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科尔贝是二战时期德国外交官下层官员。他于1943年-1945年期间化名为乔治·伍德，冒着生命危险，多次远赴瑞士伯尔尼，向美国情报组织提供了有情报价值的德国外交文件共1600多份。他并非受任何情报组织领导，完全是在进行一个人的情报战。德国《明镜》周刊称其为“不顾生命安危反抗纳粹的无名英雄和在没有任何帮助下完全凭良知而战的德国人的典范”。

　　出身于下层社会的外交官

　　弗里茨·科尔贝生于德国一个社会下层家庭，父亲是一个正直的鞍具匠，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教育。

　　弗里茨·科尔贝小的时候，父亲常常对他说：“要做好事”，“德国人的主要缺点就是顺从”，“要忠于自己，热爱自由，不要盲从”。

　　父亲指导他读课外书，给他开列必读书目。书目中有一本书名是《米夏埃尔·科尔哈斯》，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为了争取正义而战斗的造反者，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位英雄的英勇壮烈的战斗者形象强烈地震撼了弗里茨·科尔贝，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望着深邃而静谧的夜空暗自发誓：将来自己也要做这样的英雄！

　　弗里茨·科尔贝成年以后，曾多次回忆起这个故事和那个造反者的英雄形象，成为他向纳粹斗争的鼓舞力量。

　　中学毕业以后，弗里茨在铁路部门工作。可是他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写写算算的小职员。通过业余学习，他考进了外交部，先后在南非和西班牙的德国大使馆工作，由于他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勤奋，他被提升为外交部政治和军事事务局领导卡尔·里特尔的助理。至此，他对纳粹发动的那场战争并无清醒明确的认识。

　　1941年9月，弗里茨到位于德国东部边境的元首大本营“狼窝”去送外交部的秘密文件时，听到纳粹上层领导的谈话，他们鼓动军队践踏战争法，残杀战俘和俄罗斯平民，还打算杀死老人、结核病人、战争伤员和其他他们认为不值得活下去的人。

　　弗里茨感到非常震惊。他终于明白了，这个国家被恶魔所统治，它在做坏事。

　　这时，童年时他父亲要他读的书里的那个英雄的造反者的故事又一次涌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要利用他作为卡尔·里特尔的助理，可以接触许多机密文件的有利条件，把有情报价值的外交部文件偷偷地提供给纳粹的敌对国，帮助他们尽早结束这场罪恶的战争，建立一个新生的和平的德国。

　　将绝密文件送到美国大使馆

　　1943年8月，弗里茨·科尔贝以紧张的心情迎来了第一个战斗——他为自己争取到一次外交部的例行差事，护送柏林送往瑞士伯尔尼德国大使馆的邮政文件。

　　那天下班时，他和同事们一起走出外交部大楼，装作很轻松地和他们交谈着，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把烟盒忘在办公室里了。”于是，他又回身进了外交部大楼。

　　他上到三楼，打开办公室的门，再把门锁好。他走到窗前，看到大楼前下班的同事都没有了踪影。接着，他打开装有重要文件的金属保险柜，取出两个没有封口的灰色信封。信封里面装的是本应销毁的外交电报和文件。

　　他脱下长裤，用绳子把两个信封绑在大腿上，然后穿好长裤，离开办公室，紧张而又恐惧地下到一楼。

　　弗里茨走出外交部那巨大而空荡、每迈一步都发出清脆而响亮的令人心惊肉跳的回声的大楼。

　　他的心脏狂跳着。到了大街上，他又下意识地回头看看，总是感到好像有人在盯梢。他匆匆忙忙地来到火车站，登上开往瑞士的列车，走进列车前部专门为执行官方任务的旅客准备的特别包厢。

　　十多小时之后，列车到达瑞士，因有外交部的特别通行证，他躲过了德国警察的严密检查。

　　他先去了英国大使馆，被冷漠而彬彬有礼地拒绝了，英国人怕被德国间谍所欺骗。

　　美国大使馆会不会接受呢？他抱着一线希望又去了美国大使馆。

　　美国外交官杰拉尔德·迈耶开始也是神情冷漠地翻阅着这些盖有“绝密”印章的德国外交文件，可是又转念一想，这件事也可能不同寻常。 于是，杰拉尔德·迈耶立刻快步跑到楼上，把这些绝密文件交给他的上级艾伦·杜勒斯。

