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周扒皮，最后只剩一张皮了。×××发财了，××也发财了，我成了穷光蛋，我拿100块钱都困难。”12月10日，为调查字画被盗事件，记者在北京301医院和季羡林见面。

　　无论如何，提到季羡林的字画事件，张衡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打响了战斗，踢开了山门”。

　　举报者张衡

　　张衡拿着季老的委托书满街找公安局报案，他老婆在家负责给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发邮件：季羡林先生处在危险中，藏画被盗卖!

　　故事开始于2007年4月。在“北京金兆艺术品拍卖会中国书画专场拍卖会”上，张衡发现了季羡林收藏的16幅书画作品，包括费孝通、吴祖光、臧克家等名人的书画作品。他拍下了14件，成交价共6.1万元。这些作品都是题有“季羡林上款”(受赠人是季羡林)的东西。

　　曾经开过图书公司、现从事字画生意的张衡因为题词等，之前跟季羡林交往，而且自认关系还挺“黏糊”。不久，他给北大校办打了个电话报告此事。事后，杨锐打电话斥责了他一顿，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今年9月30日那天，他直接坐着小车进了301医院。他带着拍卖图册，季羡林并没看，这位看淡身外之物的老人表示：字画和稿费我都不要了，我就想换个秘书，拿你这个取个证。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北大赶紧给季羡林换个秘书，如果杨锐急流勇退，那她和她的丈夫——北大党委副书记、法学院教授吴志攀就不会在形象上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

　　张衡说，在写给温家宝总理的信里，季羡林称自己现在需要一个助手，“山东大学蔡德贵同志是我多年的老友，他最适合担任这个工作。”给温家宝的信是张衡起草的。在现场，中间人直接把这个难题丢给了他。张衡得知温总理在10月12日前后批转了季老的信件给北大，北大并未做出回应。10月16日，季老又给北大校长闵维方写了两封信，口气委婉，但是直指杨锐。写给闵维方的那些信也没有下落。10月24日，张衡拿着季老的委托书满街找公安局报案，他老婆在家负责给唐师曾发邮件：季羡林先生处在危险中，藏画被盗卖，你是先生的朋友，你必须救救他！

　　这封信的内容也许太过惊悚，唐师曾并不相信，在对方传来5份季羡林的手迹以后，唐师曾才感到震惊。10月28日，唐师曾从哈尔滨出差回来。在301医院门口，一个光头转过来对张衡说：你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唐师曾。

　　唐师曾用专业的摄像设备记录了这次会面，在这天的视频里，季羡林表示，丢字画的事两三年前他就知道了，他住301医院每年34万，完全可以自己掏，不需要公家的钱，这两年多来的生活，就跟坐牢一样。

　　10月29日晚上，在中国青年报的三楼会议室，《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南方日报》的记者观看了部分视频。几天后，大学真的向媒体屈服了。11月3日。北大一名副书记带着新助手崔岩来见季羡林。

　　在向媒体举报之后，张衡最担心的还是怕担上诬陷的罪名。在举报材料里，他说杨锐为了“泄愤”，曾将餐厅里打包拿回来的鸡骨头给季羡林。但是杨锐在给钱文忠的短信里，就张衡的这个指控做了回应，大意是，鸡骨头事实上是从五星级酒店带回来的鸽子肉，她曾恭敬地呈递到先生面前。

　　不管是鸽子肉还是鸡骨头，季羡林对这份“恭恭敬敬呈递”上来的东西肯定是不满意的。老人家没动筷子，在杨锐不注意时，让人给饭盒拍了照。

　　这张图片在小范围内流传，记者通过某种渠道看到了这张照片。桌上有两个饭盒，一个饭盒里盛的东西看似炒面，另一个饭盒里，两块体积不大的肉骨头缩在饭盒的角落里。

　　至于开窗事件，便是10月24日，就是他在街上找公安局、他老婆在网上找唐师曾的那一天，“那一天气温骤降十多度，季老午睡中，杨锐悄悄打开窗户通风。”

　　这个事情本来也是他的一块心病，因为他没有证据。后来他听说季羡林有一段音频关于此事，老人家委婉表示，有人开窗，“但是我离得远，现在还是好好的”。

　　三位秘书

　　季羡林是1946年发现李铮的；李玉洁来到季羡林身边，是1994年左右，她的丈夫是北大教授杨通方；2006年8月，李玉洁突发脑溢血住院，杨锐成为主要秘书。

　　杨锐（左）与季羡林

　　季羡林最中意的秘书是李铮。在回忆李铮的时候，评价几乎众口一词——严谨、踏实、没有任何私心。

　　季羡林是1946年发现李铮的，当时李铮17岁，是校内晒图的一个杂工，季羡林发现这个孩子中午不休息只知道干活，对他极为欣赏，把他调到了东语系的办公室打杂，后来又成了他的秘书。

