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86岁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走完他人生最后的旅程。而早在7年之前他就留下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妻子的墓地旁。在那篇传诵一时的《别了，司徒雷登》中，司徒雷登因为成了“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在其逝世后若干年里，他的助手兼挚友傅泾波虽用尽各种努力却无法实现其心愿。

　　●司徒雷登骨灰为何葬在杭州？

　　●他的生前愿望为何难以实现？

　　●他的骨灰回归中国经过哪些曲折？

　　燕大校友向老校长敬献鲜花

　　2008年，在多方努力下，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于杭州安贤园。就在外界对安葬做出种种政治解读时，替父亲傅泾波了却心愿的傅履仁却平静地说，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热爱中国的美国老人，终于完成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愿望。

　　入土杭州

　　11月17日，杭州安贤园，身着深蓝西装的傅履仁一脸肃穆地凝视着他面前的墓碑，墓碑上的字很简单：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傅履仁说，“他的老朋友、也就是我的父亲傅泾波尽他一生的努力没有成功，今天我们终于把这件大事完成，司徒雷登和我父亲也可以安息了”。

　　专程赶到杭州出席安葬仪式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称司徒雷登是“杭州的儿子”：“中国是司徒先生热爱的国家，司徒先生也完成了他的旅程，因为他出生在杭州，今天他回到了这里。”雷德更多提到的是司徒雷登作为燕京大学校长这一教育家的身份，赞扬司徒雷登为当时的燕京大学、也为后来的北京大学打下的良好基础，最后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司徒大使地下有知，他看到今天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我确信他会非常高兴的。”

　　雷德大使及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康碧翠（Beatrice Camp）女士的出席，引来了外界的关注。“其实我并不想把它变成一个大事件。”傅履仁在接受采访时很坦率地说。他也透露了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故事。

　　傅履仁说，当骨灰之事终于落实后，他的初衷是想一个人把司徒雷登“安安静静地带过来”安葬。可是后来他发现，如何将骨灰带来，却是一个具体而棘手的问题。

　　司徒雷登去世后，其骨灰一直由傅泾波保存在华盛顿的家中，傅履仁的记忆中，“放在家里供着”。骨灰盒外表是一个木制盒子，上面有一个铁把手，拎起来约有16公斤重。军人出身的傅履仁知道，美国的航空安全管理非常严格，如果是他自己私人携带回中国，恐怕很难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

　　傅履仁于是委托他的朋友、前任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向TSA（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咨询此事。TSA的答复是如果以私人身份运，恐怕会有很大麻烦。他们建议傅履仁将骨灰盒拿到殡仪馆，让他们帮忙把骨灰取出来。“我找到殡仪馆，他们帮我取掉木盒子上的四个大铆钉，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一个铜焊的结结实实的密封盒子，如果想把骨灰取出来，只能把它全熔掉。”于是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

　　“这时我太太提出，司徒先生是前驻华大使，你为什么不走一下国务院的渠道？”傅履仁眼睛一亮，于是试着跟美国国务院联系，但一直没有回信。傅履仁还曾想找到白宫，在布什总统今年8月率团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带过来，但考虑再三，又觉得不妥。而中国这边，浙江省方面已将安葬仪式的正式日期确定下来，傅履仁很是着急。某一天，他突然接到来自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对方告诉傅履仁：“我们将为你运过去。”

　　后来的事情顺利得让傅履仁意外。傅履仁把放在家中42年的骨灰盒送到美国国务院后，由他们安排飞机运到上海——傅履仁后来看到了美国方面的运输报告单，“他们还为司徒老先生买了一个单独的‘座位’”。

　　几天后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的电子邮件，则让傅履仁有些意外。在邮件中，雷德很客气地说：我想来参加这个仪式，不知是否合适。傅履仁马上征求浙江方面的意见，后者没有表示异议。“我也没想到此事升级了。”傅履仁本来计划自己把骨灰从上海带到杭州来安葬，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方面表态一切由他们来处理，他们派专车专程把骨灰送到了杭州。

　　傅履仁说，司徒雷登在美国也很受尊重，很多人知道他写的《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一书，也知道毛泽东写的那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他们明白，毛泽东写那篇文章不是批评司徒雷登，而是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

