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人们不会忘记一个人——胡福明。30年前，他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今年，许多媒体不约而同地都把他列为30年改革开放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什么会是胡福明？30年过去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会出现在当时“思想并不很活跃”的江苏，会出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哲学老师之手？30年过去了，让我们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些不可复制的历史细节会告诉我们答案。

　　提起

　　我不会在任何人的责难面前退缩下来

　　——哥白尼

　　一个孤独的思考者

　　像往年一样，1977年的6月虽然只是初夏，但南京已经是个“火炉”。傍晚时分，一身是汗的胡福明从“书桌”前站起身，和爱人打了个招呼后，手里摇了把扇子走出家门。刚刚吃过晚饭，他得把家里唯一的一张饭桌兼书桌，让给正在读初中和小学的女儿和儿子。

　　刚走出家门几步，他就把烟点上了——一毛钱一包的“雪峰”。胡福明对烟的牌子不讲究，只要能抽出烟味就行。他不是不想抽好牌子，可是对他这种一天接近三包的老烟枪来说，一个月60元出头的工资，容不得他有任何奢侈的念头。

　　走下南大15舍的水泥台阶，穿过三四米宽的一条水泥路，他径直走进了“二号新村”。北京西路二号新村也是南大的宿舍区。胡福明喜欢在“二号新村”散步，这里散落着十来幢宿舍楼，楼前楼后种满了玉兰、石榴、蔷薇等植物，空气清新。

　　“这里的环境有利于思考。”当年住在二号新村的南大老师们，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他：一件白背心，一条大裤衩，一把芭蕉扇，在院子里晃来晃去，当然手上少不了烟。没人特别留意他。在南京，在南京的夏天，被闷热逼出家门、不修边幅的男人比比皆是。

　　但，这个男人不一般。这个男人的脑子里正酝酿着一场风暴，而这个风暴将在不远的“将来”席卷中国。

　　1977年夏天，胡福明42岁，经过几个月的斟酌，关于“真理标准”的思考几近瓜熟蒂落。

　　一场特殊的悼念

　　1977年2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抛出，为正在进行中的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一带有标志性特征的“事件”很自然地成了胡福明思考的起点。

　　可为什么思考的是胡福明，不是别人呢？

　　30年前，胡福明成功地“搞定”了真理以及真理标准的种种界限和联系；3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结论不是事实的简单堆砌，但一定来自相关的事实。

　　让我们把时间稍稍提前到1976年，看看那年冬天，以及稍后的早春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

　　当时，在系总支书记葛林和胡福明（系副主任）带领下，南京大学哲学系的30多位师生正在无锡农村开门办学。所谓开门办学，就是把教室搬到工厂车间、农村地头，师生们白天干活，晚上到工人、农民中间搞调查研究。“我们当时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仓库里面堆了不少农民做的棺材板，还有一些空棺材，我们就睡在棺材板上面。”30多年以后，一头白发的胡福明，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

　　他们是早晨6点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得知总理逝世的。

　　“当时就蒙了。”教授《资本论》的原南大哲学系教师姚诚回忆说，虽然大家知道总理身体不好，但还是觉得太突然了，“我们可是把希望都寄托在总理身上了。”他们强忍悲痛，去镇上买回来一根长竹竿和一面国旗，就在仓库门口降了半旗。正当师生们准备进一步悼念总理时，从上面传来了“不准戴黑纱，不准开追悼会”的通知。“师生们都很气愤，就找到公社党委，双方一商量，就在公社的礼堂布置了一个灵堂。”胡福明说，学生们采了很多松柏枝，扎花圈，“当时大家都寄希望于总理。‘四人帮’反总理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他们批林批孔就是批到总理头上去的嘛。他们要批的大儒就是总理嘛。所以我们都十分痛恨‘四人帮’，上面越是禁止，我们就越要干。”

　　从不满到反抗

　　布置灵堂悼念周恩来，体现了哲学系师生对周恩来的朴素情感，也表达出了他们对“当权者”的不满。这年春天，在南大，在南大哲学系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更体现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反抗。

