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超老人已经91岁高龄，但却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老人说，他保持长寿的秘诀就是一个字“走”。每天，邱超都会步行到南京的名胜或者博物馆游览一番。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从没有去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老人说，在那个年代，他见证了、经历了太多的悲喜。去了，他的心会痛。
昨天记者和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以及南京民间抗战纪念馆馆长吴先斌先生一起来到邱超的家中，老人终于打开了尘封的记忆，说出了他所见证的有关南京的悲怆历史。
派出所警察参加南京保卫战
邱超出生于江苏宿迁的一个农民家中。1934年，小学毕业的邱超考上了南京警士训练所。进行了为时半年的训练，从警校毕业后，邱超被分在夫子庙附近的鹫峰寺派出所工作。
1937年10月，日军的铁蹄逼近南京。12月初南京保卫战打响，邱超跟随警察部队增援光华门。12月12日早晨，有消息传来，守城部队要北撤，邱超就跟着部队从光华门一带往下关方向行进。
当晚，邱超跟着部队走到清凉山，他放眼一看，整条大马路都被要往下关撤退的守城士兵占满了。但是当汹涌的人潮要往挹江门外进发时，挹江门的城门却关上了一半，“不许撤，继续死守！死守三个月！”原来，36师的督战队反对撤退，他们和欲撤退的部队发生内讧，双方冲突中还打伤了自己人。部队陷入一片混乱。邱超赶紧往清凉山上跑。
逃入芬兰领事馆
当翻过清凉山，邱超已经跑得精疲力竭，就在他彷徨和绝望的时候，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建筑，大门上插着一面旗帜，在月光的映照下，旗帜上影影绰绰地画着一个“十”字。“是红十字会吧？”邱超心里一阵惊喜，赶紧跑过去敲门求救。
大门“吱嘎”一声开了，开门的是两个男子，“你不是邱超吗？”邱超一听，愣住了，原来开门的竟然是他的两个友人，到现在邱超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李俊杰，另一个叫陆纪先。之后邱超才知道，自己进的不是红十字会，而是芬兰领事馆。此时在领事馆里避难的有二十多位难民。
12月13日，南京沦陷。至今，邱超还记得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尸体……
发放良民证同胞相助
到快过农历年的时候，日军在难民区设点，开始向市民发放良民证。日军的审核对象主要是青壮年男性，查看男性的额头、手部和肩部，如果被日军怀疑是国军，就会被单独列在一边。
那天，邱超也在被审核之列。每过一关，邱超都觉得自个儿在鬼门关绕了一圈，幸好日军并没有怀疑到他。不过邱超看到，有二十多名男子被日军单独列了出来，显然他们是日军的怀疑对象，邱超不禁为他们捏一把汗。而这时邱超却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妈走到被单列的一名男子跟前，对日军说：“这是我的儿子，他不是当兵的，一直跟着我种地。”日军将信将疑地看了看两人，挥挥手就让他们走了。
其实周围包括邱超在内的人都知道，这位大妈和这个男子根本毫不相识。但却没有一个人揭发，而且大妈的行为还被很多人效仿。最后足足有十几名男子脱离了险境。
集体屠杀中国士兵
日军却又发了话：“你们当中如果有‘败军’冒领了良民证，日后被发现，下场会很悲惨。但是如果你现在站出来，我们会送你们回家。”在这样具有诱惑力的话语下，果然有不少士兵都站了出来，其中有邱超认识的一个士兵，姓谭。
事后邱超才知道，日军把这些站出来的士兵集合起来，带到江边，排成几排，说要弄一条船送他们回家，战士们喜不自胜，可是刚到江边，他们就发现，三台机枪架在了那里。
他们刚在江边站定，机枪就对准了他们扫射。站在后排的小谭灵机一动，他一个猛子扎到了江水当中，在战友们尸体的掩护下，小谭把头露出来，偷偷地往岸上瞧。他分明看见，在一场扫射后，日军还担心会有人装死，用火钳在士兵的身体上烫。发现有人动了，就用刺刀狠狠地刺下去。待日军都走了，小谭才上了岸，并悄悄地潜回城中。从鬼门关逃回来的小谭跌跌撞撞地跑回市区，正巧遇到了邱超，两人抱头痛哭。
两妇女救邱超一命
两天后，邱超来到江边，一眼望去江岸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全部都是尸体，红十字会在尸体上撒上了白色石灰。日军如此残暴地对待中国士兵，年轻的邱超对日军充满了愤恨，同时也下定了决心：“我要找中央军，抵抗日本侵略者！”
他从老乡那里听说，六合有中央军，邱超毫不犹豫地便渡江前去六合陈桥。可是到了六合，他并没有找到部队，便在当地当了三个月的农村自卫队队长，之后又折返回南京。
在船快到下关老江口时，有日军向船招手，即要检查良民证，邱超下意识地掏了掏口袋：“糟了，良民证丢了！”邱超的心凉了半截。这时日军对船上的人说：“没有良民证的上来！”正巧船上有一名老年妇女和一名年轻妇女也没有良民证。邱超对她们说，你们先上去，我跟在你们后面。两名女子会意。“你的良民证呢？”日军盯着邱超问，邱超指了指前面两位妇女说：“我跟她们是一家的，之前去避难，现在回来办良民证。”
