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的笑容里总有一丝忧郁。她的幸福，在2003年8月22日，画上了“休止符”。那天，丈夫翁彪以自焚的极端方式对抗南京市玄武区拆迁办的野蛮拆迁！
翁彪自焚不仅给妻儿留下了伤痛的记忆，更震惊了南京、震惊了全国！它直接促使南京，包括全国对整个城市建设的理念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有什么理由为了城市发展去牺牲个人利益？
一年后，南京拆迁新政出台。这一政策出台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从“舍小家，为大家”到“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它甚至在全国上下引领了“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的风潮。正是这一理念的深层变革，使得拆迁这个“城市第一难”变得不再难，使得2007年轰动一时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最终也在法律的轨道上得到圆满解决。
【极端的对抗】
在拆迁办谈判时，家被夷为平地
“2003年8月22日，我们的家被夷为平地，床垫被拆迁的人扔在地上来回地踩，我的丈夫自焚了，我只要一合眼就会回想起那一天的场景，太恐怖了。”对周洁来说，一切历历在目。
那一天上午11点，秋老虎在发威，玄武区邓府巷同庆里的拆迁工作正在进行。家住同庆里28号的翁彪走出家门，打算为家人买些熟菜。他走后不久，拆迁办的人就上门，转告他的妻子周洁，叫翁彪去拆迁办。
邓府巷位于寸土寸金的新街口黄金地段,2003年6月12日，南京市相关部门就公布了拆迁公告，拆迁的截止日期为2003年8月30日。
到2003年8月22日，邓府巷1000多户居民大多已搬迁，仅剩翁彪及其他20多户居民迟迟不肯搬迁，他们对拆迁费存在异议。
“我们家的房子，建筑面积20多个平方米，拆迁办给出的拆迁费是9万元，不够我们重新买一套房子。”周洁说，翁彪一直在与拆迁办协商，试图将拆迁费争取到10万元。
翁彪又提出第二套方案，要一套65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以解决住房问题。据周洁介绍，拆迁办当时的回答是：别做梦了。
22日11点15分左右，翁彪端了一盆酸菜鱼，拎着2只鸭头，还有一瓶啤酒回来，听周洁说拆迁办的人找他，他就赶紧过去了。“临走时，他叫我等他回来一起吃饭。”周洁说，她做梦也没想到，丈夫一去不复返。
“翁彪刚走几分钟，拆迁办的人便带来了一帮人，冲到我家搬东西，还把我们家放在橱柜后面的一个给助力车加油的汽油桶拎走了。”周洁回忆，接着又冲进来几十个人，“那个场面就像电影里的鬼子进村一样，他们进屋后就把我公公拖出去，推倒在地。后来又像拎小鸡一样，掐着我的膀子把我拎了出去，当时我穿着睡衣、拖鞋，我说这样出去太难看了，请他们让我换一下衣服，有一个男的就扬起手威胁我说‘你再不走老子就打死你’”。
公媳二人被拖到邓府巷小学旁，后来就被围在那里不准再走。“后来我就看到一个伸出像爪子一样的机器，几下就把我们的房顶抓掀起来了，还有推土机轰隆隆几下就把我们的房子推倒了。”周洁眼睁睁看着这一幕，无能为力。“房子眨眼就变成了废墟，东西都没来得及拿出来，床、信用卡、5000块现金，都被人拿走了。”让周洁至今难以释怀的是，照相机不见了，与其一起消失的是里面存着的她和丈夫在中山陵的最后合影。
据邻居回忆，翁彪从拆迁办赶回家中，看到房子已被夷为平地，他大叫一声，转身拾起一个打火机，就折回了拆迁办。
不满野蛮拆迁，他以自焚抗议
“12点半左右，我突然听到了救火龙（消防车）的警报声。”周洁说，当时旁边的住户也惊叫起来，“拆迁办失火了”。
下午1点左右，警察将周洁带进了新街口派出所。“一开始，做谈话笔录，后来就问我翁彪在南京还有什么亲戚。”周洁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果然，当天晚上警察告诉她：翁彪出事了，他在拆迁办公室用汽油“自焚”，还烧伤了拆迁办的其他6名人员，此刻正在医院抢救。周洁一下子蒙了。然而，未等她弄明白，警察将她安排到了同仁宾馆，并派人看守，“等于软禁了”。
