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曾是那个寒冷季节里最美丽的花，但是刚刚绽放的刹那，就被以最残酷的方式吞噬……
没有人知道，究竟还有多少幸存的“慰安妇”，当年侥幸走出魔窟的人，今天仍然有很多因为曾经的屈辱而沉默不语。
2005年，中国慰安妇研究学者苏智良透露：目前已知尚有35名慰安妇活在人世。
这个消息，让李晓方心急如焚，“这些活人证已经越来越少。再不抢救，以后后悔都没办法了。”他背着一台沉重的相机，走上了寻访之路。他花了整整三年时间，用图片和平实的文字，如实记录下了中国、韩国、朝鲜三国67位慰安妇老人的血泪故事及生存现状，发出泣血的世纪呐喊！昨天，他向记者描述了这震撼灵魂的旅程。
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家姐妹四人和嫂子全被抓进了炮楼”
郭喜翠突然疯了。那是1942年，山西盂县，15岁的她和姐姐被日军抓进了炮台。她无法承受日本兵不分日夜地强暴，变得神志不清，整天胡言乱语。日本兵凌辱她的时候，她却哈哈大笑。疯了！日本兵暂时放过了她，让家人把她抬回家治病，可没等她的病治好，日军又把她抓了回去，供他们玩乐。郭喜翠就这样先后被抓了四次。
山西沁县的郭毛孩，姐妹四人及嫂子当时全被抓进了炮楼，说起悲惨遭遇，老人浑身发抖，泪水涟涟：“1939年农历五月的一天，日本兵突然闯进来，我家姐妹四人及嫂子被日本兵用一根绳子捆了起来，当做战利品带走了，那时我姐姐刚20出头，我14岁，妹妹才11岁。当天下午，20多个日本兵就先开始糟踏我妹妹，刚开始我的妹妹还大声哭叫，不一会儿我可怜的妹妹就没了声音，原来她已经被日本兵轮奸致死，他们就把赤条条的妹妹扔到了村旁的阴沟里。接着日本兵又疯狂糟踏我们，把我们姐妹三人和嫂子扒光衣服排成一排进行轮奸。我恨啊！丢人啊！”
海南的林石姑老人，屈辱中则多了一份无奈的牵挂。当年，她因为长得漂亮被一个日本军官霸占，未婚夫也因此被毒打致死。日本军官把她关在屋里，不准出门，动不动就打一顿，林石姑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第二年，她生了一个女儿，“我恨这个小孩，当时真想摔死她，但又舍不得，毕竟是亲骨肉啊。”日本投降后，日本军官逃走时把年仅两岁的女儿从她手中夺走，还在她身上狠狠踢了一脚。
几十年来，林石姑一直想念着亲生女儿，眼都快要哭瞎了，由于当年的折磨，老人现在浑身都是病，成了个药罐子。可是孤苦的她无时无刻不在念叨：“我那苦命的女儿，你在哪啊？我要见我女儿，我要见我女儿。”
……
说起这些，李晓方这个七尺男儿眼圈红了，他说，每位老人都有一本血泪史，每位老人回忆时都会情绪激动，痛哭失声，“秦爱珍，11岁就遭遇蹂躏，是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刘凤孩在雪地里被轮奸；谭亚洞被日本军官绑在树上强暴……”李晓方痛苦地说，望着老人泪流满面的脸，望着她们痛不欲生的表情，他曾经有过犹豫，去揭那些老人的伤疤是不是太残忍？这么沉重的一页历史，一个人来扛，是不是太沉重？但转念又想，这些即将被湮没的历史总得有人来记录，特别是一些受害老人离世时睁得大大的眼睛，“我说服我要坚持，不能停下来。”
无法愈合的痛苦
“无论多冷，她每天都要仔细擦洗身子”
都说时间会冲淡一切，但慰安妇经历却是这些老人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痛。
数十年来，刘面换和父母绝口不提这事，但每每想起，她就暗自落泪。村里人说，那场灾难后，刘面换“胆小如鼠”，到老也不敢一个人在家。所以，串门成了她的一大“爱好”。
张先兔还沉醉在新婚喜悦中的时候，被迫沦为性奴隶：1942年阴历正月初二大清早，她和刚结婚十几天的丈夫正准备起床，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了进来。他们掀起了被子，脏手都伸了过来，使劲地抓摸张先兔的胸和下身，同时发出阵阵怪笑。“我老实巴交的丈夫想阻拦，被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在身上挑了一个口子。我丈夫吓得趴在床上，用双手抱着头，身子不停地颤抖。”采访时，李晓方发现，张先兔的丈夫手抖得厉害，不但手抖，整个身子都像打摆子似的，一直颤抖个不停。老人说，这就是从那时候落下的毛病，治也治不好。他直到现在都不敢看抗日战争的片子，一看到电视剧里有日本人，就抖得更厉害，饭都没法送进嘴。
李晓方说，那段经历，她们强迫自己去忘掉，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下意识中，她们反而在强化记忆。“有人害怕看到日本人，有人喜欢看打日本鬼子的电视剧，形式表现很不一样。”李晓方透露，81岁的王凤志老人就属于后者，谈到这个话题时，她枯瘦的脸上绽出难见的笑，“我恨死日本兵了，他们使我落了一身的病，我最喜欢看打日本鬼子的电视剧，看到日本鬼子被我们的军队打死别提多开心了。我饭都会多吃一碗。”
