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晓东是曾希圣、余叔夫妇的长女，在总政工作，授少将衔。在她记忆中，父亲曾希圣有许多故事，外人都是闻所未闻。

　　破敌密码

　　挽救红军立奇功

　　1931年11月，曾希圣奉中央命令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就挑起了中央军委情报工作的重担，任军委侦察科科长。侦察工作主要依靠侦察员的胆识与智慧，但因侦察手段所限，敌方的重要活动、重大决策，往往难以侦知，曾希圣十分着急。情急之中，还真生出智来。一天他终于回忆起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有位校友说起“空中截获”情报一事，遂向中央军委提出建立情报部门，开展密码破译工作。

　　1932年初，中央军委设立情报局，因其在总参下设部门中排序第二，又称军委二局，曾希圣任局长。周恩来后来一直称他是中共情报工作“创业的人”。这一年，他不仅多次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电报，还先后破译了国民党的两个密码本。此后，国民党军特聘外国密码专家编制新的密码“特别本”、“猛密本”等，可是使用不久，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就又将其破译。

　　红军长征后，曾希圣与二局部分人员随总部行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电报。在四渡赤水之战中，红军一度将重新陷入敌军的四面围攻之中，大家苦于难以摆脱当前险境时，曾希圣提出一计妙策。这就是利用已经掌握的敌军的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给正向红军猛追的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发电，将两部主力调开。这一着，符合蒋介石经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的特点和弱点，有成功的把握。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大加赞赏，当即令其拟电拍发。

　　此电发出后，周、吴两部果然按“假蒋之令”行动，红军终于避免了一场血战，成功转移。

　　“抗日战争开始后，父亲一直想到作战部队去。1938年12月，毛主席最终同意他调离情报局，因为父亲早已培养了接班的同志，他被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成立，书记周恩来又向中央建议，把他调到南方局军事组，加强南方局的情报工作。2月，父亲秘密抵达重庆曾家岩50号。”看得出，曾晓东对父亲的这些经历，已经非常熟悉了。

　　不久，曾希圣将情报工作打进了戴笠主管的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国民党重要情报便不断传送到中共中央。

　　情报连连泄密，国民党开始警觉，他们嗅出中共一定有重要的“神秘人物”在重庆活动，而且怀疑这个人就是中共情报专家曾希圣。

　　由于曾希圣在重庆已经暴露身份，而新四军正需要充实干部，周恩来与叶剑英请示中央后，决定将他转移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去。恰好此时在重庆的叶挺军长将动身回军部，曾希圣便随叶挺一起离开。

　　“听妈妈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要爸爸把打散的部队收编起来，这些部队后来组建成了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伯伯任师长，我爸爸担任政委。张由于其他工作原因一直没有到位，所以那时爸爸就成了七师的军政一把手。”曾晓东说，“这次爸爸实现了直接带兵打仗，打击日本鬼子的愿望。”

　　屡次“犯上”

　　身正心正路子正

　　曾晓东讲述的故事，有许多精彩片断，下面是她的自述：

　　大约1990年，我去看望李先念叔叔，李叔叔说：“你父亲同我们不一样，他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是一个能成就事业的人。你看吧，红军时期，他第一个搞情报局，了不得呀。抗战时，你爸爸的七师在皖江地区，皖江第一个银行大江银行，就是他办的。建国以后，你爸爸在安徽，又是第一个搞责任田的人。你爸爸就是走得不顺呀，他的有些观点，有些‘犯上’了。”

　　我对李叔叔所说“犯上”的含义,心里是很清楚的。

　　红军时期，为了保证情报部门全天候24小时的正常工作，当时最紧张的物资——煤油，是不可短缺的。煤油除了缴获来的，就是国统区地下党搞来的，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购买，冒着艰险运输来的。我爸爸当时对煤油的使用管得很严，强调节约，那真是惜油如金啊。

　　有一次，爸爸让局里一位同志到后勤部门去领煤油。刘少奇当时分管后勤工作，就对那位同志说：“为什么你们领那么多煤油？全军就这么些煤油，你们二局用得最多。”就没给领。我爸爸听说这个情况，很着急，领煤油是为了发动机器，为了收听敌方电报，没有煤油怎么行？于是他跑到刘少奇那里去交涉，由于话不投机，双方争论起来。我父亲后来拍了桌子说：“我领这些煤油干什么？不是喝，是为了工作!”说完这句话，转身出门就走了。后来经过周恩来副主席协调，煤油最终还是发给了二局。

