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氏兄弟是怎样躲过日军大搜捕的魔掌的？他们的行动，是一时的义举，还是有组织的幕后谋划？2008年11月7日凌晨2点40分，南京迈皋桥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95岁的詹长麟老人永远闭上了眼睛。69年前的那段往事，也许将彻底被历史湮没。《发现周刊》记者及时采访了詹家后人和这段历史的研究者，挖掘了已被尘封的那些内幕，还原那些惊心动魄的细节。

　　日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

　　詹长麟逃亡路线图    制图 俞晓翔

　　来自特务处的意外“邀请”

　　1934年初，詹长麟初进日本总领事馆时，确实为生计所迫。

　　1934年夏至前后，这天将近晚上10点，干了一天活儿的詹长麟疲惫地回到薛家巷14号的家中。一辆黄包车悄然停在了门前，随后进来一个年轻人，说有要事商量，把不明就里的詹长麟带到了鼓楼旅社二楼的4号房间。在詹长麟的儿子詹文斌以及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经盛鸿的帮助下，记者基本还原了当晚的事件。

　　“到底有什么事？”詹长麟话音刚落，只见一名头戴礼帽、身着蓝布长衫的中年男子走进房间，和颜悦色地问起他在日本总领事馆的工作。虽满腹疑惑，他也只好一一作答。对方话锋一转，发问，“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介绍去那里工作吗？”詹长麟不由一愣，陷入一片混乱的思绪中。

　　没等他作答，对方紧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特意安排你进去，就是要你刺探日本人的情报。”詹长麟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料想不到，潜入敌穴、刺探敌情这样评书中才有的故事，如今会落到自己这一介草民头上。

　　这名男子随即亮出了自己的身份——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组长赵世瑞。可能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开玩笑，他甚至掏出一把手枪，摆在詹长麟面前，“现在你有两条路，要么做我们的卧底，要么现在就用这把枪自尽！”詹长麟没多犹豫便表示愿意效忠，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与其说是个选择，倒不如说是个赌注。

　　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是当时收集日本情报的部门。实际上，当初介绍詹长麟面试的王明和之子王高科便为这个机构效力。

　　堂屋的关公像成了情报中转站

　　从此，国民党特务机关多了一名成员，代号65的“袁露”，也就是詹长麟，他直接受命于戴笠总管的特务处。当时日方每月薪水14块银元，国民党还有10块，加起来有24块。一家人日子好过了起来，但詹长麟每天却如履薄冰。特务机关时常下达指令，要求他连续不断地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否则便会被怀疑“懈怠工作”。他只有趁着打扫卫生的机会，在纸篓里翻找有价值的字条，搜寻办公桌上的任何文件。一旦发现了有价值的信息，他就立即抄录下来。

　　在詹家屋内的大堂，供奉着一幅年代久远的关公画像，这里成为情报中转站。为了方便行事，经组织批准，詹长麟的妻子也成了帮手。每天他收集来的情报写满纸条，由她负责将纸条藏在这幅画像后面。负责取走情报的是南京区外事组的黄泗清、杨立民等人。上级布置的机密指令也通过同样的手段转交到詹家。

　　后来在他的介绍下，大哥詹长炳也进入日本总领事馆，表面上为仆役，实际身份与他一样。表面上，詹氏兄弟忠心耿耿，是日本人的勤快仆役，但日本人做梦也未料到，詹氏兄弟还有一个让他们魂飞魄散的特殊身份：卧底。

　　“藏本事件”的阴谋原来是他暗中戳穿

　　詹长麟提供的情报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而“藏本事件”称得上是其中最突出的一次。

　　那是在1934年6月7日，日本总领事馆突然派人气势汹汹地来到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位于现在大方巷），声称一名叫做藏本的副领事突然失踪，怀疑是被中国人绑架乃至暗杀了；并威胁说，如果找不到人，就要对中国不客气！

　　失踪案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下关海面上停满了前来示威的日本军舰，中日战争一触即发。这起事件其实是日方一手策划，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要藏本到紫金山自杀，再嫁祸到国民政府头上，并利用这起事件，挑起战争。

