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平稳增长，在国力、财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城乡的收入差距被不断拉大，农民生活水平改善的速度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看病难、行路难等诸多问题突显城乡发展的巨大反差。在这一背景下，与共同富裕理念相悖的态势使人们必须正视农村的欠发达问题。
目前有关的关注一般倾向于两个方面：
一是对欠发达地区贫困农民的生活从痛苦的角度考察较多，先验上就设定农民是不幸的；
二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考察和关注农户，例如：从资本、劳动力等供给要素的资源配置上给予关注和支持。
但我认为，如果换一种考察的角度，深入到农民日常生活中来体验农民的喜怒哀乐，从快乐与痛苦的权衡中来考察农民的幸福与福祉所在，并且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从而把握农村社会变化的规律，可能更有利于解剖农民的经济行为。
塞林斯在他的名著《原初丰裕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版)中指出：原始社会人们的经济需求不是无限制的，在手段与目标之间，手段足以负担那些有节制的目标，人们的流动需求限制了贪欲的增长。的确，经济学的存在就缘于人们的欲求始终超过供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尔布雷思在他的代表作《丰裕社会》中说：达到丰裕社会有两个途径，不外乎是生产多些或是需求少些，人们的需求大而无限，其手段虽可改善但毕竟有限，两者差距靠生产来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讲，丰裕就是快乐的满足。
丰裕不能仅仅用物质丰富的程度来给予界定。马克思也同意这一看法，他曾说过：在穷国人们过得很舒服，在富国人们一般都可怜。为什么呢?在欠发达经济中，人们的生活是建立在较低生活水平之上的。这个由传统文化固化的标准与人们在习惯中可消费物品的水准是相适应的。人们可享受更多的阳光、自然和时间、空间。因此，瑟罗在《得失相等的社会》中谈到，在一个崇尚消费的时代，在消费者选择自由的游戏中，每一个得同时也是失。了解农民的需求，解释在经济增长中农民需求的变化，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笔者通过对四川、贵州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民需求变化的考察，从现象上捕捉农村社会变化的趋势，以此来解释新农村建设的轨迹以及存在的问题。
餐餐有酒喝
天天打牙祭
从历史上来看，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从游牧农业向定居农业转变，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挥霍、暴食向节约、常食过渡。其原因非常简单，游牧的范围取决于随身携带的辎重，必需品的划分就如同现代战斗部队中的侦察兵的必需装备，可携性与灵活性是最根本的标准。小东西比大东西好，最终的价值是游动的自由性(塞林斯，一九六二)。人们在流动之前必须对不满足可携性与灵活性的物品进行妥善处置，从人类文明史的现有资料看，流动前的聚会——节日就是暴食，剩余的粮食与牲畜要统统吃光。相反，在定居农业中，在一个日常的稳定环境中，不动产(流动性低)价值最高，其中又首数土地与房屋。一般情况下，农民有了收益后就逐渐投入到不动产上。
能将剩余投入到不动产而积累更多的剩余，在产权保护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无疑对农民是一种激励。这就涉及我们的主题——节约与补偿的平衡问题。节约带来剩余，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农耕社会的美德，补偿是在年生产物中为维持简单再生产之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不能确保必要生产物也就不会产生剩余生产物。在人类已有的经济制度中，也有首先确保剩余生产物的经济制度。例如，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地主为确保剩余生产物的一定规模，以固定地租的方式强加于直接劳动者——雇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非所有者(劳动者)支付工资多少，首先取决于成本大小，其次还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能得到空前发展，也就有效地制约了剩余生产物。从这一角度看，历史发展的斗转星移将剩余优先权转交给必要优先权。
对农民必要品范围的确定中，最有争议的是酒的地位。在欠发达的自给自足经济中，酒是粮食剩余的结果，视为奢侈品。但酒的特殊性作为维持劳动者的简单再生产，又有必不可少的作用。从酒能补偿劳动者的能量支出来看，酒有三重功效：
一是舒筋活血、恢复体力。特别是在农忙季节。
二是液体面包，填充肚皮。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农村收入水平也有所提高，生活改善的同时口味也在发生变化，高酒精度的白酒销量递减，啤酒在农村迅速普及。
