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号，它表明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进行根本的变革。”1983年3月，金陵饭店试营业时，英国《卫报》评论说。
“昆山干得好！都像昆山，小康社会就实现了！”200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昆山时，非常高兴也充满期望地这样说。
当年的金陵饭店，成为世界观察中国走向的一个窗口。
如今的昆山，也正在成为中国未来小康的一个样本。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十年的改革与开放。是改革，使我们冲破了自身的禁锢；是开放，使我们融入了世界，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
推开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今天的金陵饭店深埋于新街口的摩天大厦中，并不十分起眼。但在25年前的南京，乃至全中国，金陵饭店的诞生却有着石破天惊的意义。崇洋媚外的质疑声渐起，为谁服务，如何经营？这些在现在看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却在当时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而西方世界则从中嗅到了中国已经悄然打开窗户的早春气息。“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进行根本的变革。”1983年3月，金陵饭店试营业时，英国《卫报》评论说。
金陵饭店，这栋中国曾经的最高建筑，一出世就“风华正茂”。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来，这幢37层建筑是30年中国的见证者。于是，这栋建筑就成了世人眼里的一个象征：一个突破了禁锢、飞速前行的中国。
中国复苏的旅游业
所有的迹象表明，这个国家正在苏醒。1978年至1979年，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随之全国掀起旅游发展的大好形势。
旅游必须要有酒店，但当时国家财政经受了十年浩劫，资金相对吃紧。而这一时期的归国华侨中不少都是豪富巨商，于是有人提议利用侨外资金建设旅游饭店。这一新鲜事物引起了国内强烈反响，赞成、反对、观望、怀疑，众说纷纭。这事惊动了中南海，邓小平一锤定音：“外资建旅馆可以干嘛。”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金陵饭店的“资助兴建者”陶欣伯先生从新加坡飞到了北京。他要和他的老友、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商谈，希望帮助中国建造一家世界一流的饭店。这个南京出去的新加坡商人敏锐地嗅到了中国正在复苏的气息。
地址选在了南京。这里是陶欣伯的家乡。南京当时的市领导陪着陶欣伯察看了中山门外、玄武湖几块场地，陶欣伯都不满意。最后他们来到了新街口，做土地生意出身的陶欣伯一下子就看中了它。而当时陶欣伯看中的这个地方，是两个很大的棚户区，密密麻麻居住着1000多人。
建造这样的饭店，会有人来住吗？而且，建造饭店的巨资从何而来？
关注程度仅次于“天安门”
陶欣伯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帮助中方向香港汇丰银行借贷4000万美元，由中国银行公证，他自己又拿出800万美元。
后来，当金陵饭店大把大把赚钱的时候，很多人对陶欣伯当初的举动颇为不解，“为什么不独资或者合资来建造这家饭店呢？这样的话，现在赚到的钱不全由你支配了？”
其实，陶欣伯有他自己的苦衷，“当时中国没有投资法，我对国家的政策也吃不透，说实话，我个人的那800万美元，已经做好了拿不回来的准备，万一政策有变，就算贡献给家乡了。”
1980年3月，金陵饭店破土动工。而在饭店的建造过程中，国际社会也透过这建筑本身，窥见了中国改革的身影。
日本的《朝日新闻》在1983年4月报道说：“这家饭店能否获得成功，将是中国整个饭店行业能否现代化的试金石。”
而英国《卫报》的评论则显得更有深度，它在题为《中国正迅速采取行动发展旅游业》的文章中说：“豪华的金陵饭店将于下个月开门营业……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进行根本的变革。”
加拿大、港澳等媒体也对金陵饭店的建造和开业作了大量的报道。金陵饭店作为中国的建筑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在境外媒体上的曝光率，估计仅次于北京天安门。
管理模式：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变
但是，建造好的金陵饭店才仅仅是个开始。国际五星级的水平和管理到底是怎样的？当时，金陵饭店的性质是自行管理的国营企业。它的党委书记是张海萍，原南京市外办主任；而总经理周鸿猷也是从苏州外办的位置上调过来的。他们执掌金陵饭店的原因是有多年接待中央首长和外宾的经验。
饭店的领导层任命中，政府色彩浓厚。
在金陵饭店开业一年之后，加拿大的《镜报》批评中国饭店的管理：“实际上，中国的饭店管理跟不上时代，是长期以来，采用招待所的经营方式，吃惯了大锅饭，盈亏不是管理人员的责任所致。”
金陵饭店会不会也成为一个招待所？金陵饭店的领导层开始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决定派出员工，到境外优秀的酒店去学习一下。于是，首批12员“大将”来到香港，进驻著名的文华东方集团的怡东饭店“取经”。
40多天后，他们学完了半年的课程，回到了南京。他们引进香港现代化饭店先进的管理体系和科学的运转程序，结合国情制定了严密的规章制度。
一个市场化的管理模式诞生了。