“在出事之后，对我老公流传着很多说法，说他是无业游民，其实我老公是有单位的，他是汽轮电机厂下岗职工，下岗后我们一起做冷饮批发生意。”周洁说，老公翁彪平时为人老实厚道，并不偏激，如没受到刺激，不会做出自焚的过激行为。
周洁推测：翁彪在看到自己房屋被推倒之后，肯定怒气冲冲，冲到办公室之后，可能与拆迁办人员发生了争执，在愤怒中将汽油倒在身上，争吵不断升级，翁彪遂点火自焚。
“他们野蛮拆迁，我家翁彪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被逼无奈。”周洁说，邓府巷拆迁过程中，充斥着暴力与野蛮。她回忆，早在2003年7月9日，拆迁办一名工作人员就带领10多名拆迁人员强行爬上她家屋顶将瓦片掀翻。翁彪当时提出抗议：“我74岁的老父亲和12岁的儿子还在屋内，砸伤了怎么办？”不料，对方竟嚷道：“我们不管，我们就是地痞流氓，打的就是你，谁让你不搬的？”
原本住在青石街的王女士介绍，当年拆迁队也一直在伺机强行拆除她的屋子。她清楚地记得，当年7月12日，她的丈夫陈某在阻止拆迁人掀屋顶未果时， 掏出刀片割腕反抗，直到骨头裸露，被刀片划得咯吱响。
“巷子里，用极端措施抵抗的比较多，一个老头子曾把刀横在脖子上站在屋顶，阻止他们野蛮拆迁。”一位张先生介绍。
一位王女士回忆：“当年8月22日上午，我丈夫也准备了汽油，打算在遇到野蛮拆迁时进行抵抗，没料到，翁彪先出事了。”
临终惦记妻儿：你们住哪里？
翁彪出事后，周洁及公公、儿子都被安排住进了同仁宾馆。周洁回忆，当时门口有一扇大铁门，铁门外有8名警察，每天24小时轮流看守。
“我们一家人吃住只准在那间屋子里，每天都有几双警惕的眼睛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周洁说，儿子当时还小，只有12岁，他几次悄悄地问我：“妈妈，我们是不是坐牢了？”
其间，有人代表拆迁办安慰周洁：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尽量满足。周洁的回答是：“我什么都不想要，只要求看丈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周洁说，当时玄武区政府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翁彪的烧伤面积为98%，深度面积78%，伤残3级，医院正在全力进行抢救，每天费用高达1万元，且翁彪病情已有好转。
“如果人活着，他们应该给我探视，我是他妻子呀。”周洁说，8月24日中午，她在再一轮争取探视丈夫无果的情况下，将丈夫的照片放大，买来翁彪当天没有吃到的酸菜鱼、啤酒等，在房屋废墟上搭建了一个简易灵堂。
8月25日上午9点多，周洁终于争取到了探视权，前往南京军区总医院探望翁彪。“我看到我们家翁彪的脸全部肿了起来，头发也没有了，手上裹着纱布，但露出来的手指、脚趾都是好好的，人是昏迷的。”周洁说，当时没来得及细看，就晕了过去。
8月27日，周洁第二次探望翁彪。她回忆，翁彪当时很清醒，见到她就问：“你们现在住在哪里？”由于他的气管被切开了，声音很微弱，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周洁听了泪水不停地流，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住在楼房里，儿子很乖，你放心。”翁彪点点头。
8月29日，周洁一家人经过很大努力，第三次被允许进医院看翁彪。“医生说，我们家翁彪表现得很顽强，精神不错，想吃牛奶、馒头、榨菜、稀饭。”
后来，周洁的姐姐又帮周洁争取到了一次看翁彪的机会。“那一次，翁彪见到我就流泪了，做出要写字的动作，我赶紧向护士要了一支笔给他，他在纸上写了让我今生恐怕都琢磨不透的六个字：手术没有签字。”周洁说，太遗憾了，她没来得及问他，就被陪她看翁彪的人拉出去了。
