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间回到2002年9月14日的南京汤山投毒案现场，有关政府部门肯定不会选择那种决然方式：任凭谣言起，硬坐“钓鱼台”。那种火烤屁股、油煎神经的滋味，是那样的刻骨铭心，简直可以说是不堪回首。

　　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后，信息的流动、知情的渴望，与事态的严重程度成正比。越要封闭的信息，其所积蓄的能量就会越大，反弹力度也就越大，突破控制的动力也越大，这是一个规律。在传统思维中，政府部门过于相信自己控制信息流动的能力和资源，往往条件反射般地先捂住再说。事实证明，这往往是一厢情愿。汤山投毒案就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南京满城风雨，另一方面媒体上却风平浪静。这种看似平静背后的舆论潜流，急剧冲击着人们脆弱的神经。各种信息由于得不到有序传播，便夺路而走，以畸变的形式四处弥散，官方放弃了第一时间充分发布信息，客观上为谣言插上了翅膀。谣言流传之间，政府诚信受

　　损，百姓恐慌加剧。更主要的是，这种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政府全力施救所产生的正面效果。

　　2002年上半年，我国发生了南丹特大矿难瞒报事件，同年4月，江西九江也发生了一起投毒案，同样由于瞒报，导致谣言满天、百姓极度恐慌。在这样的背景下，汤山投毒案中政府控制信息的惯常做法，似乎也顺理成章。但到了2003年，非典风波让信息瞒报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厉问责。到了2004年，南京市有关部门在处置“新百诈弹”事件中故意发布假新闻的手法，却又给公众留下了话柄。就在这样的水与火的煎熬中，有关部门对信息公开慢慢积累了经验，同时也加强了信心。到2007年汉中门的天然气爆燃，有关部门滚动发布新闻化解危机，就已经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了。毕竟，网络时代信息的多元传播路径，已经让封锁信息的成本提高，难度加大。不能满足或故意不满足知情权，已经成为杀伤政府公信的一个重要骂名。

　　经历了诸多突发事件的淬火，随着官员的媒介素养大幅提升，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已经越走越稳，不仅有技术，还有艺术了。这既是政治传播理念的进步，更是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让媒体说话，让媒体好好说话，不仅天塌不下来，还可以激励人们一起共克时坚：今年的抗震救灾，不就是一个经典案例么？

　　肖余恨（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