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信夫 江宁区 65岁

　　父亲要是活着，今年就九十岁了。每到他忌日的前后，我总会梦见他，跟他说说我们父子间的知心话。父亲去世得太早，没能亲眼看见他的子孙长大成人，在我看来，这是他最大的遗憾。希望父亲在天之灵安康，也保佑我们后辈幸福、平安！

　　白手起家成为当地首富

　　父亲1919年出生在南京栖霞区的常林镇，爷爷是地主兼工商户，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好。因为世代经商，父亲读了四年私塾后，在十五岁那年，被送到了离家十多里的石埠桥镇一家粮食行做学徒，学习粮食收购与销售。

　　三年师满，父亲十八岁时白手起家，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名为“群益”的粮食行。因为工作兢兢业业，粮行的生意越做越好，很快，父亲就独资创办起了“天源粮食行”，还是当时栖霞地区首屈一指的最大商店。

　　父亲在他的经营生涯中，诚信经营童叟无欺，深受方圆数里百姓的赞誉。他一生经营，却没结下一个仇人。一时间，我家成了当地的首富。1956年，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积极响应的父亲工作更加小心谨慎，任劳任怨的他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成为私方人员中的楷模。

　　父亲一生育有四个子女，老大是个男孩，但很小就因病夭折了，我排行老二，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于是，我就成了家里的“独苗”。我从小身体一直不好，总是生病。现在，父亲去了，我老了，每当回忆起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挥之不去的，都是父亲留给我的温情。

　　倾家荡产给我治病

　　那时，我才八岁，不知何故，咳痰不止、高烧不退，眼看着我就要被病魔折腾得面黄如纸。我这一病，父亲非常紧张，生怕他这唯一的儿子再遭什么不测。于是，他带着我，从栖霞乘火车赶到了马林医院（现鼓楼医院），医生认定我已经病危，死活不肯收我入院，父亲无奈，带着我在医院附近的一家旅馆过了夜。那一夜，我昏昏沉沉，但眼前，总是有个模糊的身影守候在我床边。

　　第二天一早，父亲又带着我再次恳求值班医生：“只要有一线希望，你们救救我儿子吧！”医生这才同意我入院治疗。因为病势凶险，先后六次抽胸水方才救活我这条小命！那次，我在医院足足呆了四十五天，花去了一百多万旧币的医药费，这是当时一般家庭绝对无法承受的，如果不是父亲，我的生命怕是只能停在八岁——这个人生的起点上了。

　　母亲长年有病，没有工作，全国实行公私合营后，父亲每月只拿三十多元工资，虽然靠向外租房还有些额外收入，但经济情况已大不如前。偏偏在那一年，我没来由地消瘦，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经医院诊断后确诊为浸润型肺结核。医生开了药，让我回家服用，每三个月到医院拍片复查一次。那时，我才十三岁，从栖霞到南京市中心多有不便。可是父亲工作再忙也向单位请假，带着我，一趟趟地来回于栖霞到南京市中心的路上。

　　肺结核是那个年代大伙公认的“花钱的病”，必须大量补充营养。虽然那时候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已有些紧张，但我仍然是大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全家节衣缩食供我一人治病。那会儿，我成了门口一家高档餐馆的常客，每天下午，父亲都会给我三毛五分钱，让我去吃一碗免粮票的面条，要知道，这钱抵得过别人一天的伙食费！大肉面、熏鱼面、牛肉面……每天换着花样，就这样，我吃了一年多，不仅病好了，人也变得精神了。而他们，却是“饭不够，果来凑”，常常就着父亲带回来的野菜、瓜果，糊弄一顿了事。

　　父亲鼓励我掌握一门技术

　　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中，父亲被定性为资本家，为此，我受到了很大的牵连。

　　高中毕业后，我待业在家，就因为“出身”，我先后两次错过了国营大单位，看着往日交情深厚的同学、邻居一个个都有了让人羡慕的工作，我的情绪一落千丈，成天对着墙，跟谁都不愿说话，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晚上，他下了班，总会来到我的房间，开导我，帮我重新站起来。

　　眼光长远的父亲总认为，国营大单位并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掌握一门技术也能在社会上立足，于是，他找来与自己交情颇深的建筑合作社主任，拜托他给我一个工作的机会。由于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肯在建筑行业立足的人更少，再加上我踏实肯学，短短两年，我就从一个木工学徒变成了一名懂技术工作的管理人员。

　　从此，我的事业一帆风顺。退休时，我还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而当年那些进了国营单位的同学和邻居们，却做了终年从事高空作业的工人，现在的他们，大多已内退回了家。

　　虽然我在建筑业发展得不错，但它终究是个在今天也仍然会被人轻视的行业，再加上我身高近两米，饭量特别大，每月不靠家里的补贴根本填不饱肚子，所以，我的婚姻大事迟迟没有解决。而那时父亲已经病重，最希望的就是在有生之年看见我成家。

　　父亲总是和我说，遇上了合适的女孩，就告诉他，只要姑娘心地善良，人品好，他一定会同意的。但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我，似乎从来没把婚姻之事放在心上。不得已，由父亲做主，经过熟人的介绍，我与一个江宁女孩认识了，第二年的元旦，她就做了我的新娘。虽然当时我并不满意这桩“拉郎配”般的婚事，可现在看来，若是没有父亲，我到现在还打着光棍也说不定。

　　我结婚后的六十五天，父亲就丢下了我们，撒手人寰，一切，都是时代之果。

　　他临走前鼓励我们好好活下去

　　继我的两个妹妹下放农村后，年过五十的父母亲竟也没有逃过下放的命运。面对锄地养猪的农村生活，曾经叱咤风云的父亲心里始终无法接受现实，但政治环境不允许他多说些什么。在他与我来往不多的信件中，总是向我抱怨：“儿子，现在什么事情都只能闷在心里，我真是难受啊！”听他诉苦，我着急，却什么都不能做！终于，一年夏天，他胃部大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诊断结果竟然是胃癌、贲门癌晚期！转到南京的大医院时，癌细胞早已扩散，不能手术。无奈，我们把父亲接回了栖霞的老家。

　　去世的前晚，他烦躁不安，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的他呻吟不止，紧紧抓着我的手，不停地用最后的一点力气跟我说：“我走了，你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挣扎到黎明，他原本紧抓着我的手，软了下去……而他的眼睛，却一直都没有闭上。

　　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刻，1972年3月5日6时。

　　他去世后，我们把母亲照顾得很好。退休后，我还在三家单位兼职，生活无忧。父亲的孙儿们也都有着稳定的工作，每到年节，我看着承欢膝下的孩子们，总会想起父亲，要是他还在，能看到这一切，该有多好！

　　今年，是父亲的九十冥寿。望父亲在天国一切安好，保佑您的子孙生活幸福、平安！

　　实习生 吕为

　　快报记者 钟晓敏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