　　红军时期，爸爸还有一次“犯上”行为。从五次反“围剿”到红军长征中，军委二局整天忙着破译敌方密电，一天24小时不间断工作。有一次，因几天以来敌情一直很严重，朱德干脆就等在他们的破译室里，一会儿轻轻地问一声：“出来了吗？”没有回答。再过一会儿，又问一声：“出来了没有？”仍然没有回答。朱德急了，又轻声地问了一句：“还是没有出来？”我爸一听，“啪”的一声，巴掌拍在桌面上，把周围同志都吓了一跳，“咳！你这样催，还叫我们怎么工作？你还是出去等吧！”朱总司令理解地点点头，微微地摆着双手，小声地说：“我出去，我出去，我在外面等。”边说边退出了破译室。朱老总就这样等在寒冷的屋外，一直到电文破译出来。

　　我第一次听说爸爸的这段经历时，就觉得爸爸怎么这么横呀！其实，这就是爸爸的性格，他在工作状态中，谁都不能干扰他。他拍桌子训斥人的时候，意识里并没有对方是一位首长的概念。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事后是非常后悔的，他找朱老总道了歉，朱老总也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我母亲后来说，多少年了，每当一提起这件事，父亲总是很内疚。

　　爸爸的“犯上”，大多能得到领导同志的理解和谅解，因为他们太了解他了。

　　主政安徽

　　率先推行责任制

　　然而，李先念叔叔说的爸爸“犯上”那件搞责任田的事，就不一样了。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爸爸在安徽省任省委书记，为了使农民能够早日摆脱贫困、能够吃得饱，1961年3月在广州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父亲向主席提出搞分田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也就是责任田。毛主席当时说可以试一试，能增产就是件大事，出了问题就检讨嘛，我们俩各负一半的责任。所以，父亲首先在安徽农村搞起了责任田，并且很快就扩大到安徽80％的地区。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鼓励，安徽的农业生产很快扭转了局面，粮食增产，农民得到了实惠。

　　1961年12月，毛主席把父亲叫到无锡汇报工作，他对父亲说，现在生产恢复了，责任田是不是不要搞了。父亲对主席说，农民刚刚尝到一些甜头，生产局面也刚刚好转，还是再让我们搞下去吧。毛主席没有表态，但显然是不同意再搞下去的。父亲回来后并没有停止责任田的推广，而是继续推广和完善，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受批判离开安徽。父亲走后，“责任田”在安徽被“纠正”。

　　爸爸在揭发批判他的会上，两次检查了自己在安徽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但他对农业“三改”、水网化和“责任田”仍有保留。他说：“至于三改、水网化、责任田到底错在哪里，我自己要进一步检查……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本着有错就改的原则来改正。”

　　这次“犯上”，爸爸被中央免去了安徽省委书记的职务。

　　好在历史总是在进步发展的，198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安徽时专门谈到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还称赞道：“曾希圣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求实好学

　　心中永远的偶像

　　但是在采访中，曾晓东还是很幽默地说：“小时候，其实我并不很佩服爸爸。”接着，她讲了一些相关的往事：

　　读小学时，有同学的家长到学校做报告，讲到红军长征，吃草根吃皮带。我回家问爸爸：“你参加过长征吗？”“是的。”“你吃过皮带草根吗？”“吃过，皮带煮了，还是蛮香的。”我这时就很欣慰：我的爸爸也参加过长征，也吃过草根皮带。

　　“你受过伤吗？”“没有。”我又不佩服了，打仗怎么会不受伤呢？我觉得，爸爸作为军人，总得有个伤疤给我看看。他没有，我就不那么佩服他。

　　有一次，我的同学说：“晓东，你知道吗？毛主席有次负伤，你爸爸背过毛主席。”那时我们都不知道爸爸是从事破译情报密码工作的。

　　我后来就又问爸爸：“你是不是背过毛主席？”爸爸笑了：“你看我这个样子，能背得动他吗？”好像这个英雄也不是他。所以，小时候我并不佩服他。

　　爸爸是个好学的人，对许多学科都很钻研，很有造诣。他还喜欢邀请科学家到家里来作客，农业专家、化学专家、机械学专家等等，涉及学科很广泛。

　　上世纪60年代初爸爸调到华东局，住在上海，实际上是赋闲。他只向市里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派一个木匠师傅给我，兼职的也行。原来，爸爸自己设计，让木工按图制作，他是在试制插秧机。“文革”期间，爸爸遭批判，挨批斗，身心肉体都遭到迫害摧残，但他的试验还是没有停止。他被调西南局时，就又把一些工人从上海带到西南。后来上海在这台样机的基础上制造出了第一台播种和插秧机。“文革”结束后，这第一批的厂长、工人到北京，专门找到我们家，在爸爸的灵前，他们泣诉：“曾老，我们来看您了，我们来向您汇报来了，您当年的试验，我们取得成功了!”

　　刘顺发/文 摘自《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