心里的迷惑越解不开，周洁就越想见到翁彪，9月4日下午，周洁用头往墙上撞，以死拼来了与翁彪见面的机会。“翁彪真可怜啊，他笔挺地躺在床上，眼睛没有神了。第二天下午，我接到翁彪病危及已经走了的消息，我感觉我的天塌了。”
5年了，孤儿寡母学会了宽容
翁彪死后，相关部门给周洁一家，安排了一处65平方米的住处，另外给了26万元慰问金。这是翁彪自焚之前，周洁梦寐以求的，然而，得到它之后，她却多次想到了自杀。
那段时间，她每个星期三都提前去接儿子放学，顺便绕到邓府巷去看看，她甚至傻傻地想，“翁彪肯定在那里等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洁慢慢释怀了。她告诉记者，这一切多亏了儿子这个精神支柱！儿子本来就很乖，翁彪去世后，他更加懂事了。当时，年仅12岁的他，就常鼓励周洁：“妈妈，你每天都要对着太阳微笑。”每年清明上坟时，儿子走在路上就会给她打预防针：“妈妈，我感觉爸爸一直在我们身边，你千万别哭。”
儿子除了安慰周洁，在学习上也尽量不让母亲操心。如今他已上了一所重点高中，成绩十分棒。
现在，儿子已经长成了身高一米九几的大小伙了，越长越像父亲。周洁说，看到儿子她很欣慰。2005年5月，她在消沉一年半后，鼓起勇气找了份工作，用忙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
儿子还常跟周洁说：“妈妈，我们做人要学会换位思考。”
“他的话也让我悟出了一些道理。”周洁说，有了这样的彻悟，心中就少了恨，人活得也没以前那么累，那么压抑了。
逢年过节，她还会去邓府巷给翁彪烧点纸钱，“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悲伤了，更多的是怀念。”“我们家翁彪用一个人的命，换来大家的幸福，相关部门在他死后，提高了拆迁补偿系数。”周洁说，这一点是她最欣慰的，她相信翁彪在天之灵，也会得到一些安慰。
【新政出台】
翁彪悲剧不是简单发生的
“8月22日中午，我第一次和翁彪谈话，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近日，记者找到了玄武区拆迁办拆迁科科长丁小兵，他谈起翁彪的悲剧和南京拆迁新政的出台，感触良多。
丁小兵回忆了和翁彪最后一次谈话的情况：“谈到数额时，翁彪先要十万，但后来又说，‘就算你们肯给我十几万、给我一套经济适用房也没用了，我的家已经散了，什么都没有了！’”
见翁彪情绪突然变化，流露出对人生的绝望，丁小兵说：“我当时就问他，你有什么难处，相信我就说来听听，或许我能帮你。翁彪说了两个问题，一是他承包饭店欠了一百多万外债。二是他见不到儿子，可能当时家里有点矛盾。”
丁小兵回忆，谈话继续了半个小时，翁彪的老婆突然进来了，说：“房子都被人扒了，还谈什么？”翁彪匆匆走后，丁小兵就到拆迁办的二楼吃饭了。当时12点多了，刚开始吃，就有电话过来，叫丁过去一下，结果到了现场，“原来是做坏事，正扒翁彪家的房子呢！”没想到，翁彪回家发现房子被拆了，又折回拆迁办的临时办公室，惨剧就此发生。
事业失败、家庭不和，这些说法和翁彪家人的说法不同。会不会是翁彪为了多拿钱把一些问题放大、以争取拆迁办的同情呢？“有可能，但当时几乎家家都如此，这或许也反映了补偿确实不到位吧！”拆迁人员承认了当时的补偿标准的确有问题。
操作层面有问题，更有深层原因
“翁彪事发第三天，有七八十户拆迁居民集体上访，邓府巷本来已经拆得只剩20多户，可觉得拿的钱太少，走了的人又找回来了！”丁小兵坦言：“我没法推卸责任，当时在操作层面确实有问题，但恐怕还有深层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当时的拆迁政策对居民利益的保障是不到位的！”丁小兵说，当时好多被拆迁户都反映，补偿款买不起房。