　　艾伦·杜勒斯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瑞士大使的商务特别助理，实际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欧洲大陆间谍活动的重要人物，其任务是收集一切可能获得的关于被占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报。

　　这位美国特工领导人犹豫着，他也害怕这是德国间谍设的圈套。可是，记忆深处一件曾经令他后悔不已的事提醒他：不可以轻易拒绝。

　　那是1917年，俄国正在悄悄地酝酿着震撼世界的伟大事变，而他的间谍生涯刚刚开始。一个星期天，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俄国革命者要求见他。可是他不愿意取消与一位漂亮女士的约会，所以连一句话都没有跟那位不速之客讲，就把他打发走了。几个星期后，他得知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列宁。

　　接受以往的教训，艾伦·杜勒斯最终决定亲自见一见弗里茨。

　　当天午夜，艾伦·杜勒斯化名为道格拉斯，在迈耶的公寓里会见了弗里茨。弗里茨带来的情报的重要性令他们吃惊，他们觉得这好像不可能是德国间谍组织设的圈套。他们还是不放心，唯恐被这个人的出色表演所蒙骗。合作就是在这种半信半疑的状态下进行。

　　次日上午8时，会谈继续进行，讨论了日后联络的技术细节，决定弗里茨的代号为“乔治·伍德”。弗里茨向美国人声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理想，他不需要任何报酬。

　　在人们的误解中走完了人生路

　　从一开始弗里茨就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的危险性。他写了遗书，自己随身携带一份，另外一份交给了美国人。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危险的确是巨大的。从1943年8月到1945年3月，弗里茨共五次以外交部信使的身份去伯尔尼，乘机向美国人提供情报，每次都心怀恐惧地担心可能会出什么意外，被盖世太保逮捕。

　　很快，更大的危险来了。1944年4月，外交部邮政部门换了一个年轻的新雇员，他对包裹的检查比以前更加仔细，这给弗里茨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那次，弗里茨把用美国人提供的拍摄外交部文件的胶卷藏在一包衣服里。眼看着那个年轻人正要检查那件藏有胶卷的衣服，弗里茨的心狂跳不止，衣袋里的手紧紧地握着那把他时刻随身携带的小左轮手枪。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位同事走进房间。弗里茨灵机一动，立即和那人谈起一个当时很多人都很感兴趣的话题，以分散那位搜查者的注意力。他这一招很有效，那位搜查者果然立刻就被谈话所吸引，也加入了谈论之中，因而结束检查，封上包裹，打上封条。许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弗里茨说：“当时我的膝盖都有些发抖。”

　　弗里茨每次去伯尔尼提供给美国情报组织的外交文件多达三百页左右，美国人得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分析研究这些情报。

　　由于情报工作的复杂性，美国人直到1944年4月才敢完全相信他——这个月的16日，根据弗里茨提供的情报写成的总统备忘录送呈罗斯福总统，其副本送呈国务卿、军界高层领导和英国最高当局。

　　1945年4月3日，弗里茨最后一次到伯尔尼，美国战略情报局伯尔尼分局领导人杜勒斯指示他留在伯尔尼，不要返回柏林。

　　战争结束后，弗里茨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本国政府认为他是叛徒，他想到美国去找工作，也遇到了很大的障碍。

　　他在南非长大的儿子，非常不满父亲多年对自己的冷漠和疏远，1953年到欧洲旅行时，他在父亲家住了三个月后，终于辞别了父亲，回到他从小长大的南非。儿子的辞别，让弗里茨非常伤心，但他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坚强地生活着。

　　1971年2月，71岁的弗里茨因患胆囊癌在伯尔尼去世。又过了很长时间，德国政府才承认了他在二战时期反纳粹斗争中的贡献，并在外交部设了一个专门纪念弗里茨的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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