三是依据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农业社会交流、沟通之需要，它的流淌滋润着血缘的联系。据调查，在欠发达地区农业社会里，酒是人们婚丧嫁娶、人情世故、礼仪交往中占最大比例的互赠品。同时，酒也是农业社会源远流长历史的积淀，是粮食丰收剩余的结果，衣食足而知礼仪，人们礼尚往来的规矩是靠盛酒的器皿来刻画的，不同民族都有各自特有的酒文化，但酒是农业社会衣食足的象征则是共同的。
“牙祭”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专用名词，意为牙齿的节日。如前所述，人类社会第二次大分工将游牧业转变为定居农业后，不仅将人们从暴食者转化为常食者，而且饮食结构由以脂肪蛋白质食物为主转变为碳水化合物食物为主。定居农业最困难的问题在于人与自然的博弈，遇上好年成丰衣足食，一旦遇上灾年，饿殍千里。据中国灾荒史记载：从公元前五年到十九世纪，中国发生全国范围的饥荒一千九百多次，平均每年一次。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农民最大愿望就是填饱肚皮。农业社会人们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一般都问“你吃了没有?”能吃饱饭吃好饭是最大幸福所在。吃好饭的标志是经常打牙祭，中国农民最大的牙祭是春节，“春天来、春天来，大人盼犁田，小孩盼过年”。
进门有花钵
出门有摩托
改善自身的居住环境，在鲜花盛开的村庄生活，总是令人向往。前几年在城乡接合部乡村自然风光较好的地方，纷纷办起农家乐、休闲度假村等乡村旅游产业。普遍的，农家乐、度假村一般设备简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家视能力投入。城里人向往乡下，就是想回归自然，摆脱城里的喧闹。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城里人到乡村旅游、消费，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可称“例行扶贫”，达到了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
“花钵”有两层含义：
一是通过花钵将好花引进，这称之为“借景”。
二是盆景栽培，形成商品化，扩大城里人的消费范围。通过盆景形式加入人工的创意和巧妙的栽培，使其成为高附加值的动产，这对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有极大的提升作用。西斯蒙第是经济学名人堂中唯一对欠发达的小农给予正面评价的经济学家。他写道：“小农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农民热爱他住的房屋和所耕种的土地，他们毫不考虑自己的劳动价值，他引来泉水，经营小树林以及琳琅满目的花坛，劳动本身对他就是快乐。”(西斯蒙第，二00七)
将农民改善自身居住环境的动力归因于小农经济中农民对土地的实际占有、自由经营是比较符合有中国特色的新农村建设的客观实际。其一，实际占有土地使劳动者感受到为自己劳动的快乐，并能长期充分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其二，农民对每块实际占有的土地状况烂熟于心，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大致在无意之中按边际原则行事。其三，美化环境实际上是对土地上居住的人自身的打扮。因为土地的风水决定了他子孙后代的命运。根据调查，二OOO年以来，贵州退耕还林政策能顺利实施，就是适应了农民将边际土地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的美化环境要求。
出门有摩托，从字面上来理解特指交通改善。最初，摩托将穷乡僻壤的山村与小镇联系起来，运送人员和物品，称之为“摩的”。随后，一些经济上开始富裕起来的农户为交通方便就自备摩托，当摩托逐渐普及就起到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外部效应。
首先，摩托将人们的生活范围扩大。乡村生活单调，面对外面花花绿绿的世界，摩托提供了随意进出这一世界的可能性。特别是年轻人赶集、约会离不开摩托，摩托成为模仿城市生活的工具。据调查，有相当一部分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最初进城打工的动机就是梦想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摩托。
其次，面对乡村崎岖的小路，摩托的损耗和故障率非常高，一般修理和维护保养自己承担，否则在现有收入条件下是养护不起一辆摩托的。为了解决摩托维护的技术难题，同村青年农民常常在一起钻研技术，这一自发行为无形之中促进了技术常识的普及和专业技术的扩散。