采访中，李晓方发现，这些老人每人身上都患有好几种妇科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毛病，身体极差。
邢三妮，逃跑时被日军拽断了胳膊，拉掉了头皮。“医生告诉我得了乳腺癌，现在很痛，没钱治病，实在疼得不行了，就把这里划破，挤一些血出来，挤完后就能舒服一些……”老人的话让人难受得窒息。又如尹玉林，现在小腹整天疼痛不止，医生怀疑她得了子宫癌，目前她小腹疼得路都走不动了，而且还肿了起来。蔡爱花，也是疾病缠身，严重的腹腔炎、腰病后遗症，几十年来，几乎每天都要打针或吃药，现在每月都要花上好几百元看病。
最让李晓方印象深刻的是江苏如皋的周粉英老人。
由于经常以泪洗面，老人的眼睛早就哭瞎了。那天，采访进行到一半，老人突然站了起来，非要洗澡。李晓方呆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家人说，这是周粉英的习惯，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哪怕再冷的冬季，每天，她都要仔细地将身体擦洗一遍。从日军慰安所被解救出来之后，这几十年来，就没有间断过一次。哪怕生病，也要挣扎着起来。“她觉得自己的身子脏了，像是要把这些耻辱全都洗净一样。”李晓方看见这一幕止不住的心酸，“太难受了，真的无法想象那段经历给老人带来了多大的创伤。现在她走了，或许反而是一种解脱。”
需要一辈子去遗忘
“你这一问，妈妈又要一个多月睡不好”
黑龙江、山西、湖北、云南、海南……二战期间，凡侵华日军所到之处，都有女性被强制成为性奴隶，人数无法统计，因为其中一些人当时就被摧残致死；有的忍辱活了下来，瑟缩在历史的暮色中，不愿再提往事。
为了寻访慰安妇，李晓方三年间踏遍了半个中国，还延伸至了国外。
这些老人几乎都住在边远的村寨，有不少村庄至今没有公路，崎岖的山路，泥泞的小道，李晓方每走一步都是那么艰难，为了节约开销，他经常要在路边搭车，有的时候只能住廉价的小旅馆。印象最深的就是海南，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他坐着当地农民的摩托车，“想象不出虫子有那么多，直往脸上撞，往眼睛、鼻子里钻，打得生疼生疼的。”
找人，难，让这些老人站出来说，更难。李晓方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包括来自内心的责问与踌躇。
“有个受害老人的女儿对我说，你这一问，妈妈又要一个多月睡不好觉了。”这些老人已经花了一辈子来遗忘，现在却要她们重新把结了痂的伤口撕开，真的很痛。
有些老人和家人一开始同意接受采访，可当李晓方赶到老人家里，对方又拒绝了。2005年的一个清晨，天还没有亮，李晓方来到上海拜访一位事先约好的受害者。这位韩国老人已经在上海定居，育有儿女。李晓方在电话里也说明了来意，她说，你明天来吧。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李晓方特意很早赶来。
那是一个大冷天，李晓方依然记得手指冻得僵硬，按门铃都不太听使唤。然而，家里始终无人应答，直到街坊都出来生煤炉了，邻居看他按了这么久，告诉他，这户人家昨晚就没有回来，好像去亲戚家了。
“我能够理解受害老人及家人的‘出尔反尔’，这么多年，她们把过去遭受的耻辱埋藏在心里。我也尊重她们，所以在书里，就不把她们名字写出来了，让她们安享晚年，平静地走完以后的日子，也许这就是对她们最好的慰藉。”
请给她们一点点温暖
“再不抢救，以后后悔都没办法了”
最少五个，最多几十个，每天要遭遇这么多日本兵的蹂躏，这让很多慰安妇永远失去了做妈妈的权利。
“高银娥、郭毛孩、郝月莲……绝大多数人都不能生育，有的30多岁就绝经了。因为那段经历，她们浑身是病，没有劳动能力，家里很穷，很多人家的屋顶都是破的，阳光漏下来。衣服都是捡来的，地上几个破盆子。”李晓方说，杨娅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杨娅榜是一位黎族老人，家住海南的保亭县什曼村。这是一间非常破的屋子，李晓方刚到门口就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那是粪便的臭味。
走进屋子，足足过了两分钟，李晓方才适应了黑暗，勉强看见屋里的情景：干瘪的老人蜷缩在破床上，连呻吟都悄无声息。床边可以看到残留的粪便和食物残渣，老人就像一盏即将耗尽油的灯一样，随时都会熄灭。
她的丈夫告诉李晓方，杨娅榜已经卧床不起好几年了，吃喝拉撒全在这间屋子里，今年又患了肠癌，家里连吃顿饱饭都困难，没钱给她治病，现在她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在等死。