　　安葬仪式上，几个白发苍苍的燕京大学校友蒋彦振、国仲元等把一束洁白的百合花轻轻放在他们老校长的墓前。国仲元后来说，很多燕京老校友在网上看到这张照片，打电话以诉欣慰之情，其中一个电话来自吴青，她告诉国仲元：“如果我父母（吴文藻与冰心）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沉重的遗愿

　　“临来中国之前，我特地赶到华盛顿父母的墓地去，我在心里默默地跟他们说：这件事情我终于完成了……”傅履仁长舒一口气，缓缓地说。

　　傅履仁说，司徒雷登中风后，父亲傅泾波将他接到家里照顾。在傅履仁眼里，父亲傅泾波对待司徒雷登，像亲生儿子对待自己的父亲一般。1955年，从中风中痊愈的司徒雷登留下遗嘱，一是希望死后能把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妻子的墓地旁，二是希望能设法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他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归还中国。于是完成司徒先生的遗愿就成了傅泾波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龙云的儿子、美籍华人龙绳文曾组织一批有影响力的华裔来中国访问，傅泾波的三女儿傅海澜是其中一员。临行前，傅泾波托女儿将写给周恩来的信带到中国，傅泾波称周恩来为“周先生”，内容只是客套性问候，并无实质性内容。但是收到这封信后，周恩来立即向傅泾波发出了秘密邀请。1973年，在离开中国24年后，傅泾波偕夫人一道回到中国，在北京住了10个月，并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在司徒雷登的故居“临湖轩”与燕大的老朋友见了面。1984年，傅泾波再次来华时，中国方面希望他能在促进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再发挥作用。这两次访华，傅泾波都提出司徒雷登骨灰回燕园事，但未获答复。

　　著有《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的林孟熹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他当年曾访问过傅泾波，就骨灰安葬的曲折做了颇为详尽的描述。林孟熹在书中回忆，1985年11月，他与傅泾波会面，“临别前泾波嘱我代拟一封致邓小平函，恳请同意司徒骨灰回葬燕园，以及将当年周恩来赠与司徒的花瓶送回中国。该函强调司徒生于中国，视中国为故乡，双亲尤其爱妻均葬于中国，回葬一事望从人道主义考虑，而不涉及司徒之历史评价”。

　　不久，傅泾波回函林孟熹，告知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约定来傅宅商谈此事。不久，傅泾波接到答复：中国有关部门经协商，同意接受周总理1946年赠给司徒雷登的花瓶，将其存放在南京梅园新村；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

　　遗憾的是，那时傅泾波与身边的朋友并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事情。当时，大家的意见是：墓碑设计和加工还需要一定时间，而冬天将至，已86岁的傅泾波不宜远行，因此计划等到第二年5月份回中国再举行仪式。不料，不久就陆续传来消息：北京大学方面有些人反对此事。

　　1987年4月，国仲元从国家教委借调到中国驻美使馆教育处工作。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陪同使馆负责教育的公使衔参赞倪孟雄，去傅家通知骨灰安葬暂缓之事。此后，再也没有任何来自中国官方的消息。“暂缓”到何时，没有人给出答案。此后，1988年10月，傅泾波带着未竟的心愿离开了人世。“父亲这一生见证了近代历史很多重大事情，但最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写过自传，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回忆性的东西。”傅履仁说，因为自己投身军界，父亲也很少跟他提及这些事情，“他说，儿子，不是我不告诉你，而是因为以后如果被别人问起的时候，你可以诚实地说‘我不知道’”。

　　艰难的回归

　　“父亲去世前，一直希望司徒雷登赶紧入土为安。我知道这是一个心事。”傅泾波去世之后，实现司徒雷登的遗愿，自然落在傅家第二代身上。

　　出生于北京的傅履仁，大学毕业后投身军界，在33年的军旅生涯中，他一步一步做到了美国陆军法务总监的职位。1989年傅履仁获得少将军衔，成为美国陆军第一个得到将军头衔的华裔。1995年，在前任美国国务卿黑格将军的推荐下，退役后的傅履仁出任麦道公司驻北京总裁。