　　就在事发的前一晚上，也即是6月6日晚11点，藏本匆匆由日本总领事馆出走。而詹长麟正是为他送行的人。当时他看到藏本脸色阴郁地从会议室走出来，看上去非常沮丧。藏本操着生硬的中文，要他把司机小刘叫过来，说自己要用车。詹长麟这才注意到，这位一向严谨的副领事此次出门居然没带任何行李。他随后暗中观察，发现轿车径直由北极阁开往紫金山方向。他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上去。

　　得益于这份情报，首都警察厅早已在紫金山方向布下了天罗地网。两三天后，警员最终在紫金山上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他，日方精心策划的阴谋也宣告破产。

　　很快，藏本由须磨弥吉郎亲自领回，他对当时外交部部长汪精卫解释说，“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自己跑掉了。”藏本被遣送回国。日方精心策划的阴谋彻底破产。

　　詹家小妹嫁给了哥哥的上级

　　1938年，军统局成立后，詹长麟的领导机构也由特务处转为军统局。这时的詹家小妹长英年方16岁，已出落成一个远近闻名的美人。这天，詹家接待了一位特殊的求婚者，此人正是南京军统局外事股股长潘崇声。他早年曾留学日本，现身居要职，虽35岁但一直未娶，而当时更是詹氏兄弟的直属上级。被这样的人物看上，詹家受宠若惊。

　　詹长炳对此举双手赞成：能跟上级结亲，自家在军统局也算是有了靠山。但詹长麟对此一度犹豫过，詹文斌说，“父亲则考虑到19岁的年龄差距，当时并不看好这桩婚事。”

　　不久潘崇声如愿娶得长英，对妻子百般呵护，并把家安在了丹凤街23号。

　　投毒事先已有选定的暗杀目标

　　1938年3月28日，以梁鸿志为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潜伏在南京的军统局人员接到命令：有机会要将他们以暗杀惩处。

　　1939年6月初的一天早晨，詹长麟在书记官般山的房山看到一份信件，抄录下来后，经翻译才得知：6月9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三重等随行要员，要来南京视察；新总领事堀公一，将于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招待清水次长及随员，并决定邀请侵华日寇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维新政府汉奸要员。6月5日，日本总领事馆果然向所有被邀请人员发出了请帖。这份名单随即被詹氏兄弟向上作了报告。

　　“清水次长”、“伪维新政府”这样的字眼无疑带给军统局莫大的惊喜。

　　6月6日晚10点，在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的授意下，一个紧急会议在丹凤街潘崇声的家中召开，投毒的构想也由此诞生。

　　会上，成立了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武负责筹划领导。政治书记卜玉林负责与詹氏兄弟联系。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李再生负责投毒后的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常贤负责撤退时的交通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选定毒药。而具体的投毒任务则由深得日本人信任的詹长麟执行。

　　他差点成了军统迷惑日本人的牺牲品

　　这次会上还有一个小插曲。为了保证行动万无一失，会议同时决定：让詹长麟与日军、汉奸们一同饮下毒酒，同归于尽。这一命令遭到了詹长麟的坚决反对。他提出：自己还年轻，还要继续杀敌。最终，领导们决定另行研究。

　　6月7日，安少如将选定的毒药交由潘崇声，再经詹长炳转手，最终于当天夜里送到了詹长麟手中。詹长炳同时带来的还有一个好消息，组织上批准这次詹长麟不用自尽。

　　6月10日早晨，詹氏一家人在鱼市街唱经楼的“中华菜馆”，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饭后，在军统局的安排下，詹家的亲人被安排到了六合的据点，等待重聚。詹长麟毅然决然地最后一次踏进了日本大使馆。

　　案发后他们潜藏在何处

　　投毒东窗事发，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就在日本总领事馆一筹莫展之际，6月25日，堀公一意外收到一封落款詹氏兄弟的信。内容如下：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实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

