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孟小冬这个名字，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已不单单是一代红伶，一介名优，而是一个在旧时代受封建遗毒侵害、历经坎坷的悲惨女人。很多人为她两次为人妾、一生无后而掬同情之泪。于是，无论何时提及孟小冬，总绕不过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梅兰芳。本书还原历史，廓清真相，再现当年被风传一时的梅孟之恋，讲述那段已经远去的恩怨情仇。
[上期回顾]
和梅兰芳分手后不久，孟小冬和杜月笙的关系就确定了下来。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孟小冬则寓居北平。抗战胜利后，梅兰芳重新登台，孟小冬则跟随杜月笙到了香港。1950年年底，杜月笙和孟小冬结婚，算是给了她一个名分，此后不到一年，杜月笙病逝。
孟小冬收的徒弟都是票友
此后，孟小冬在香港的生活，又变得单纯起来。她没有家庭，更没有子女；没有人让她牵挂，更没有人需要她伺候。她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这个时候，马连良、张君秋、杨宝森早已离开香港返回了内地，艺人们聚在一起办个小型堂会的机会也没有了。她以什么打发时间？抽大烟。唯一的朋友，是琴师王瑞芝。平时，他给票友吊嗓说戏，以此为生。他偶尔会去看看孟小冬，在杜月笙死后，她一个人的时候，他成了她唯一期盼的朋友。
有一天，王瑞芝又来看她。闲谈中，他提到有一个唱余派的人想拜她为师，这人叫钱培荣。关于收徒，她似乎非常不热心。她是不好为人师吗？也许是，但以她自己的说话，是体弱多病，没有精神。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她内心深处，似乎并不想将自己的艺术传承下去。据说，晚年她定居台北时，来了吊嗓的兴致，居然将窗子关得严严实实，还将窗帘拉上，生怕被别人偷听到。有人认为她相当自私。其实，旧时代的艺人，大多不愿传艺。“艺不传艺”是那个时代的约定俗成，原因是艺人地位低下，生活不易，生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自己。孟小冬只是遵循了旧俗而已。
很多人都想拜孟小冬为师，但也都知道她不收徒。钱培荣之所以大胆提出拜师，是因为在几年前，他作为杜月笙的弟子到杜府吊嗓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孟小冬听到他唱《武家坡》，就对杜月笙说：“这是余派圈内的唱法。”杜月笙说：“那你干脆教教他。”孟小冬说：“他是你的学生，又不是我的学生。”从她的口气中，钱培荣听出来，如果他是她的学生，那她一定会教他的。这让他看到了拜师的希望，于是先说服王瑞芝，让他做说客。
王瑞芝旧事重提，孟小冬也记得当时她和杜月笙的那段对话。看在王瑞芝的面子上，她有些动摇。又想想她如今孤身一人，无所事事，还不如收个徒弟，吊吊嗓子说说戏，也好打发无聊的时间。就这样，她点了头。
钱培荣高兴极了。不过，他了解孟小冬的脾气，不敢擅自登门。有王瑞芝做中间人，他似乎还嫌不够，又恳请余叔岩的挚友孙养农代为引荐。当时，孙养农正在编写《谈余叔岩》一书，常常劳烦孟小冬。孟小冬很支持此事，积极配合协助。后来，她还亲笔为该书撰写了题为《仰思先师》的序言。有王瑞芝，又有孙养农，收徒的事儿，便说定了。不过，孟小冬第一次收徒，不仅收了钱培荣，由钱培荣推荐，她同时还收了曾经跟她合作过的赵培鑫。赵培鑫特地从台湾赶到香港，和钱培荣共同参加拜师礼。
之后，孟小冬又先后收了黄金懋、李嘉有、蔡国蘅、吴中一、严许颂辉、许密甫等为徒。颇有意味的是，她收的徒弟，没有职业演员，都是票友。其中缘由，无人确知。难道是对她失守“不收徒”诺言的一种代偿？
孟小冬醉唱《贵妃醉酒》
1952年秋，孟小冬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私人聚会。聚会的目的是为画家张大千送行。早年，张大千和余叔岩交情深厚。当时，参加聚会的还有著名小生演员俞振飞、黄曼耘夫妇。酒过三巡，有人提议孟小冬唱一段。她没有推托。令人意外的是，她自说多喝了两杯，有些醉意，因此唱一段《贵妃醉酒》似乎最合适。而且，她让俞振飞夫妇客串高、裴二力士。
三人即兴唱了起来。对于演唱本身，无甚可说，关键是她唱的是《贵妃醉酒》。谁都知道，这出戏是“梅派”名剧，是梅兰芳的拿手戏。俞振飞曾经和梅兰芳合作过这出戏。孟小冬真的是因为有些醉意而想起了《贵妃醉酒》，还是看见了俞振飞而想起了曾经跟她合作过的梅兰芳呢？何况，她唱这出戏，有十足的“梅派”风韵——当年，梅兰芳教过她，可以说，她是梅兰芳最亲密的弟子。人在醉意之下，最能显露内心深处的隐秘。在失去了杜月笙后，她是不是又想起了梅兰芳呢？