“这是真的，我记得邓府巷有一家三口，夫妻俩都没工作。非典时，他们一起当了消杀队员，不困难会去当消杀队员吗？那个女的每次来找我，穿的衣服上下身都不搭配，一看就是亲友给她的。她家的房子补偿款是5万，加上搬家费等一共是5.2万。”丁小兵说，“那女的提的要求是‘只要能给我买个单室套的经济适用房就可以了’。你说一家三口只在一个偏远地方挤在一个单室套里，这要求高吗？我根本没法拒绝人家，可就按这个，那时单室套经济适用房是40m2，一平米1500元，也要6万元！她家还差8000元！我只好拍我的胸脯保证，你们两口子先去找工作！你们申购经济适用房，等到交钱的时候你们把赚来的钱一起加起来，钱还不够就来找我！”丁小兵说，后来他已经调到九华山项目去了，这家人买房最后还差6000元，找到拆迁办，他跟经办人承认有这个承诺，拆迁办出了这笔钱，“以前拆迁都搞承包，拆迁办还是有些收入的。”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日期催得多紧啊！每逢拆迁，政府就要我们给他们报计划，几日几日要走多少户，下面的人给逼得不择手段。邓府巷就是这样倒逼日期，逼狠了！”拆迁办工作人员说。
“2003年、2004年当时南京房价上涨得多快啊，可203号令，也就是老拆迁法里的补偿标准一直没有上调！”翁彪事件后，接任玄武区拆迁办主任的刘高和该办拆迁科长丁小兵都这么认为。
实际上，翁彪事件之前南京就传出了拆迁政策要调整的风声。但邓府巷事件补偿低和工期紧两个原因其实都有一个相同的深层背景：当时南京很多工程都在快马加鞭地干。“政府需要钱搞城建，就要卖地，卖了地自然就要拆迁；而当时政府项目太多，预算不够，补偿标准一调，花的钱又要大大增加，于是就想挨过这阵，等到大部分项目按老标准拆得差不多了以后再提高。”可这一拖就出问题了，“当时翁彪不出事也会有李彪、刘彪，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出问题已经是必然。
翁彪之死推动拆迁新政出台
翁彪之死，直接导致了2003年8月22日之后，直到2004年2月1日拆迁新政出台之前，南京几乎所有拆迁项目全部暂停。
“那时候玄武区政府紧急派人下来，有负责安抚邓府巷上访群众的、有接待媒体的，还有监察组等等，我也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调到了玄武区拆迁办当主任。”时任宁武拆迁公司老总的刘高告诉记者：当时他是负责离此不远的长江南北货项目拆迁，因其富有多年拆迁工作经验，所以被选来“堵枪眼”。
刘高一直就不赞同“拆迁是市场行为”的说法。“2004年前后，全国上下都说拆迁是市场行为，可我从头到尾都觉得拆迁是政府行为，那不是一套房子、一笔钱那么简单，它涉及老百姓的重大利益，政府根本没有办法置身事外。”当年10月11日，刘高到玄武区拆迁办上任，当天就去了邓府巷现场。“当时院子里都是上访居民，我12日就做了一件事，开门接待拆迁居民。”刘高说，“首先我们向被拆迁户检讨，然后我们听他们的呼声，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据他回忆，当时每天从早上8点半谈到下午5点，连续一周来了100多户拆迁户，晚上还要开会；后来人实在太多，他请求区里派领导下来，分了5个房间接待居民，问题记录下来立刻向区里、市里汇报，基本一周之内答复居民。“那时真是开直通车，安置经济适用房的、工作有困难的各个部门都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最后该项目1600多户一共安置了500多套经济适用房，比例之高十分罕见。
10月份，刘高和丁小兵还接到了参加拆迁新政讨论的通知。丁小兵表示，虽说翁彪事件之前新政就在酝酿，但翁彪事件大大推动了新政的出台；而且还大大促进了新政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血的教训促使政府听了很多老百姓的呼声和我们拆迁一线操作者的建议。”
九华山连省领导的亲戚都顺利迁走
2004年2月1日，南京拆迁新政（227号令）在广泛听取了意见后出台。第一个项目选取九华山工程，令媒体和市民没想到的是，负责的竟然是出了事的玄武区拆迁办。
“是我主动请缨的！”刘高告诉记者：他讲了三点理由：第一，玄武区拆迁办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第二，新政有优势，这个项目并不一定很难做；第三，我们有了新政操作的经验，掌握了最新情况，利于妥善解决邓府巷的遗留问题。