日军问：“她是你妈妈？她是你媳妇？”邱超点点头，两名女子也没有否认。日军见并无可疑，便挥挥手让他们上船了。
回到了船上，船上的人都对邱超说，“你这个军人，还真是命大，亏了这两个女子，否则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邱超连声称是，也对那两名女子感激不尽。
在回忆的过程中，老人不断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我那时只是个小警察，一个小兵，但很想抗日，就是不知道方式，如果当时有人领导，我一定会去前线！听完老人的回忆，民间抗战纪念馆馆长吴先斌十分感慨，并用镜头记录下老人的回忆。快报记者 解璐
为何大多数日本人
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南京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对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很多日本人却闻所未闻。昨天，“南京大屠杀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的新作《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战时日本传媒与南京大屠杀》正式发行，这本书第一次深入研究南京沦陷时期，日本媒体是如何充当吹鼓手和辩护士的。
捏造南京“祥和”
说真话还被判刑
“在日方当局严密控制下的日本新闻传媒，首先以大量的文字报道与图片报道，尽力掩盖日军攻占南京后实施大屠杀的严酷现实，却凭空虚构捏造出一幅社会秩序已迅速恢复、中国居民安居乐业的南京‘祥和’景象。这是日本新闻传媒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第一项报道宣传内容。”经盛鸿告诉记者，为了彻底揭开“吹鼓手和辩护士”的丑陋面目，他重点搜集、研究了1937年10月～1938年3月的日本三大报纸：《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还找到了日军进攻南京期间创办的中文报《新申报》。
经盛鸿经过研究发现，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的图片新闻对于大屠杀的报道更是检查严格。由于图片新闻比文字新闻更具体、更形象、更真实、更有视觉冲击力，而且能更快地为广大的读者群接受，因此日本各新闻传媒都十分重视摄影记者的作用，当时的日军随军记者，有很多是摄影师。《朝日新闻》连续多日集中以照片形式报道南京的“祥和”景象，1938年新年，《朝日新闻》发了半个版的图片新闻，总题是《共祝新年－南京与日俱增的中日亲善》：中国的修鞋匠主动热情地为日军修鞋，图片说明用的是“当兵的，过年啦，给你修修鞋吧”。还有一幅图的内容是：戴着红十字会袖章的日军卫生班成员在原外交部大楼里为收容的中国伤兵、俘虏进行治疗与看护的情景。照片的说明是“换上新纱布，好好过个年——军医部的活动。”
但实际上，这些图片是如何出来的呢？日本评论家森绅一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过检定的照片才能得以公开刊行，所以只是宣传照片而已。”
不过，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也出现了一个敢于说真话的日本作者，“国内新闻报道都是假话，大本营发布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么日本的战争是圣战啦，日本的军队是神兵啦，占领区是一片和平景象啦。但是，战争绝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痛烈的、悲惨的、无法无天的。”说这话的，用自己的笔写下真实场景的这个人叫石川达三，作品为《活着的士兵》。但是，这样一部作品在当时立刻引起了日本当局的震怒和严惩。作者被以“违反新闻法”被追究刑事责任，接受警视厅调查。1938年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监禁4个月、缓刑3年执行。这是日本侵华期间第一起也是最后一起“以笔取祸”事件。
但有时为了炫耀战绩，他们偶尔也会报道血腥的细节，比如日本报刊连续4次报道日军杀人比赛。经盛鸿说，日本各新闻传媒争先恐后地报道、吹捧日军在战争与屠杀中的“勇士”，目的就是为广大的日军官兵树立一个或多个学习与效法的榜样，以此鼓舞日军的士气与制造皇军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神话，使整个日军更快地走向法西斯化，煽动日军官兵更多地杀害中国人民，然后在中国人民的鲜血和白骨上建立起日本的殖民统治。
意义重大
侧面印证了日军的残暴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认为此书意义重大，从侧面其实也印证了当年日军的暴行。
快报记者 毛丽萍 胡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