　　重返北京生活的时候，傅履仁还特地找到北大临湖轩，那是他童年时见到“洋爷爷”司徒雷登的地方。傅履仁还记得临湖轩门口有一块大石头，上面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曾居住之处。可是第二次再回去看，那个石头已不见了。司徒雷登的妻子爱琳跟随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之后，于1926年6月5日在北京去世。去世那天正好是燕京大学新校园建成搬家之日，她的灵柩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学校园旁的燕大公墓里，但现在也不知所终。

　　1998年克林顿访华前，傅履仁也通过种种渠道向克林顿访华的先遣人员、驻华使馆等表达了这个愿望。克林顿在北大演讲时，用了这样一个开场白：“1919年6月，就在这里，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准备发表第一个毕业典礼致辞。他准时出场，但学生一个未到。学生们为了振兴中国的政治文化，全部走上街头领导‘五四’运动去了。我读到这个故事后，希望今天当我走进这个礼堂时，会有人坐在这里。”傅履仁说，克林顿对司徒雷登巧妙提及的背后，其实也是他运用各方力量推动的结果，但当时也只能做到那个程度而已。“中国方面，我听说一直找到了外交部最高层，但得到的反馈是，‘时间还不对’。”

　　1999年，傅家得到消息：北京大学方面就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于燕园一事进行了研究，认为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应予同意，但宜低调进行，并已将此意见上报中央。可是，不久，便发生了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中美关系一度陷于紧张，骨灰之事再也没有提及。

　　这些年来，傅履仁越来越感到完成这个使命之急迫。“这么多年了，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如果完不成的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到我儿子这一代，连汉语都不会讲了，难道还要把这个使命交给他们继续来完成？”傅履仁说，司徒雷登只有一个儿子，也是传教士，娶了一个寡妇，上世纪80年代在密西西比一个小城市去世，他还参加了那场葬礼。司徒雷登还有一个弟弟，也很早就过世了。“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2006年，记者访问傅履仁时，他再一次郑重地提出此事，也不掩焦急之情。此后，新华社某部门在看到该文之后，专门前来了解情况，写了一份内参报道了此事。

　　当时，傅履仁并没有意识到，没过多久，他就迎来了柳暗花明的一天。傅履仁回忆，转机源于一次不经意的会面。2006年，刚刚出任第四任百人会会长的傅履仁，在美国与到访的浙江省政府代表团有一次会面——“百人会”是由贝聿铭和马友友等美籍华人在纽约发起、由在美杰出华人组成的一个组织。前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流行病专家何大一、雅虎公司创办人杨致远、神探李昌钰和陈香梅、吴宇森、谭盾等都是会员。会谈期间，傅履仁很自然聊到了司徒雷登，令傅履仁颇感意外的是，不久，傅履仁访问中国时，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方面主动谈及此事，这一次，傅履仁也第一次看到了司徒雷登的故居。

　　司徒雷登去世后，傅家人将其遗物整理在一个大皮箱里，存放于傅家3楼上。当年，包括阎锡山、孙立人、陈立夫、朱家骅、周至柔等一些民国要人也送了司徒雷登很多字画，2007年11月，傅履仁与姐姐傅铎若、傅海澜将这批遗物悉数捐给了司徒雷登故居纪念馆。傅履仁还找到了司徒雷登在1946年获得的一枚杭州荣誉市民钥匙，上面镌刻着西湖三潭印月图案，司徒雷登是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外国人。经过60多年历史沧桑，它又回到了原点——杭州。

　　也是在这次杭州之行当中，浙江方面向傅履仁确认了安贤园安葬之事。傅履仁与作为燕京大学校友的国仲元一起去看了墓地，傅履仁对浙江方面的工作表示满意，他只在两个小细节上有不同意见：一是傅履仁觉得对方选的墓碑上的照片太年轻了，他提议换一张。另外，在如何称呼司徒雷登上，傅履仁认为“燕京大学创始人”的头衔比较妥当，与浙江方面几经商议，最后写成“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国仲元透露，对于安葬于杭州这个结果，最初燕大校友会内部也是意见不一。“有的校友认为还是应该葬回燕园，有的认为应该将司徒雷登父母的骨灰找到后，一起安葬。”而经历了种种曲折的傅履仁的态度则很明确：避免节外生枝。可是综合几方面考虑，大家最终还是认同，葬于杭州，是第一选择。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