再次，农民是与自然打交道的人，因此，其一，在时间观念上遵守自然时间，一年四季时间的长度是固定的，单位很大。例如，春耕季节，春天可持续一百天，早一天耕地晚一天耕地影响不大，只要不迟到夏天就行了。其二，劳动决策是以我为主的自由裁量，即规则依自己习惯决定。在贫困农村地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新品种或一种新技术的推广，农民往往以不习惯为理由拒绝，有时候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才能推广下去。但是，当农民骑上摩托就变服从自然时间为服从机械时间，自由裁量服从交通法规。例如，遇红灯就必须在交叉道等待，乱闯红灯只有死路一条。据调查，当摩托开始普及的早期阶段，事故率、死亡率非常高，随着农民逐渐适应时间规则，事故率、死亡率趋于稳定。“不懂科学，就不会骑摩托，不会骑摩托，就不懂生活。”二OO六年五月贵州修文县政府为保护农民安全，由县政府出资为全县十一万摩托骑士赠送头盔。很多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对政府满怀希望：“自家备花钵，政府送摩托，大家排排坐，奔向新生活。”
有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没文化打工也会受欺压
在农业社会，“文化”这一概念有特定含义，从经济学的原理看，文化与交流、沟通、认同有关。因此，是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从市场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反映信息的传递与识别，说某人有文化，不仅是读的书多，而且还包含有见识、能出点子，至少能粗通历史、能说能写。市场对文化的评价主要是根据当事人对事物的判断和机会的寻觅比常人高出一筹，在实践活动中有稳定的收益。这是文化的价值所在。
从文化的内容上看，通晓非农业知识是有文化的必备条件之一。如果以农业生产活动的实践经验作为文化的标志，就是将自然作为人工，文化就是对自然的模拟。“有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强调的是掌握与市场有关的知识，并且有比较优势，有普遍的适用性。当事人具有这种文化素质后，会派生出很多发展机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文化的进一步引申是能在市场上混饭吃的类似于江湖秘笈的个人经验和窍门。它是中国特定的农业社会结构下的特殊产物。
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又可定义为优雅的言谈举止，生活精神化的形式。个人获取文化的前提有三点必须满足。一是能计量，通过教育规范举止、行为，最少要高级中学毕业，读了十二年以上的课本。二是有投入，即个人要有时间和金钱投入，必要时家里卖耕牛读书也是物有所值。三是通过教育个人成为被教化的自然，就像果树一样被培养过，接受文化教育以后就显得优雅、规范。文化改变身份称之为“跳农门”，从乡下人转变为城里人的合法有效渠道是中专以上毕业。最伤脑筋的问题是近年来高校扩招后，被教育规范过的中专以上毕业生涌现，他们很难找到正式的合意的工作，文凭贬值。这样一来，市场文化与书本文化产生严重冲突。一方面，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没有科学系统知识支撑的市场文化能支持新技术的传播和采用。另一方面，书本文化又远离市场，不为市场所需。正如西斯蒙第所说：农民需要靠劳动养活自己，对穷人的教育重点应该是使他们摆脱这种处境。
“背兜”是指进城务工缺乏一技之长、受教育少的农民。在贵州城乡，“背兜”成没文化、下苦力的象征。从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理论中我们知道，工资率高低是调节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指示器，工资率是劳动力的价格。单枪匹马的“背兜”进城务工的最大困难是不知道劳动力的雇主在何方。搜寻合适的工作是要花时间成本的。一般而言，有三种寻觅工作机会的办法，一是同乡同村的亲友介绍，这类农民工是有目的地前往，没有背兜标志。二是结伴进城走街串巷，随机而动，凭运气和勤快来寻觅打工机会，一般在固定劳务市场和车站、码头等人群集散地活动较多。但发达集市也有垄断因素将新进入者挡在市场之外。一般固定的劳务市场都有进入壁垒，新“背兜”不得进入。即使没有垄断因素，激烈的竞争也会使生意好的地段产生潜在租金，从而被街头混混儿和地痞所把持。三是按标志寻觅，这是有经验“背兜”的惯常做法。随着中国经济近二十年的持续增长，全国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和大城市)掀起建设热潮，开工项目层出不穷，但是，一般的建筑项目都是分包给各包工头，由包工头来组织施工队伍。所以，“背兜”一般只能寻觅一些零星搬运活。“背兜”如此之多，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大幅度下降，甚至到了只要管饭吃也会有人愿干活的地步，那么，劳动力的价格与供给成本就没有关系了。
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他的代表作《经济史理论》中写道：要维持无产者在城里供求平衡，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不能让那些受挫折、失望的人回去，因为他们回乡越容易，城市劳动力的供给价格便越高，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就没有了。这很适合我国现在所处的境况，怎样留住“背兜”，让他们有希望转变为城里人?
