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詹家人先后回到南京。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掀起过轩然大波的“金陵毒酒案”已被人们淡忘。主角詹长麟，更是销声匿迹。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詹长麟和他的家人是怎样生活的，鲜有人知。
然而，事隔多年后，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詹氏兄弟的故事再次浮出水面。作为一个抗日英雄，他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位于北京西路的原日本大使馆遗址 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
①詹文斌与父亲詹长麟
②1982年，詹长麟在原日本大使馆前留影
中央门外三层洋楼的神秘主人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抑制不住心底的兴奋，詹长麟等不及上级的安排，就带家人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乡南京。
因为杀敌有功，詹长麟被授予一枚刻有“忠勇杀敌”的银盾及5万块法币赏金。在那个年代，3块法币就能买到100斤洋白面，这5万块堪称一笔巨款。但这并不能抚平詹长麟一家的伤痛。当时投毒案发，在日军的缉捕下，受牵连者上千人，其中包括詹长麟留在南京的远房亲戚十余人，他的岳母早已殒命于日军酷刑中。
开完这次表彰会后，詹长麟便退出军统局，利用5万块大洋在中央门外的神策门库伦路，他购买了大片土地，盖起了一座三层洋楼，开办起旅馆，从此潜心经商。
上世纪50年代初，詹家中央门一带的低矮平房中，这处洋房无疑鹤立鸡群。而作为一栋私人建筑，洋楼里电灯、电话等先进设备一应俱全，这更是寻常人家难以想象的盛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老上司赵世瑞曾来劝说詹长麟同往台湾。顾及到蒸蒸日上的生意，他拒绝了这一邀请。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退出军统局的詹长炳不久便被镇压。妹夫潘崇声也被入了监狱，被判18年徒刑。
1956年，“公私合营”也落到了詹长麟的头上，三家店没了，詹长麟成了“中和旅馆”的副经理。
此后的几年，因为詹长麟曾为军统局干过事，成了有“历史问题”的人。詹家普遍受到了冲击，詹长麟、黄淑贤及詹长英经常要参加思想汇报。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8年，詹长麟扫了十年的大街，要强的他怕遇到熟人丢面子，每天凌晨三点就爬起来，天不亮就打扫完赶回家。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女儿都被分配到了遥远的青海。直到1978年后，詹家才恢复了寻常老百姓的生活。那一年，詹长麟从饭店退休，拿起了50多元的退休金度日。
那些年，詹家一直生活得很低调。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因为一位学者的无心之举，詹氏兄弟才再次开始被人们关注。
一篇“应景”小文勾现投毒大案
1983年1月1日，南京的《周末》报第三版“灯下话史”小栏目中，一位署名为“谷萍”的读者撰写了一篇名为《日本驻宁总领事馆食物中毒事件》的小文章，寥寥几百字，大概介绍了詹氏兄弟投毒案的始末。这是江苏媒体首次披露那次投毒案文章，然而当时，这篇文章如石沉大海，并未引起社会的关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让“詹氏兄弟投毒案”浮出水面，引起后人关注的是1987年3月7日，一篇刊登在《周末》第三版，名为《令日寇恼火的南京毒酒案》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叫郭必强，今年已年过半百，是位历史学者。记者辗转找到他，询问当时的一些情况。
谈及为何写这篇文章，郭必强笑着说，这是“一个偶然”。郭必强回忆，1987年3月的一天，他翻阅档案时，发现《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这两个档案中，同时提到了这起发生在1939年6月10日的毒酒案。“当时着墨不多，简单提及，并还附有《中央日报》的报道。”而令郭必强奇怪的是，这样一桩轰动一时的奇闻，如今居然鲜少有人提及。
“那年是纪念抗日战争爆发40周年，初衷是为了应景。当时年轻，也喜欢在报上发表些小文章。”郭必强查阅资料后，就整理出了这篇毒酒案。文章见报后，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关注，很多人蜂拥而至，询问郭必强文章主人公詹长麟的去向。而那时，就连郭必强也没见过自己笔下的这个人物。
掩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浮出水面
郭必强还记得文章发表后，一天办公室里来了客人，他称读到这篇文章，非常激动。原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詹长麟的后人——他的儿子詹文斌。
从詹文斌口中，郭必强才知道“毒酒案”的当事人詹长麟依然健在，当时已有74岁的老人就住在迈皋桥的一所住宅里。而他投毒背后的故事远比档案中记载的要精彩得多。
几年后，在詹文斌的引见下，郭必强终于拜访了自己笔下的这位“投毒义士”。