　　不少人甚至认为李铮是个奇迹，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能辨认梵文、巴利文、德文、拉丁文，季羡林的英文很草，只有李铮能辨认清楚，他的字迹甚至跟季老的字迹一模一样。

　　李铮的儿子李小军回忆说，父亲的信封和烟壳都要翻过来用，小纸片特别多，东西放哪特别清楚。当时两家人整天在一起，李小军当时只知道季羡林是“爷爷”，还没意识到这是个泰斗。

　　那时的季羡林一家，还是朗润园的五好家庭。

　　李玉洁来到季羡林身边，是1994年左右。她的丈夫是北大教授杨通方，“文革”前曾跟季老做过邻居，1978年社科院南亚所成立，季羡林任所长，她是工作人员。

　　当时李铮仍在，李玉洁只是负责外围。1996年李铮退休，1998年突然去世，李玉洁逐渐承担主要工作。此间，季羡林的家庭变故比较大，老祖、夫人、女儿和女婿相继去世，和儿子季承的关系闹僵，身边没有亲人。

　　在众人的口述中，可以构建一个这样的想象空间：李玉洁办事能力很强，挺“咋呼”的——就是搀着老爷子的手，走在前面觉得特别光荣，在2003年季羡林住院之前，她“挡驾”就很厉害，客观上，既替季羡林挡了不少不想见的人，也挡了他想见的人。

　　杨锐和李玉洁私交甚好，从1998年开始给李玉洁当助手。2006年8月，李玉洁突发脑溢血住院，杨锐成为主要秘书。

　　不少人举了蔡徳贵教授的例子来说明杨锐：从10月中旬开始，蔡徳贵每天下午带着录音笔，去病房给老爷子做口述历史，杨锐也把录音笔放在旁边，老先生不好明说，就授意蔡徳贵早上6：30开始，来个措手不及，杨锐得知情况后停掉了蔡徳贵的出入证，但是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

　　就在季羡林上书温家宝、但是北大不做反应的这个时间段里，其间虽然有些不愉快，但是杨锐见了季羡林还是亲热地称他“季爷爷”。

　　301医院里的老人

　　对待藏品流失事件，季羡林的态度很简单：一笑了之，认真对待。

　　12月10日，《新民周刊》记者踏入301医院季羡林病房的时候，这个耄耋老人看起来更像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学生——昂首、挺胸、下巴微微内收。但逢客到，老先生一准在书案前坐好。这位老人会给人留下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思维能力很强，二是表达简洁幽默。人大的一位老教授为项目来找他，他乐呵呵地表示“能力有限，尽力为之”；说起古文的断句，他说现在“不是一塌糊涂，而是二塌糊涂”。

　　他曾经自号“四半老人”——半聋、半瞎、半瘸、半拐，不过如今双腿已不听使唤，只剩半聋、半瞎了——老人不用助听器，跟他说话的时候，分贝得高点；写字的笔力仍在，就是看不见落笔处。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将岁月与内心的定力这般娓娓道来。北大调查组宣布没有发现季羡林藏品流失后，已入大化之境的老人也只是“呵呵”两声，来了句轻描淡写的“胡说八道”。

　　有一点也许能窥见老人心境的变化——以前他最爱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现在，他信奉“为善最乐，能忍自安”。对待藏品流失事件，季羡林的态度很简单：一笑了之，认真对待。

　　2001年7月，季羡林将自己的藏品捐赠给北大图书馆，里面包括了他收藏的古画。据钱文忠介绍，这里面最晚的是吴昌硕的《墨荷》，经济价值最高的是苏东坡的《御书颂》，这部分赠画编有完整的捐赠藏品目录。藏画的第二部分，是季老家中保存的、纪念性质的私人藏品，由当代名人所作，赠送给季老，这些名人有的已经去世，有的目前仍然健在，在于静的《静静地行走在喧嚣中》一书中，提到《御书颂》丢失的故事。在季羡林捐赠之后，有一次，他想看看《御书颂》，就让工作人员将这幅画从图书馆善本库借了出来。等到归还时，却发现找不到了，老爷子表示无所谓，李玉洁怀疑有人监守自盗。不久，有个工作人员说她想起来了，她怕这幅画丢失，把画用胶带粘到老爷子床底下了。

　　在今年11月7日拍摄的视频中，季羡林表示，丢画的事千真万确，两三年前他就有感觉，“当面叫你季爷爷、季爷爷，背后偷你的画，这个我知道。偷画的事情，谁也掩盖不了。”

　　被阻断的近亲

　　季承说，几乎所有的近亲都被隔断了。他的五舅和五舅母都在北京，今年分别是93岁和90岁，这几年，想见老人也一直没见着。

　　说起父亲，季承泪湿了眼睛

　　在这场事件中，季羡林季承的父子关系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2003年季羡林给当时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的一封信的内容甚至被媒体曝光：“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