张大千的确想起了梅兰芳。他清楚地记得他跟梅兰芳交往的每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到梅家，梅兰芳正在画画。见到大画家，梅兰芳诚恳求教：“八爷，您说说画美人的道理。”张大千笑言：“你为什么问我如何画美人呢？你自己就是一个美人。”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上海，梅兰芳为张大千送行。席间，张大千对梅兰芳说：“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梅兰芳不解：“您怎么自称是小人呢？”张大千笑言：“你是君子——动口；我是小人——动手。”
说到“君子”和“小人”的故事，大家都笑。唯有孟小冬，以醉意掩藏了自己。谁也不知道，此时，她的内心，是波涛汹涌，还是心如止水？
传说梅兰芳曾赴港劝孟小冬回去
留在内地做了政府官员的梅兰芳的生活不可能像孟小冬那样清闲，他忙碌而充实。自从由沪迁京后，他的社会活动更加频繁：他与郭沫若、周扬、丁玲、冯雪峰、曹禺、赵树理等50余位文艺界代表出席了全国文联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举行的座谈会；他随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全国剧协改组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后，他任副主席……
尽管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十分频繁，但梅兰芳内心钟爱的仍然是京剧表演。即便是政治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头上的政治光环越来越多，他依旧难忘他为之奋斗了半生的京剧事业。因而，从解放初到他去世前的十来年里，他除了为中央领导演出、庆典演出、赈灾义演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营业戏的演出。当然，他最多的是上山、下乡、进部队、上前线四处慰问演出。他自己曾做过比较，新中国成立前他只到过几个大城市演出，新中国成立后，他到过的城市达17个省。在所有的演出活动中，梅兰芳自说“工农兵观众占了最大的比重”，而最让他难忘的、意义也最重大的莫过于随朝鲜慰问团赴朝演出。
不知道孟小冬对梅兰芳的这些活动究竟了解多少，但是，从旧时代走进新时代的艺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她应该有所耳闻。然而，她似乎没有返回内地的想法。马连良、张君秋他们回去了，她不为所动。后来，俞振飞也回去了，她仍然无动于衷。就连她的琴师王瑞芝也于1955年返回上海，加入上海新民京剧团。对此，她还是没有动心。
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传说，梅兰芳曾于上世纪50年代到过香港，和孟小冬秘密相见，目的就是为了劝她回去。此说令人怀疑。有人自内地到香港，面见孟小冬。闲聊中，孟小冬很随意地问起留在京、沪的京剧艺人，却单单不问梅兰芳。此人也不避讳，主动提起梅兰芳。她没有拒绝倾听，但她什么话也没说。即便此说是事实，结果也很明显：她仍然滞留在香港。也许正因为连梅兰芳都不能说服她，之后，章士钊也好，奉周恩来之命的马连良也好，就更不可能让她改变心意了。对于她坚持不回内地，有人猜测，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梅兰芳，一是因为杜月笙。她知道梅兰芳当时的政治地位，他已经是政府的人了，而杜月笙早年曾经参与过屠杀共产党。她跟梅兰芳有过一段情，她又是杜月笙的妾，回去后的命运会如何？她难以想象。
转眼到了1959年。这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这一年里，梅兰芳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是公演了他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部大戏《穆桂英挂帅》。自抗战初期梅兰芳编排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之后，二十多年来，他再也没有一部新戏问世。除了抗战八年暂别舞台和新中国成立前三年政局混乱外，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间，他也未能拿出新戏，这不能不令人遗憾。要论原因，不是他不想，而是实属无奈。这是时代所致，梅兰芳迫不得已。
梅兰芳和孟小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