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我已进入了老年，回忆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青春，一个多么令人心醉的词。我不后悔，因为我的青春岁月，有她相伴。如今，她离开人世近二十年了，对我来说，即便是回味和她在一起的日子，也是件幸福的事。

　　为见她，我成了供销社“老主顾”

　　上世纪50年代，我出生在秦淮区的一户普通人家。

　　1970年，父母带着我和三个妹妹下放到了沭阳农村。那时，我已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但为了回城、有一个美好未来，我一直紧紧约束着自己的感情。

　　23岁那年，我被就地分配到农业银行，做上了会计，从此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时，我压抑多年的爱情“苗子”悄然萌发。

　　那年底，经朋友介绍，我的“初恋”开始了。

　　她叫兰，是供销社的营业员，生母在她十岁那年就因病去世了，后母对她非常不好，斥责和打骂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这些也造就了她内向、保守的性格。因此，在朋友的说合下，我们把“第一次见面”约在了她的柜台前。

　　隔着冬日的晨曦，我看见了柜台前亭亭玉立的她：虽然个子不高，皮肤也算不上白皙，但一双大眼十分讨人喜欢。自打第一眼看见这个长相小巧而周正的姑娘，我便打定了和她继续交往的主意。

　　那次，隔着柜台，我们简单地聊了双方的家庭、工作。临走，她还跟我说了句：“下次再来！”我如获至宝：原来她并不排斥我！

　　自那以后，我展开了强大的“爱情攻势”。因为我工作的银行距离供销社并不远，于是“偶遇”变成了“常遇”，我也成了她的“老主顾”。

　　她父母看不上我这个穷小子

　　这样的甜蜜生活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1977年初，她在供销社任书记的父亲从同事的口中发现了“蛛丝马迹”，经常暗中“视察”女儿所在柜台的“营业状况”。看见我只往一个柜台“常出常进”的样子，他明白了一切。

　　在他眼中，我只是个从南京下放来的穷小子，一向对下放户有偏见的他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那天回到家，他让兰答应与我断绝一切来往，没想到兰是那样刚烈，从头至尾一个字都不肯说，她的父母在暴怒之下就把她痛打了一顿。

　　第二天，我到单位时，看见我的办公桌上堆着这段时间以来送给她的所有礼物。领导告诉我，这是兰的父母送来的，临走时，他们还丢下话：“让他们不要再联系，我很快就会把兰调去县城里工作！”

　　过了一天，我照常去供销社找她。谈到她所受到的委屈，我恨不能替她承受，而她还是和以前一样，给了我一个微微的笑，说：“你不要为我担心，等我调去了县里，我们就能获得自由了！”

　　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光明正大地来往，只能通过朋友给对方传递着彼此的消息。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她的父母还是发现了我们的来往，对她往往劝说不成就是一顿暴打。

　　背着父母，她和我尽情相爱

　　1977年底，她在父亲的一手操纵下被调去县城一家针织厂做工人。报到当天，我就在办公室接到了她的电话，我们相约当天下午三点，县城城北公园不见不散。听到她的声音，我激动不已，当即向单位领导请了假，跨上自行车飞奔了近三十里，赶到公园门口。

　　在公园里，我搂着她走过长长的林荫道。我们约定，虽然感情处得很辛苦，但我们彼此都有信心患难与共！那天，我紧紧搂着她，直到把她送回宿舍。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眠，想起这份来得太晚的自由，就兴奋不已。

　　一个月后，我去上海出差，千挑万选给她带回了一条白色纯羊毛围巾和一把檀香扇。看着这两样不会被强行“退回”的礼物，她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往后的每个周末，我都会骑上近三十里路去县城找她。不论河岸边、堤坝上还是郊外的农田都有过我们相依相偎的画面。那阵子，全国热映越剧电影《红楼梦》，我和她足足把这部电影看了三遍，只希望宝黛的悲剧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

　　两个月后，我提议让她去我们家“玩玩”，没想到她竟一口答应了。工资不高的她还特意买了一盒平常根本舍不得买的饼干作为见面礼。文静、贤惠的她跟我父母以及三个妹妹相处得非常融洽。对她家里的态度已经知晓的父母在席间郑重地告诉我们：“你们好好相处吧，以后的事情，还得靠你们自己努力。”

　　那时，她常常上夜班，我一有时间就去单位陪她。她在车间工作，我就在她的宿舍里等着她。第二天早上，她还会为我亲手做一碗拿手的面条，我吃了面条，再赶回自己的单位上班。

　　我探亲回来，她把定情物退给我

　　就在我们爱得如火如荼之时，她的父母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她，前后给她介绍了几个对象，她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人家。时间长了，她的父母就开始怀疑我们的来往并没有断，于是，便威胁她，如果再不与我断绝来往，就立刻把她调回供销社。

　　1978年11月，我请了探亲假，回南京探望父母。在家里待了一周左右，便回了单位。路过针织厂时，照例把她从厂里叫了出来，本以为是一次甜蜜的相聚，没想到，她把那把檀香扇递给我，告诉我：“我看，咱俩的事还是算了吧！围巾我留下，扇子还是还给你。”我急了，问她为什么，她只是一个劲地哭。我知道，一定是她的父母又给了她压力。之后，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那时邮局是我常去的地方，那个年代的小地方，管理很差，所有的信件都散放在桌上，一次偶然，我看见了一封她寄给她父母的信，信很厚，我知道，那一定与我有关！把信拿在手上，再放下，如此四回。我太想把这封信拿走、太想知道它的内容、太想知道兰为什么突然和我分手！理智告诉我不能这样做，反复斟酌，我把信放回了桌上。

　　最后一面，我送她一袋苹果

　　自在针织厂一别，我便没再见过她。大约半年后，才在供销社一个营业员的口中得知她结婚了，对方是个公务员。不久，我也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是兰当年的同事，也见证了我和兰的情感全程。1980年，我们结婚了。

　　一晃五年过去了，我去县城开会时，得知她生了病。我替她着急，后来，她在她妹妹的陪同下，应邀来到了我住的招待所，瘦小的她穿着长长的黑大衣，脸色苍白。那次，没有握手，没有亲热的语言，甚至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她病情的话，不多时她便起身离开，走时她竟然给我鞠了一躬，我非常惊讶。把她扶起后送她回去，路上，我为她买了一袋苹果，取“平安”之意，我祝她一生平平安安！

　　1990年，我终于可以和爱人以及孩子一起迁回南京了。我准备在回城前，与她做个“告别”。

　　辗转多次才联系上她的妹妹，她告诉我，原来，一年前，因为肠癌，她撒手人寰！我非常痛苦，跑到当年见证了我们感情的河堤上，大声呼喊她的名字，然而一切都不可能挽回了！

　　现在，每年的清明，我都会朝着北方为她深深鞠上一躬，感谢她给了我一段刻骨铭心的爱，让我有了一段丰富多彩的青春。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幸福！

　　快报记者 钟晓敏

　　实习生 吕为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