　　事实上，细腻绵密的人伦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两极状态。在李小军眼里，季承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有一股沉默的倔气。每逢过年过节，季承都会往李小军家里送来大量的山东斋菜，来了以后什么都不说。李小军自己家里留一部分，其余的便送给老爷子。老爷子心知肚明，因为李小军的父母都不是山东人，做不出这种口味，但是老爷子也只是沉默。

　　这只是2001年之前的事情。因为2001年之后，李小军和他的母亲再也没能见到季羡林，再次见面，已是今年11月。

　　季承表示，原来他跟李玉洁也有联系，偶尔谈谈老爷子的情况。但是有一天，他联系不上李玉洁了。有次季承想去看老爷子，提前一天给李玉洁打了电话。但是，第二天到301医院门口的时候，门卫通知，当天季羡林不会客。季承在雪地里跟李玉洁交涉了2个多小时。

　　2006年，季承就给北大写过信，信中的大致内容就是，这样对待季羡林的事情是不妥当的，提了些意见和要求，最后他找到学校，学校说已经做了批示了，让他去找吴志攀书记。结果，吴书记每次都不在。

　　今年11月7日，在别人的斡旋下，分别13年的白首父子在医院聚首。季承看到老爷子就跪下了：我来给您磕头，还有听您的教训。季承说，几乎所有的近亲都被隔断了。他的五舅和五舅母都在北京，今年分别是93岁和90岁，这几年，想见老人也一直没见着。

　　“我成了穷光蛋”

　　季羡林身边工作人员说，季老和季承见面之后，季承要带着小孙子来看老爷子，护工事先跟季羡林开玩笑，说第一次见面，得包个红包。不过，老先生身边并没有一点可以支配的收入，最后，是护工借了3000块钱给老爷子。老人不无风趣地拿自己开涮：“我是周扒皮，最后只剩一张皮了。×××发财了，××也发财了，我成了穷光蛋，我拿100块钱都困难。”

　　没有人知道他那么穷。事发之后，身边的人看得心酸，就给季羡林联系了一笔4.9万元稿费。后来又有一笔3万元的稿费，季老把这给了季承，让他取1万块钱出来包红包。

　　由于没有明确的账目，没有人知道季羡林的稿费和收入大概有多少。李小军回忆说，1996年，季羡林的稿费就出过一个事故，当时《牛棚杂忆》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首发8万册，有个工作人员领了2万的稿费回来，当时李铮觉得这个数目不对头，季羡林派人过去询问，才知道稿费是20万。当天，这个工作人员拿了存折就过来了。

　　在藏品流失事件被报道之后，杨锐向钱文忠短信表明清白，大意是，李玉洁交到她手上时，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

　　事发之后，杨锐留给公众的是一个沉默、负重的背影。最近唯一一次露面，是她通过《京华时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我沉默，是因为我清白》：

　　“不管李玉洁老师还是我，都并不是哪个单位正式任命的，我们是在季老同意和信任的情况下，为他服务。如果老人不同意、不信任，我们的工作当然也无从谈起。”

　　季羡林对杨锐的不满倒是肯定的。老爷子说：这两年，我想见的人见不着，不想见的人她倒让我见了不少。

　　季羡林身边工作人员透露，老先生写了50幅僧人语录，杨锐还想让他写下去，老爷子不干了。这些僧人语录都不知道去了哪。

　　现在季羡林的户口本、身份证、存折、钥匙都在北大的保险箱里。季承表示，他也挺想找杨锐的，就是找不到，所有关于杨锐的消息都是崔岩聊天时透露的，据说，杨锐在家做账，杨锐住了北医三院的重症病房，等等。

　　拿不到的钥匙

　　11月5日，北大声明称尚未发现季老藏品外流的情况。5天后，北大又发布消息，声称秘书杨锐保管的季老藏品并未外流。11月26日，北大再次表示，公安机关开展了深入调查，进一步证实举报人手中的字画全系伪作，“盗卖说”没有依据。

　　北大工作小组的人员并未公开，季承曾找到校办，提出要求要介入调查，或者跟这边通个气，但是校办督察室主任乔淑芝总是默默地听他诉说，完了就表示会跟上面汇报。

　　季承还很苦恼，他总是要不到钥匙。季羡林在北大13公寓有2套房子，在蓝旗营有一套。

　　他拿了季羡林的委托书，还找了李小军做见证人，去找保姆小方拿13公寓的钥匙。李小军说，第一次小方说了很多“不着边”的话，反正就是不给，后来商定，等他配好了钥匙再来拿。隔了几天又去。但是小方表示，当他去北大三角地配钥匙时，师傅听说是给季承配的，说要跟上面请示一下。所以，钥匙还是没有。蓝旗营的钥匙也没拿到。

　　由于之前的委托书遭到别人的质疑，12月6日，季羡林只能又写了一次委托书，在场的人还以证人的身份在上面签了名：

　　“全权委托我儿子季承全权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暨。季羡林。戊子冬。2008年十二月六日于301医院。”

　　据《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