　　写了这个条子之后，组织上转来了扬帆写的一个条子，在这个条子上，他什么都没表示，既不表示同意离婚，也没说不同意，上面只有一句话：“六个孩子怎么只剩五个了呢？”可怜最小的孩子，扬帆走的时候他才两个月，儿子死了扬帆一直不知道。

　　事实上，在组织帮我和扬帆办理离婚手续之前，扬帆就有过类似的想法。虽然他一直坚信自己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总有一天会澄清。然而毕竟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被关押近10年之后，扬帆觉得出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左思右想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组织，要求办理离婚手续。他写了这封信之后，没有得到丝毫回音。不久，组织就出面帮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二十多年辗转打探消息

　　虽然我和扬帆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扬帆。我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写一封信给公安部，打听扬帆的消息。在信中我总是问三个问题：第一，扬帆到底犯了什么罪？第二，他现在人在哪里？还活着吗？第三，如果活着，能去看他吗？但是每年写，每年都没有回音。这样，一直到了1974年，就在我将要绝望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不太确定的有关扬帆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我的三女儿扬小朝带来的。小朝的一个中学同学正好从内蒙古调到湖北沙洋农场。有一天，她托人告诉小朝，说她父亲扬帆可能已经到了湖北沙洋农场的果园大队。因为那里来了一个疯老头，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当时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没法确定。于是，我叫几个孩子分别写信到中央，打听扬帆的消息。

　　不久，在家赋闲8年、刚刚找到工作的二女儿扬小舜，被领导叫到单位，她写给中央的信有了回音。来找小舜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两位同志，他们见到小舜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给中央写信啦？”小舜回答：“是。”两位同志教训了她一顿，说：“信现在已经转到我们这里了，你的信写得很莫名其妙。首先你说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父亲犯了什么罪？判了什么刑？现在在哪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潘扬反革命案’，这么大的案子，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结论不就是‘反革命’、‘大内奸’吗？怎么你会说你们不知道？”小舜只好说：“就算他是‘反革命’、‘内奸’，那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行？可以让我们知道吗？否则我们怎么跟他划清界限呢？”两位同志回答：“扬帆犯的罪由他本人负责，你只要跟他划清界限就行了，不需要去了解他究竟做了什么。”小舜继续问：“那么他人在哪里？让我们子女跟他通通信，让他能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公安局同志一口拒绝：“没有必要，扬帆现在接受改造的情绪很稳定，你如果跟他通信，会扰乱他接受改造的情绪。”

　　几天之后，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小舜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听了很振奋，说：“至少这让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定的信息，就是你父亲还活着。”

　　1976年，“文革”结束了，我又开始想办法打听扬帆的消息。然而，一封封寄出去的信还是如石沉大海。一直到了1978年，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为我出了个主意：“胡耀邦同志调任组织部长后，我听有人讲出来小道消息，说胡耀邦对他的秘书讲，今后如果写有‘耀邦亲启’的信，你们不要给我处理掉了，至少要读给我听听。”她建议我试试写信给胡耀邦。

　　我马上写了一封信，不但写了“耀邦亲启”，还用了双挂号寄去。信寄出后大概20多天，果然有了回音。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来找我，说：“中央组织部回电来了，说你可以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去看望扬帆。”

　　特殊的重逢

　　1978年的秋天，我和儿子扬忠平一路颠簸，来到扬帆所在的湖北沙洋农场。

　　当天到劳改农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心急如焚，希望尽快看到扬帆，便连夜赶去扬帆所在的果园大队。当时是农场的指导员带我们母子去的。到了那里，扬帆已经睡了，有个照顾他的李老头起来接待我们。

　　我看到扬帆住的地方是一排小瓦房其中的一间，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两张床，扬帆睡一张，李老头睡一张。除了两张床，就只有一个台子和一个凳子。这个时候李老头已经把扬帆唤醒了，坐在床上的扬帆头发白了，瘦了很多，最为可怕的是眼睛已经瞎了。

　　看到扬帆这个样子，我很心酸，忍着眼泪，叫扬帆的名字，儿子也叫爸爸。但是扬帆都不答应，就连指导员跟他说，你的家属来看你了，他也不答应。他说：“不对，你们都是假的，你们不要来了，走吧。”扬帆这样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拼命对扬帆说：“我们是真的，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但无论我怎么说，扬帆都不相信。扬帆得了精神分裂症，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

　　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农场的指导员跟我们讲，扬帆一早就到他的房间里来，跟他说：“昨天来的两个人是假的，你不要理他们，我也不接待了。”之后，扬帆一见到我和儿子来，马上就走，一连几次都是如此。

