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成为财富力量的政治博弈，变成合法地将公众交给财富拥有者的通道，绝非幸事。无论哪一级的选举，都需要完善的制度设计，使之不仅真实而且合理。选举是一种重大的权利托付过程，无论在哪一级，都不是选出“致富带头人”，而是选出有利于公民各项权利实现的人选，公民当然会平衡自己哪方面利益更加重要，但社会不能强化“看谁能率大家致富”的选举意识。

　　陕西韩城龙门村新村官王文选当选后第二天，全村不分老幼，每人分得2万元，名义是提前兑现选举前承诺的3年“人头钱”，共计1300万元。

　　根据报道，这个村的选举可称为“白热化”。王文选的承诺于12月9日送达村民，目标是3年任期内每人分2万元，5年后的龙门村将户户住单元房，家家有小汽车，人均收入2万元。另一候选人杨某也有重大承诺，这一承诺于12月8日送达村民，内容是3年任期内每人可获得3万元生活保障金。

　　什么样的“村情”，才会诱发如此白热化的选战？这是令人迷惑的，可惜报道对这一背景没有说明。不过，选战的激烈程度，显示了竞争的真实性。竞争的目标是具体的每个人手中的选票，而不是抽象的人民、具体的上级的意志。

　　我说这显示的是竞争的真实性，而没有说选举的真实性，因为选举不仅仅是竞争，而且需要竞争的合法性。但我还不能判断这样的竞争是不是正当。

　　村民正处在“承诺提前兑现”的喜悦之中，村官就是带村民致富，村官拿出个人资金提前兑现承诺，这些都显得皆大欢喜。不过，选前承诺及其兑现，怎样的情况算是合法，怎样的情况算是贿选，可能处于灰色地带。一般理解，贿选的对象是投赞成票的人，王文选给村民发钱，并不与每个村民的投票行为相关，不过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与全体村民投票结果捆绑的行为。

　　选举总是包括利益承诺的，不过选举争取的是公共权力，投票者获得的利益，来自于选择以后所获得的公共政策和财政。如果选民利益由当选者个人出资“提前兑现”是允许的，那么理论上来说，经济寡头或者黑社会老大就可以通过资金合法获得公共权力，而国家权力系统还要为寡头或黑老大的登台提供保护。

　　当选者是韩城家喻户晓的民企老板，为何参选？其竞选稿说，我有自己的事业，完全没必要揽这份出力不讨好的差事。我为什么要竞选呢?因为我的事业发展，承蒙父老乡亲的支持，我一直无以回报……个人富裕不算富，只有全村人都走上小康才算富……人要懂得感恩，要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十分感人，但愿如此。不过，请更加相信人的行为的理性考虑，并以此设计公共政治的相关制度，而不是相信“感人的动机”。

　　现在，村级与其说是一个基于政治选择的选举，不如说是一个基于经济考虑的选举，选举强调的是选出“致富带头人”，而非村级治理的主持官，或者某种程度上，人们认为“致富带头人”就是村级治理主持官，两者具有等效性。但事实上两者并不相同，“致富带头人”可能主导不公正的财富分配方式，可能损害人们的文化、政治、社会权利。

　　更严重的问题是，选举“致富带头人”的模式，会发展出“财富是竞争资格”的后果。选举“致富带头人”模式，强化了选举的经济视角，使选举变成“富者当选”的过程，因为富者已经“带头致富”，会被认为更有“带领大家致富”的能力、“拿钱做好事”的资本。龙门村选举的承诺平台已经达到千万元级，承诺由个人出资提前兑现，使千万元级别的财产拥有量变得举足轻重。这种私人垫付的做法，是否引来后续村级行政管理中损害村民利益的行为，“收回投资”的措施会是哪些，是令人担心的。

　　还请分清“两只口袋”。赠与就是赠与，承诺就是承诺。赠与可以私费，兑现承诺应来自于村级财政，这将更能保证公共职位与获选者私利的分割。不分清两只口袋，可能会有感人的结果，但更可能使公共职务变成个人投资并回收利益的项目。

　　中国社会的选举实践，起自于最基层的村级自治。这一设计有何考虑呢，让最基层的人学习民主，还是证明民主无所谓参与素质，或者本着范围的可控性？我不知道。我想，村民自治的实践确实是可贵的，但应该看到，越是小型化的选举，越是容易出现人为干预的状况，就可控性而言，它是双面的，既可让人放心“不会出现大问题”，也可普遍出现熟人关系、家族势力或经济实力而干扰选举结果的现象。

　　一个村官的选举，就会被拉到个人财富千万元级的水平，更高层级的选举又会如何？

　　选举成为财富力量的政治博弈，变成合法地将公众交给财富拥有者的通道，绝非幸事。无论哪一级的选举，都需要完善的制度设计，使之不仅真实而且合理。选举是一种重大的权利托付过程，无论在哪一级，都不是选出“致富带头人”，而是选出有利于公民各项权利实现的人选，公民当然会平衡自己哪方面利益更加重要，但社会不能强化“看谁能率大家致富”的选举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