当年，日军在家里发现了她，当场强奸后，又把她抓走。在海南，慰安妇和别处不同的是，晚上要饱受蹂躏，白天还得为日本人干很多重体力活，当劳工。
李晓方一阵揪心。每次采访，他都会扛袋米、拎瓶油，或是给一点钱。但这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和韩国慰安妇比较起来，中国慰安妇的生活太可怜了。”他告诉记者，韩国有个慰安妇的“分享之家”，始建于1995年12月，资金来自韩国佛教人士和国民的捐款，是为本国慰安妇建立的生活之家。只要是韩国本国确认是慰安妇的幸存老人，只要她本人愿意，就可以在这里享受完全免费的照料，安度晚年。
李晓方去看过，那就像个条件很好的敬老院，每位入住的老太太都会有独立的房间。每天，还有很多志愿者来到“分享之家”，义务帮忙。他们当中有医生、教师、学生各类人群，他们有的给老人治病，有的打扫卫生，有的陪老人聊天，志愿者们的心态也很好，就像对普通老人家那样尊敬她们，绝不会以好奇的眼光打量老人。
李晓方说，根据调查，现在韩国幸存的慰安妇大约有100多人，但愿意来这里居住的只有10多位（目前幸存的只有9位）。这是因为韩国妇女的贞操观念也很强，当年受辱虽不是她们自己的过错，但人们不可能都理解这一点，所以虽然在接受调查中，她们愿意诉说自己的慰安妇经历，但仍然不愿意广泛公开承认。在韩国，不愿来“分享之家”的老太太，同样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
“分享之家”负责人安信权介绍，当年被迫流落到中国的韩国受害者还有9位幸存，她们分别生活在北京、上海、武汉和延吉，都有了后代，她们每人每月有73万韩元（约60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
李晓方感慨地说：“我们中国的慰安妇，遭受了一辈子的伤痛，我们有责任让这些老太太得到哪怕一点点的温暖。让她们公开了身份，成为‘活人证’，却得不到同情和安慰。”他呼吁民间团体伸出援手，给她们一个幸福的晚年。
“这些活人证，已经越来越少。再不抢救，以后后悔都没办法了。”三年的采访，李晓方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事：好不容易寻找到一位老人的下落，赶过去一看，去世了。“所以，我的行程总是非常紧张，一直在赶，生怕来不及。”2005年，李晓方去武乡找一位老太太，结果老人走亲戚去了，再找到亲戚家，还没见着她。李晓方有事在身，就先走了。去年，他专程再去时，老人已经离世。“否则，这书里，又多了一位。”这成为李晓方的遗憾。
李晓方采访过的这67位老人，有一些在3年里相继去世。眼下，只剩下40多位还活着。
要去日本告他们
“让他们给我们谢罪，为死去的姐妹们和自己讨个公道”
近年来，一个又一个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受害老人，鼓足勇气站了出来，控诉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罪行。
郭明孩、郭毛孩、李富兰、李金娥、李金鱼、刘凤孩、刘海鱼、刘海云、王娥孩等老人告诉李晓方，她们本想把屈辱经历带进土里，可看到有受害姐妹勇敢地站了出来，想想再不站出来，觉得对不起死去的姐妹们，“我们恨死日本兵了，我们也要到日本找日本政府，让他们给我们谢罪，为死去的姐妹们和自己讨个公道。”
首次公开惨痛经历的的六名老太太（郝菊香、秦爱珍、仁美娥、李改兰、郝月莲、白秀英）也向李晓方表示，她们要在离开人世之前，亲自到日本去找日本政府清算，不然死不瞑目。
这些话让李晓方觉得，自己撬开的并非冰山，而是一座蓄势待喷的火山。“大而言之，是为了记录历史；小而言之，是为了让世界听见受害者的声音。”李晓方说，“我希望能够告诉后人，告慰生者和逝者。”
“每次想到侵华日军对亚洲40万妇女的摧残，看到日本政府一直在掩盖、抵赖这段罪恶历史时，我又禁不住怒火中烧，”他说，“不能让侵略者掩盖弥天大罪，要让世人都知道人类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
据悉，目前专门为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打官司的康健律师和日本律师已经到山西沁县、武乡调查取证。
快报记者 毛丽萍 孙兰兰
“真的无法想象那段经历给老人带来了多大的创伤。现在她走了，或许反而是一种解脱。”
“我们中国的慰安妇，遭受了一辈子的伤痛，我们有责任让这些老太太得到哪怕一点点的温暖。”
——《世纪呐喊》作者 李晓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