　　没有办法跟扬帆讲上话，我和儿子只好通过扬帆的邻居，了解了扬帆这几年在沙洋农场的一些情况。

　　我和儿子在沙洋农场待了一个星期，但和扬帆的关系没有丝毫进展。于是，我们决定先回上海，然后再想办法。

　　就在我们决定走的时候，扬帆破天荒陪我们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他对我和儿子说：“今天吃饭是组织上叫我陪你们的，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能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相比之前几天，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用亲情唤回扬帆

　　离开湖北沙洋农场回到上海之后，我立即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把扬帆接回上海治疗。不久，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1979年初，一架从湖北起飞的飞机，载着扬帆回到了阔别25年的上海。

　　刚到上海的时候，除了精神方面，扬帆的身体也非常虚弱，一年之内病危过几次。然而，当他身体稍稍好转的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我已经回到上海了，没有什么大病，希望组织上给我安排工作，我希望重新出来工作。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因为他的身体根本没法重新工作。然而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都很感动。

　　1979年，扬帆整整一年都住在医院里，依然戴着“反革命”和“内奸”两顶帽子。然而，他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以前的老战友不避嫌疑，纷纷来看望扬帆，这让扬帆感受到了同志之间久违的温暖。

　　在华东医院住院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三女儿扬小朝陪着父亲。当时华东医院两个房间当中有一个卫生间，另一个房间的人用完卫生间，把靠近扬帆这边的门也锁住了，一直到天亮都没有打开。扬帆没法用卫生间，于是小朝就去隔壁敲门。结果隔壁门一打开，是一个很朴素的老先生。小朝把事情说了，老先生立刻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去打个招呼吧。”他就问小朝：“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小朝回答：“我爸爸叫扬帆。”一听到扬帆的名字，老先生就吃了一惊，快步地跑了过去，穿过卫生间，跑到扬帆的房间。见到扬帆，他双手就伸出来了，说：“扬帆同志，我是粟裕啊！”扬帆听了也很吃惊：“啊，粟裕啊！”两人的手握在一起，非常激动。粟裕的一声“同志”让扬帆尤其激动，他已经有整整25年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老战友的关心，让扬帆的病情进一步稳定。然而对家人，他始终不肯承认。为此，让几个女儿来当护士，三班倒，以此接近扬帆，跟他建立感情。

　　一开始时，扬帆非常客气，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几姐妹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开始给他讲一些家里的情况。

　　有一次，三女儿扬小朝告诉扬帆：“我这个小朝的名字您知道吗，就是你起的名字啊。当时你想要个儿子，但是用那个‘招弟’的‘招’呢，觉得蛮土、蛮俗气的。因为你很喜欢一个报纸上的《朝花》版，就给我起了这个‘朝’。”扬帆听了没有作声。小朝就继续讲：“姐姐叫小殷（后改名晓云），这个‘殷’呢，是奶奶的姓。妹妹叫小苏，是你到苏联去的时候生的，也是你起的名字。我们都是你的女儿。”扬帆听了这个话，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这样吧，我认你们做干女儿。扬帆先承认了女儿，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肯承认我，这让我伤心了好久。我只能默默照顾着扬帆，希望有一天能够感动他。

　　扬帆出院后，回到家里开始由我照顾。然而，扬帆从来不叫我，也不跟我说话。

　　有一天，胡立教和陈丕显到上海来看扬帆。当时陈丕显把我们一家人都喊到房间里，声音很大地对扬帆说：“老扬，你爱人李琼为你吃了多少苦，你为什么还不认她？”当时扬帆没有说话。几天之后，他突然说：“李琼，给我倒杯茶好吗？”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什么？你叫我什么？”扬帆说：“你啊。”我问：“你不是说我是假的吗？冒充的吗？”当时扬帆回答：“不是我承认你，是北京来电话说，你是真的，不是假的。”谁也不知道扬帆这个说法是当时他的幻听幻觉帮了忙，还是他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反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承认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转变过来了。

　　获得彻底平反

　　我除了好好照顾扬帆，让他安享晚年之外，仅有一个心愿，就是还扬帆一个清白。为此，我几次给中央写信，并终于有回音了。

　　1980年的一天，公安部派两位同志来到我们家，宣读扬帆的平反书。平反书说：“反革命分子”跟扬帆无关，应予平反；“内奸”问题，根本没有的事，应予平反；在上海工作期间，在潘汉年领导下，包庇重用了大批“反革命分子”，错误是严重的。

　　这样的结论，让我非常不满意，我把想法跟两位同志说了。那两位同志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答复你，要请示。”

　　1983年，中共中央为扬帆的冤案彻底平反，之前平反时遗留的尾巴，也得到了彻底解决，并肯定了扬帆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的工作成绩。正如粟裕所说：所有的事情最终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李琼 口述 董洁心 整理 来源: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