　　这年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在刊载新华社的一篇新闻稿时，露骨地删掉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文中写道：“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3月26日，南大的学生把25日的《文汇报》贴到了黑板报上，并把那句话用红笔勾了出来。3月28日，被激怒的南大学生抬着总理的遗像，走上了街头。南大的师生集体到雨花台和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南京到处可见反对“四人帮”的标语。

　　“我系学生都去了，哲学系的队伍很长。”胡福明回忆。

　　“有天早上，有一个学生拎着糨糊和标语，在校门口碰到哲学系的舒海青老师，问今天去哪里，舒海青说去火车站。”时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葛林介绍说，舒海青把学生们领到火车站，用熔化了的沥青，把反对“四人帮”的标语刷到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车厢上。

　　还是在那段日子，南大哲学系还发生了一起所谓的“发革命演说”事件。

　　3月29日的下午，哲学系教师郁慕镛应邀到南京图书馆讲授哲学课。

　　“我是骑车去的，一路上看到游行的人群和街上的标语，内心很激动，这是外因；内因是我心里一直就对批邓不赞成，邓小平出来工作后，恢复生产，整顿秩序，效果很好啊。”到了南图后，情绪激动的郁慕镛甩开了讲稿。因为不能公开对抗“批邓”，他就很策略地对听众说，“党中央要求我们排除干扰，牢牢掌握‘批邓’的大方向，《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就是想转移斗争大方向。干扰就来自《文汇报》。”结果，当天有个南大的干部没事来听他的课，吓坏了，就向校党委报告，说郁慕镛在进行反革命演说。校党委立即派出了工作组到哲学系。哲学系两个协助调查的老师向工作组汇报说，“郁慕镛总体上还是‘批邓’的，他最多是犯了错误，不能定性为反革命。”一番解释，把他保护了下来。

　　南大哲学系：一个特殊的小环境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们的思想比较活跃，长期以来，他们在内心中无法接受‘左’的错误思想，但公开场合不敢反抗，只能在私下里议论。”在1998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拨乱反正》（江苏卷）一书中，有一段对南大哲学系教师在文革期间的评价。

　　“在农村劳动时，晚上没有事，又没有读书的地方，关了灯就说黑话，聊天。当时哲学系老师、师生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用历史故事‘含沙射影’地批判江青，比如吕后要做女王之类。师生之间不会告密，这一点没有问题。”

　　南大哲学系成立于1960年，在恢复高考前被称为政治系。政治系主要是讲授马列原著。“可能是因为本职工作就是和思想打交道、研究思想的，我们系的思想就比较活跃。”和胡福明一样，葛林在文革初期就曾经被造反派打倒，1974年恢复工作后，他担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直到1980年代初被学校指派筹建经济系。在他看来，哲学系的老师很团结，而团结的原因主要还是观念一致。“大家都是学哲学的，看问题比较辩证，对‘文革’看法的转变是很正常的。”

　　姚诚在哲学系以敢讲话著称，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和许多老师一样跟着走。“匡亚明校长被打倒了，我们心里接受不了，可还是跟着走的。”姚诚说他对文革有看法，主要是缘于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以及对苏联几个美学家、文学家的批判上。“那些书我们都看过，都是好书啊，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变成黑书了呢？从那时候起，我们几个同志就认为这个运动过头了。”受访的几位哲学系老师也都无一例外地表示，即便是在文革派性最严重的时段，哲学系内部也没有派别之争，“哲学系就是一派，彼此很团结。”

　　有不同意见，老师们习惯到系总支办公室去交流。如果谁“出了事”，系领导总是出面保护。

　　“哲学系是南大的思想重灾区，捅的娄子很多。有一个时期，竟然一下子发生了‘七大案件’。”葛林介绍说，总理逝世后，因为系里频传“总理遗言”，结果招来了7个公安人员。最后都被他和胡福明巧妙化解了。“最难办的是姚诚，别人传话，都能找到出处，把‘责任’甩了，到他那儿却说不清了。”葛林说，有一天，公安人员在系办公室坐等姚诚来解释，“我们赶快派人去他来学校的几条必经之路截住他。”