凯恩斯理论提供了现成思路。他认为在有效需求不足时，不能幻想依靠心血来潮、反复无常、自以为是的奸商。政府要挺身而出，扩大需求，通过粉饰工程、希望工程等能扩大就业的工程来留住“背兜”。即使没有工程，政府雇一帮“背兜”挖沟沟，再雇一帮“背兜”填沟沟也是对经济稳定的贡献。
行走健康大道
往返阴阳之间
在欠发达地区农村生活中的大事都与人们的生老病死有关。由此而派生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需求，在农村社会保险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条件下，这一部分需求应如何给予满足，是新农村建设中的大事。
从农民的健康需求来看，生老病死与健康变动规律相一致。每个农民的健康状况，可由健康指数来测查。决定健康指数有三要素：一是劳动强度和劳动环境；二是生活习惯与居住环境；三是受教育程度与卫生常识。所有三个因素都与生活富裕程度有关。因此，收入水平可以间接替代健康指数。
仔细考察农民的健康状况，劳动强度与劳动环境引致的疾病，一般都在老龄阶段才突显出来。例如，腰肌劳损、风湿病等。农民一般采用低成本的传统土方来进行保健治疗，情况只要没有太恶化，就会置之不理。与生活习惯、居住环境有关的疾病，最常见的有胃病、眼病与皮肤病。我在一个村里考察，在相邻四家中间的一个垃圾堆里发现人民公社时期的账本，说明这个垃圾堆有几十年的历史，是各家鸡群做游戏的地方，鸡群将垃圾反复翻动，而各家路过此地都视而不见。人们常常把“村容整洁”这一没有实惠的号召看做是粉饰工程，其实是错误的。村容整洁的目的就是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减少我们患疾病的可能性。这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中的“除四害”运动完全不同，除四害旨在增产增收，是生产行为。而村容整洁是消费行为，是通过改善我们自身的居住环境来减少患疾病的可能性。生活习惯导致的环境恶化与卫生条件差，往往在欠发达地区归因于农民的懒惰。其实，考察贫困山区农户的居住环境的卫生状况，就会发现有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与水源的远近、丰裕程度有关。
受教育程度与卫生常识的普及和深入人心是密切相关的。按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观点，自耕农是最快乐的农民，因为他们有改善自身环境的激励，尽管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勤奋和刻苦钻研大都能自学成才。穆勒描述了法国和比利时风景如画的乡村，认为都是自耕农的杰作。为什么在欠发达地区通过教育和卫生常识的普及难以提高农民的健康志向和爱美的价值取向呢?本人认为教育本身就是模仿过程，言传身教的关键在于身教。设想乡村教师连肚子都没有吃饱，邋里邋遢地照本宣科，就很难起到示范作用。衣食足而知礼仪，个人的卫生习惯和卫生常识是潜移默化形成的。因此，健康之路应由学校通往各家各户，健康志向要从小建立，让教师不但吃好穿好，还要体面地生活在乡村世界。
往返阴阳之间是指以封建迷信为职业和半职业的端公、巫师之类的农民。这一类人按地域分布在欠发达地区各地，人数很难统计，属地下经济。
从需求的角度看，农民的健康管理失败罹患疾病，除上医院看病吃药的选择外，作为补充性选择，就是依靠封建迷信来进行精神安慰。很多时候农民也不一定相信，但出于无奈没钱看病，也只好请端公、巫师装神弄鬼，越是贫穷的地方，这类需求越大。农民的第二个原则是少花钱办大事，最好的结果是不花钱也办事。那么，少请或不请端公和巫师装神弄鬼免去被坑蒙拐骗的可能性，最好的办法是学一点这方面的常识。所以，有关风水、迷信方面的非法书籍非常畅销。农民健康管理失败的最坏结果是死亡。生老病死本是自然现象，但欠发达地区农村习俗仍带有传统社会的痕迹。于是，安置进而供奉死者是生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检验孝心的尺度，目的是让死者在看不见的世界愉快地生活，不再回阳间捣蛋惊吓生者。于是，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这种服务也成为一种产业，其增长率大致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相适应。
二OOO年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关注，相继减免了农业税和乡统筹村提留。农民在乡村生活的社会成本接近为零，有的贫困地区每月还发放农业补助。在这一形势下，村级民主选举换届中农民从富人和能人这两个条件中转移到能否给乡亲提供精神服务的农民身上。这一需求暗含有这样一个愿望：即希望将农民生老病死有关的精神需求以公共品形式提供给农民，进一步减轻农民的负担。因此，新农村建设中绝不能忽略与农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精神需求。
（张胜荣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