　　詹长炳 詹长麟

　　堀公一看完信暴跳如雷，随后派日本兵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制定了抓捕詹氏兄弟方案。詹家一家大小将近十人，如同人间蒸发，任日军彻夜挨家挨户地搜查，仍然一无所获。

　　“其实，那封信的讯息可谓真假参半。”时隔69年，詹长麟之子詹文斌向记者透露了那封信隐含的玄机。“当时我父亲他们根本就不在上海，日本人自然找不到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此刻詹家人在他们的眼皮下并未走远，“我父亲带着一家人只不过从南京主城撤离到了六合。他们后来确是去了上海，但那已是八九个月之后的事了。”

　　他们又是怎样实现胜利大逃亡的呢？

　　情急之下设“空城计”死里逃生

　　话说当晚投毒完毕，詹长麟紧急撤离。他骑上早已放在后门的自行车，首先到达傅厚岗，詹长炳正在此处接应他。碰头后兄弟俩随即加速骑至玄武门。两人特意商量好，当快临近玄武门时，就放慢车速，待看到把守着的两名日本兵，就立即跳下车，给日本兵深深鞠了个躬，随后再退后几步，这才重新上车，不紧不慢地离开。确保远离日军视线后，两人连同自行车，在玄武湖乘船到达玄武新村，再下船径直骑到燕子矶笆斗山的江边。此时距离晚宴已有一个半小时，江边的芦苇中早就藏有一只接应的小船。

　　正欲渡江，远方传来“突突”的马达声，是日军的小火轮巡逻过来了。小船赶紧退回了芦苇中，静静呆着一动不动。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趁着漆黑寂静的江面，这才顺利渡江，在六合一处乡村上岸。又累又饿的两人来到附近小镇的茶馆里歇脚。

　　洗漱一番后，刚放下毛巾，就听店家一声惊呼，“不好！日本人来啦！”抬头一看，两辆挤满了日本兵的卡车开了过来。卡车上领路的正是当地的汉奸头子。兄弟俩迅速来到茶馆后院，瞅准一排小屋，挑了间没人的进去。屋里只有一张竹凉床、一张桌子和椅子。詹长麟急中生智，索性把房门大开，两人贴着墙根躲在门后。不多久，汉奸带着日军气势汹汹搜查过来，一间一间屋子搜，一时间鸡飞狗跳。轮到这间屋子时，大敞的房门和空空的房间果然让这群人放松了警惕。他们只是探头看了看便一个接一个从门口走过。等镇上平静后，趁着夜色降临，两人连夜赶去与家人会合。

　　戴笠老母亲亲自为詹家下厨

　　投毒后，詹长麟兄弟在六合潜伏了半年之久，于1940年春取道上海。曾经参与谋划毒酒案的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特意赶来与詹氏兄弟协商逃跑路线。岂料，在上海的一个以煤炭店作为掩护的据点，被叛徒出卖，钱新民被日方围捕，后死于狱中。而詹氏兄弟再次逃过一劫。

　　上海不宜久留，詹家迅速迁到浙江，逃到戴笠的老家江山。戴笠的老母亲亲自下厨犒劳，说：“这些都是为我儿子卖命的人，今天你们落难到此，我给你们下厨接风洗尘。”

　　在江山短暂停留后，一家人到了温州一家旅店投宿。但不想携带的几箱行李，竟遭到店家的觊觎。半夜里，店主亲自带人搬走了箱子。詹家最后来到了福建莆田落脚。这时盘缠用尽，军统方面一时也联系不上，一家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顿。

　　黄淑贤此时已怀有身孕，没多久便生下一女，乳名“圆篮子”。连大名都没来得及取，这个小生命便因长途颠簸和营养不良，在襁褓里被夺去生命。

　　一年半后，詹家跟军统局重新接触上，詹长麟随后被安排到湖南衡阳，在国民党中央财政部的稽查干部培训班里进行学习。培训班毕业后重回莆田，担任稽查私盐的工作。

　　流落他乡的詹家人，暂时过上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未来，他们想也不敢想；故乡，似乎永远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詹家人又经历了哪些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