“当时他年近80岁，个子不高，瘦瘦的，但精神矍铄，也很健谈。”郭必强还记得，谈到当年，老人情绪颇为激动。“他谈那5年发生的事，谈之后逃亡的经历。看得出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随后，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各大报纸都先后找到老人。老人很高兴，这个遮遮掩掩了半个世纪的秘密，他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出来了。
詹文斌这样评价父亲詹长麟：“父亲只是个平凡的人，尤其是晚年生活，没有大起大落，特别平淡。惟独‘投毒案’这事是他一生的光荣，一生铭记，甚至改变了他的人生。”
临走前一天，他还跟病友讲述往事
如今詹长麟已经走了。詹文斌再也听不到父亲滔滔不绝地讲述那段历史了。
回忆起父亲晚年的生活，詹文斌用幸福和节俭来形容。詹长麟的退休工资不高，他和大儿子一家住在栖霞区长营村24号。他有6个儿女，20名孙辈，四世同堂。
詹长麟晚年思维一直很清晰，生活很简单。他平常从不在外喝水饮食，在家中喝水也是一饮而尽，等下次喝水时重新再倒。“父亲很节俭，牙膏只挤一点点，饭一定全部吃干净。”詹文斌说父亲多年来都不曾给自己买过衣服，有时他们的旧衣服他也拾来穿。“他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要求自己，上联是‘心情舒畅活百岁’，下联是‘一生正派品格高’。”
詹文斌说老人身体一直很健康，哪怕91岁时还经常出门跑步，打太极拳。父亲的目标就是活到100岁。
詹长麟病倒是今年3月的事，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最后被检查出患了食道癌。在最后的日子里，食道癌折磨着他。全靠食管输液维系，连水也不能喝。“临终前一天，他还不知疲倦地为新结识的病友们讲述自己当年的经历。好似回光返照一样。”詹文斌回忆道，第二天父亲就不行了，他和儿女一一握手之后，就撒手人寰了。
当年日本大使馆71间房如今何在
在詹长麟的许多遗物中，记者发现了一张他在原日本大使馆（注：1940年，日本总领事馆，升格为日本大使馆）前照的照片，摄于1982年。据说那年前后，日本大使馆遗址陆续被拆掉了。当时詹长麟是特意去那留影的。他要用照片记录下正在消失的往事。
现在，北京西路3—1号，有一座四层小楼的民国建筑，被一家科技公司用于办公用房。詹文斌告诉记者，这里就是大使馆原址。当然，它的规模缩小了很多。
鼓楼区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的张殿亮介绍说，日本人在侵华战争前依法在北京西路1号租用土地12.7418亩，约8493.6平方米，建起日本式花园楼房1栋51间，西式平房2栋8间，中式平房1间，白铁皮房2栋11间。也就是说，日本大使馆当年共计71间房。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大使馆门头上书“大日本帝国大使馆”。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使馆不久也关闭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将原日本大使馆作为敌伪财产没收，成为外交部宿舍。 1949年后，这里成为南京市消防大队所在地。平房陆续被拆除。1976年，3号院内的一幢二层楼房被拆除。1992年，为了建设消防大队，1号院内的一幢楼房又被拆了。“现在就仅剩3号院内的一幢点式楼。”
记者看到，这一幢点式小楼正面设有八字形砖砌楼梯，直通二楼。在八字形楼梯正中下方，设有一门。窗格虽还有雕花，窗户却早已换成了铝合金窗。
沿两侧的楼梯上去，推开门，古朴幽静的感觉依然存在。看得出，条形木制地板仍是当年的，老旧得褪了色，板与板之间有很大的缝隙。踩踏上去还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重走当年逃生路寻找传奇足迹
詹长麟是从日本大使馆的后门溜出，骑自行车逃离的。如今后门早已不在。
1939年，詹长麟骑车到达傅厚岗与詹长炳会合，也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如今，记者骑车重走当年这段路，到了傅厚岗，七转八弯加上等红绿灯，共花去一刻钟。
傅厚岗离詹氏兄弟逃亡的第二站玄武门已没有多远，行至玄武门时，遇见几位老人散步而归，满脸笑容。而当年这里有很多日本兵把守，人人走过城门时都心惊胆战。正在逃亡的詹氏兄弟自然更是心跳到了嗓子眼，记者无法想象，他们如何故作镇定地给日本兵鞠上一躬。
记者想寻找第三站玄武新村的痕迹时，却再也找不到。从南京地名网中，记者得知该村应该位于玄武湖北岸。詹氏兄弟大概是连人带自行车上船，抄近摆渡过去的吧。找不到玄武新村，记者就从玄武湖北岸赶往詹氏兄弟逃亡的第四站黄家圩。从玄武湖北岸到黄家圩，乘76路公交车只有一站路，非常之近，骑自行车也不会太远。在没有公交车乘，只能坐轮渡的年代，这条路算是很近了。可见，詹氏兄弟这条逃跑路线，是经过精心研究的！
随后，记者又到了东井村，再到吉祥庵，越来越靠近江边了，忙里偷闲的记者权当“冬游”了，但回头想一想，詹氏兄弟心情一定很紧张，一路上他们都在提心吊胆——日本兵究竟有没有追来，江边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燕子矶位于高40余米的直渎山上，南连江岸，另三面均江水围绕，地势十分险要。笆斗山距离燕子矶只有2000米。眼前这片江面，正是当年詹长麟兄弟离开南京城的最后一站。那晚，他们因遇到日本的小火轮，担心被发现，在笆斗山掩藏了一宿，然后才上船过江到了六合。
物是人非，詹氏兄弟都已辞世，但那个传奇故事已经深刻在了人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