1985年2月，邓小平视察南京，在金陵饭店听取汇报。邓小平听说了这种“从效仿到自创”的管理模式，赞赏地说：“你们现在不是管起来了吗？管得很好嘛。”并叮嘱：“你们一定要在改革上下功夫，把饭店管理好。”
一个观望世界的窗口
金陵饭店成了一个让世界看见我们的窗口，而我们通过这个窗口，也发现了世界，因而改变了自己。
金陵饭店开业之初，迎来了一个欧洲客人。这个客人在到达中国之前，买了很多的牙膏牙刷和吃的东西。原来，在这个客人的印象中，中国应该还是个穷得一无所有的国家。但是，当他入住饭店后才发现，中国的发展实在是让他大为意外。在离开饭店时，他的房间里扔满了没有用过的日用品。
金陵饭店完全成了中国对外的一个窗口。她骄傲地向世
人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但是，她所展示的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成绩。
以前，中国客人手里总是提着一个大哥大，接电话的时候会在大厅的地毯上走来走去，喉咙里发出吼叫的声音，但现在，客人的手机基本都调到了震动，接电话的时候也不会大声喧哗；以前，中国客人喝咖啡的时候要用勺子，现在，他们是如此优雅地端起咖啡杯来品尝；以前，无论是客房还是大厅，到处都是吸烟的人，现在禁烟的楼层越来越多了……
金陵饭店第一楼的位置保持了10年。上世纪90年代之后，南京城建速度加快，金鹰国际商城以58层216米的高度结束了金陵饭店“鹤立鸡群”的历史。1998年，南京商茂世纪广场开建，其高度为218米，超过了金鹰，成为世纪之交南京的“第一极”。
但这样的高度还在挺进——大行宫新世纪广场53层高232.2米、绿地广场紫峰大厦88层高450米……现在，我们身边的这座城市越长越高。
“在南京住了这么多年，最爱的建筑还是金陵饭店。”一个作家曾经这样称它。
这是个建筑的奇迹，也是这个时代的奇迹。
南京向东300公里的“小康样本”
30年前，苏州市8个县，昆山排名末位，被戏称为“小八子”，名不见经传。而现在，昆山已经连续3年为全国百强县（市）之首。今年，昆山又和浙江温州等一起，被评为改革开放30周年18个典型地区之一。蜂拥而来的记者和前来取经的政府官员都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昆山的成功秘诀到底在哪里？
昆山没有模式。正如昆山的老书记吴克铨所说，昆山的发展从来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方法，有的只有那股敢于创新的精神、善于研究世界的眼光和永远关注民生的追求。
回顾这20多年的历程，我们窥见了昆山、苏南乃至江苏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清晰轨迹。
“台”风中的一条街
昆山是苏南发展的缩影。而位于昆山开发区的黄河路又很清晰地展示了昆山发展的足迹。
今年10月底，黄河路刚刚完成了拓宽和亮化。道路两旁的树木上，悬挂了许多彩色的小灯，一到夜晚，灯光璀璨。这条仅有300米长的街道坐落着近20家台湾餐馆。走在这条街上，看着古早人、彰化肉圆等店牌的名称和时不时冒出来的“槟榔有售”的招牌，真让人有恍若置身台湾街头的感觉。
邱垂福是在黄河路上开第一家台湾餐馆的台湾人。这个喜欢喝白开水的商人在台湾可是一位大厨，曾经在宝岛开过烹饪的培训班，专门教人如何烧江浙菜。
但是现在，他却要不辞辛苦地教人如何烧出正宗的台湾小吃。邱垂福的店名为“古早人”，在台湾的俚语中意思为“古时候的人”，台湾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台湾人开的饭店了。
邱垂福是在1999年的时候到的昆山，厨师出身的他一直想在大陆开一家台湾菜馆，在考察了很多地方后，他选中了昆山，最终又在昆山选中了这条黄河路。
但是，上世纪末的黄河路还是一条偏僻的小巷子，而在更早的时候，只是一条泥泞的乡间小路。
邱垂福看中了这条路的地理位置。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正确。当时的昆山开发区正在兴起，台湾人正陆续前来投资。还没发展起来的黄河路当时只有一家小型的百货商店。每当周末的时候，台资企业厂里的班车就会载着台湾人过来购物，渐渐地，黄河路周边成了台湾人的聚集地。
“看着它从一条破落的小路发展到如今的繁华，想想这条路的命运正和昆山一样，从一个农业县到如今的工业城，只能说昆山一直在建设，也一直在进步，而这又让我看到了过去台湾发展的影子，是如此相像。”邱垂福感慨地说。
市场意识的回暖
但在25年前，黄河路什么都不是，杂草丛生，周边长满芦苇，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而昆山也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县。但改革的力量已经在蓄积。
1983年2月，邓小平乘坐专列前往苏州、杭州等地考察。当时，苏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已位于江苏省前列，到1982年底，国民生产总值达47.61亿元，人均接近800美元。
看到这么好的经济形势，邓小平很开心，问道：“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江苏的同志告诉他，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归根结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
听完汇报，邓小平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邓小平的这番话为江苏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调。而在当时的江苏，包括苏南，确实还存在到底该如何发展的争论。而这样的争论尤以昆山为甚。
当时的昆山还是一个产业结构单一的农业县，靠种水稻、蔬菜为主。它的工业经济排到了当时苏州市所辖6县之末，人称“小六子”。