　　姚诚回忆说，“我当时住在南工（现东南大学）宿舍。系里派了几路人来拦我，我可能走的路都被系里的人‘堵’上了。遇到我后，他们就教我找一个无法查实的源头，比如说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厕所里听说的。我后来也就是这么对公安说的，也就通过了。”

　　姚诚在文革中，还被怀疑是“大鲨鱼”（反动分子），学校的工宣队下来调查，结果系里的老师保护他说，如果姚诚是“大鲨鱼”，那我们都是“大鲨鱼”。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

　　实践中来。”毛泽东说。

　　胡福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思想，它也一定是从实践中来的，而这个实践，从某个方面来说，也包含了“思想活跃的南大哲学系”这个特殊的小环境对他的影响。所谓物质决定意识，所谓时势造英雄，“思想活跃的南大哲学系”为他的独立思考多少提供了些许宝贵的精神支持。

　　“如果他不在哲学系，有可能就写不出来。”姚诚的玩笑话说得不无道理。

　　为什么是胡福明？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7年2月，把目光聚焦到胡福明身上。

　　“我天天读报纸。我学新闻出身，一贯关心国家大事。文革中被打倒以后还天天看报纸呢。而且特别注意社论，因为社论是代表中央的。读到两报一刊的社论后，我感到很惊讶。怎么能这样说呢？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文革的理论路线、重大决策都是毛主席提出的。文革时的中央文件必须要他圈阅和同意。他们这样一说，还搞什么拨乱反正啊？”粉碎“四人帮”以后，已经在南大学报上发表了两篇批判文章的胡福明决定批倒它。

　　怎么批呢？胡福明首先研究了“两个凡是”的本质，发现它违背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它是脱离实践来看认识问题，脱离了实践标准来谈真理问题。它的本质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找到“靶心”后，他决定拿实践检验的标准来攻它。“按当时的情形，不能直接批‘两个凡是’，那我就给它找了个替身——林彪的‘天才论’，它不过就是‘天才论’的翻版嘛。它们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胡福明认为，没必要直接点名，那些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一下子就会看出来，看到了，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的观点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什么创造性，在哲学界，这就是个常识。”但写作和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甚至需要冒着坐牢的风险。

　　不过在胡福明看来，勇气倒是简单的事了。“中国的历史发展已经到了这么个地步，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还能搞文革啊？文革错误的理论政策还能延续下去啊？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啊？那中国不完蛋了吗？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许多中国人仍然在蒙受冤假错案，仍然戴了帽子，仍然还坐在监牢里面，那些蒙冤者的家属多么想获得平反昭雪啊。中国人过的是多苦的日子啊。一个月吃半斤肉、半斤油。物资严重匮乏。民不聊生啊！中国经济在世界要排在末尾啦。”胡福明说，“我们这些人心里面有一个情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责任感。我们这些人是人民、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是贫下中农子弟。我家里的地一半多是土地改革分来的。我从解放后上初中开始，就没交过学费。如果要交学费，我根本上不起学。我上的高中是师范，师范就是吃饭不要钱的，不要学费也不要书费。我读北大、人大，都靠助学金，我要报恩啊。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才学它，相信它是科学是真理。真学真信，还要用啊。”这么一路想下来，胡福明觉得自己就必须要做这件事。“哪怕坐牢，我也准备去啊。再加上我刚好抓住它了，我不砍它行吗？”

　　“我们那时候主要是说‘黑话’，互相之间讲得比较多，老胡这个人比较稳重，他把要说的话都放在了脑子里。”姚诚分析，胡福明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他考虑的是大问题。

　　“虽然真理标准在哲学上不是问题，我们都知道，可是在当时那个气候下，真理标准在政治上是个大问题。”姚诚直言胡福明有胆量，不容易。

　　而这种胆量，除了勇敢，还有看问题的敏锐和解决问题的智慧。

　　这就是胡福明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一人做事一人当

　　从二三月份开始“找靶心”，5月份下定决心写出来，六七月份开始找资料、写提纲，到8月份完稿，寄给《光明日报》，胡福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出于安全考虑，他没有对爱人、对哲学系的同事说这件事情。他考虑的安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同事。“为什么不说？怕株连人家嘛。真要坐起牢来，一抓一大批，大家一起坐牢啊。文革中的教训还少吗？”胡福明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天塌下来他倒霉就是。