“九华山可能是南京这么多年来拆得最好、几乎没有任何后遗症的项目！”丁小兵说，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居民说政策不对的少了！媒体高度关注，什么都公开透明。社会舆论从来没有这样有利于拆迁过！价格没问题，评估办法都是公开的；保障没问题，居民家确实困难的，政府有托底保障线；拆迁程序也没问题，听证、评估、裁决都有详细规定，操作起来有章可循，一定给老百姓申诉的机会，用制度保障居民的权益。
“当时老百姓就体现出坦诚的一面，虽然嘴上不说你好，可由于评估价不算低、操作公平，内心支持的人还是有的！”
记者回访了一位九华山拆迁居民徐兵，她诉苦说，刚刚买了房子正装修就遇拆迁，照顾老人、孩子上学等生活计划被打乱。但她同时也表示“换位思考后，觉得拆迁办的工作人员也很辛苦，政策也公开透明”。最终，她选择支持国家建设，走了人。
九华山的拆迁还遇到一个问题，有一户居民是省领导的亲戚。“当时我们都觉得有点棘手，和该住户沟通，他既不提有这层关系，也不肯搬家。后来我们一视同仁，他和多家住户一起被下达了拆迁裁决书。他没摆任何架子，也没提过分要求就同意搬了。”省里的那位领导也未出面打过一声招呼。
以经济效益为第一考虑的领导少了
或许正是因为法规先进、操作者又端正了态度、改变了工作方法，严格依法办事，九华山拆迁工程原计划3个月拆完，结果56天就全部结束。刘高也从一个区拆迁办主任升到了玄武区房产局副局长。
丁小兵也感觉，自2003年的事件以来，领导们对拆迁的态度有根本性的转变。以前领导们一味看中经济效益，要求“用的票子越少越好，动作越快越好”；而现在是，“在不出事的前提下争取票子少、动作快”，方方面面保障居民利益。“这绝对是拆迁新政实施以来的进步。”
一位前前后后全程推动拆迁新政出台的政府官员婉拒了记者的采访，理由是“现在《物权法》出台了，那个2004年出台的拆迁新政应该又要按照《物权法》做修改了，现在正在等国家大拆迁法的出台，如果再沉湎于过往的业绩未免有作秀之嫌”。
不过他也表示：从翁彪事件到2004年的拆迁新政的出台，实际是我们城市发展的有些理念在变。“以前呼吁拆迁户舍小家为大家，现在不这么提了，城市要搞建设也不能牺牲任何一户居民的利益！以人为本的理念近年来在城市建设中逐渐深入人心”。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近日表示，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建设不仅需要规模、数量，更要宜居，这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城市建设上的体现。
“城市建设以人为本”在推动中前行
上面那位官员的上级当年也全程参与了拆迁新政的出台，记者找到他，他也不愿谈过往的“功绩”。因为在他看来，前面还有很多难题要解决，比如就拆迁而言，现在居民的财产观念、房屋产权观念进一步强化，怎样确定适应这种形势的拆迁政策、解决土地和房子产权不一致的问题恐怕是当下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有一个机制来确保能实现“以人为本”，这就牵涉政治体制中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改革。
就此，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如则表示：政府对官员的考核以前就看GDP，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关注城市的生态环保和宜居程度，因为城市建设归根结底“是要让市民过得更幸福！”但这个幸福怎么保障就是问题所在，它直接取决于政绩考核机制的改革。
■公权和私权，对立又统一
■拆迁不是市场行为，不是一套房子一笔钱那么简单
■城市建设不仅需要规模、数量，更要宜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