1984年，52岁的吴克铨走马上任，担任昆山县县长。这个年龄已经“超龄”的县级干部发现，昆山已经错过了好多次机会。
那时，人们的头脑还被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和“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所禁锢，许多昆山人满足于“土地资源多，分配不算少，生活蛮可以”的状况。
履新的吴克铨有了很强的危机感，如果还不改变，差距将越来越大。
昆山的行政级别只是一个县，如果要等到国家拿钱出来安排昆山建设一个县级的开发区——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与当时14个沿海开放城市相比，昆山要搞开发区，引进外资，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受到很大的制约。
“政府企业家”到“政府管家”的转变
吴克铨准备把“宝”押在上海身上。昆山计划划出一块完全由市场经济主导的工业地块，以“工业小区”的名义做试验。“东依上海，西托三线”是吴克铨的主要设想，让上海的企业来搞联营，把大城市转到山里的“三线”军工企业再引过来。
在选址上，昆山内部出现了3种不同声音，选在巴城镇、花桥镇还是主城区？县内各级部门分析：如果把“工业小区”放在偏远的小镇，昆山根本没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依托老城区原有的基础管网，才能发展工业。而即使失败，就当旧城改造。
就这样，工业小区在一片反对声浪和不确定的预期下，被“安放”在昆山东郊西河大队的一块3.7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这个“工业小区”，就是现在昆山经开区的雏形。黄河路这条泥泞小路也因此有了自己的名字。
但当时，刚刚闯出来的昆山还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在吴克铨的回忆中，他们的政府更多的是在扮演着一个企业家的角色。
吴克铨为了给新生的工业区引进更多的企业，带着人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去拜访。到了春节，还召开“家乡座谈会”，把有职务有身份的昆山人请回来，希望他们为家乡出谋划策。通过这些努力，金星电视机厂、凤凰自行车厂等大企业陆续登陆昆山。
这样的发展模式在整个苏南地区都存在。政府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无时无刻不在创办和管理企业。虽然在走市场经济的路子，但政府的计划行为仍然暴露无遗。难怪多年之后，吴克铨的朋友“笑话”他，说他“亿万富翁，两手空空”。
但随着外资企业的进入，政府的管理模式已经在发生改变。郑宝堂是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捷安特落户昆山。多年之后，郑宝堂在全国各地又投资兴建了很多厂房。虽然有些城市的政策更为优惠，但郑宝堂一直舍不得昆山这块土地，“官员廉洁，办事效率高，这可能和他们开放得早有关系。”郑宝堂分析说。
“昆山的政府从来不说我要你做什么，而是说我帮你做什么；从来不说不准你做什么，而是说你可以做什么……”昆山市政府的有关负责人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如此说道。
在昆山，甚至在苏南，台商协会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个协会被当地人称为“第五套班子”。昆山的台商协会成立于1998年。昆山大部分的台资企业都参加了台商协会，因此，昆山市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台商协会这个民间组织。
但这个民间组织和其他的组织并不一样，因为有政府的官员担任了协会的实职，如台办的负责人就在这个协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台商协会在昆山之所以被称为“第五套班子”，在于其对昆山市政府出台政策影响比较大。近年来，昆山市政府在和台商协会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还听取了台商的意见，推出了相应的服务措施。
百姓是最大受益者
谁从改革中受益最多？正如吴克铨当初所说：无论作出怎样的决策，一切以使老百姓富裕为目的。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昆山，非常高兴也充满期望地说：“昆山干得好！都像昆山，小康社会就实现了！”
20多年前的那场改革几乎可以完美地落脚在住夏驾园社区的丁玉英身上。丁玉英原先是昆山开发区兵东村的一个农民，丈夫在开发区一家外资企业上班，自己在一家民营企业打工，儿子在南京财经大学读书。
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有近万元，供养儿子上学绰绰有余。三年前，政府征地，丁玉英在夏驾园分到了三套房子，面积有255个平方。她卖掉了其中的一套，又把另一套出租，每月获得600元的租金。剩下的一套他们自己居住。
丁玉英是14000多名夏驾园居民中的一个。随着开发区渐渐扩张，政府把失地的农民组织起来，专门建造了一座类似于小城镇的夏驾园社区，社区里有康乐设施、有警务室、有菜市场、有医院……农民完全变成了城里人。
正如黄河路只是昆山的一条普通街道一样，夏驾园也只是昆山的一个普通社区，而丁玉英更是昆山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这些富足而幸福的昆山人，正是昆山三十年发展的最好说明。
■邓小平一锤定音：“外资建旅馆可以干嘛。”
■我的那800万美元，已经做好了拿不回来的准备
■国际社会透过这建筑，窥见了中国改革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