　　胡福明的话让人想起哈姆雷特。那个被“生存还是毁灭”困扰的王子在舞台上喃喃自语：这是一个颠倒乾坤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接下来出现的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抽一毛钱一包的雪峰，一天抽两三包。15舍是个筒子楼。一层大概有30多个房间。一家一间，每间十六七个平方米。每一层楼有两个卫生间、三个厨房，一个厨房好多家人公用，洗澡都在卫生间里。那时候大家都用煤炉，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整个宿舍乌烟瘴气的。

　　胡福明一家五口。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这张桌子是饭桌，同时也是他和两个孩子的书桌。每天吃过晚饭，他就出去散步，一方面让脑子清醒清醒，一方面给孩子做作业腾地方。那时候，没有电视，大家睡觉都比较早。等孩子和爱人睡觉了，他就打开台灯，继续忙他的“真理标准”。

　　有一个细节，很多媒体都披露了。就是那年6月下旬的时候，他爱人在工人医院住院开刀。他每天晚上都要去陪夜。爱人睡着了，他就在医院的走廊里看书，写提纲。

　　“写一篇文章是很艰苦的，要定题目，找材料，要推敲，组织论点。”在江苏省政协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里，穿过30年的岁月，胡福明仿佛看到了那个30年前的自己。

　　虽然这篇文章最终如他所愿，一举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并且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可胡福明还是觉得有些许遗憾，“这篇文章文风不好，引用了很多语录，打的是语录战。”

　　过河的卒子

　　文章9月份寄出去以后，经过多次多人修改，经胡耀邦亲自审定，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5月11日，终于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正式发表。

　　一般来说，文章发表对作者来说是个安慰。可是胡福明的心里却惴惴不安。当时国内政局并不明朗，“两个凡是”的力量还很强。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迅即作出反应，表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

　　有一个细节，经过时间的沉淀，如今已经成为经典——文章发表后，有一天，胡福明和姚诚走在南大哲学系，也就是西南大楼的台阶上。胡福明对姚诚说：“这文章闯祸了，我要做思想准备了。”作为10多年的好友，姚诚安慰他说：“老胡，不管怎样，你已经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

　　胡福明说，那段日子，他所能做的是继续工作，继续教学，继续读书，然后冷静观察，准备迎战。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思考和准备以及写作这篇文章时，胡福明在南大，乃至在家里，都是一个“孤独的战士”，但是文章发表后，在南大，在哲学系，他得到的是来自领导和同事、学生的关心和支持。

　　匡亚明校长见到他说，文章写得不错嘛！系总支书记葛林在系里明确表态：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坚决支持他，和他站在一起。5月中下旬的时候，郁慕镛从北京开会回来，给他带来了让人宽心的北京“最新消息”。郁慕镛还不止一次地在系里的会议上说：“就凭这篇文章，老胡就应该评教授。”

　　几乎所有哲学系的师生都支持他，支持这篇文章，这让他感到很宽慰。

　　而事实上，北京确实有人来南大，来哲学系调查胡福明，声称这篇文章是砍旗的。葛林介绍说：“我们告诉他们，老胡的出身和为人都没有问题，他写这篇文章也没有任何背景。”

　　在关键时刻，哲学系显现出它一贯的作风——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的老师。

　　一个人要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

　　胡福明没有坐牢。

　　邓小平于同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表示明确支持，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这个讲话有力地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展开。

　　同年１２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008年12月的一天，73岁的胡福明对43岁的胡福明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的作为就是两句话。第一，我抓住了‘两个凡是’，认为它是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要拨乱反正就要破两个凡是。第二，我用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集中全力去批判两个凡是，整篇文章都解决这个问题。”

　　结束采访前，记者请他谈谈对青年人的期望。

　　这个满头银发的人大声说：“一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一定要有独立思想，要有独立的人格，要做顶天立地的人，要对国家人民负责，干吗精神上要做奴隶啊？”

　　■按当时的情形，不能直接批“两个凡是”，我就给它找了个替身

　　■我的观点没什么特别，只是常识

　　■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