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南京两级法院工作大发展。1978年，南京全市法院受理各类案件数为3千多件，到2008年，仅1至10月，就受理案件近10万件。

　　在这儿，我们无意罗列所有的大案要案，遵循“个案促进法治”的主线，从南京全市法院30年来审理的100多万件中，在各个审判领域共撷取了30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件，旨在让大家了解，司法在南京走过了怎样的30年……

　　创作一首思乡的歌曲，会被判处死刑？这在今天看来，让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样的事情在文革期间却真实发生了。

　　在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昨天上午，记者走进建邺区法院档案室，翻开一本本泛黄的“任毅反革命案”卷宗，打开了这段尘封在南京老知青们脑海中的“历史记忆”……

　　原本名为《可爱的家乡》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这就是《南京知青之歌》，也叫《知青之歌》。

　　凡是经历过上山下乡那个年代的人，对这首《知青之歌》都非常熟悉。可很少有人知道，南京知青任毅在创作这首歌时，起的名字叫《可爱的家乡》，而任毅也没有想到，这首传唱中国、仅仅4段240字的歌曲，给他带来的并非是无限的荣耀，而是让他付出了为每字坐14天牢的惨重代价，并差点为之“掉脑袋”。

　　任毅，1947年生，南京五中高中毕业。1968年12月，南京五中下乡知青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浦县，任毅等人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生产队。1969年5月，任毅和校友数人一起来到插队在江浦县汤泉公社的同学处。在那里，任毅听到了南京到新疆插队的高世隆所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低沉、缓慢、思念家乡的歌词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知青，在大家的鼓励下，任毅有了一种创作属于知识青年歌曲的激情。

　　“回来以后的第二天晚上，我无法抑制感情的冲动，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开始创作。于是，一支《可爱的家乡》在低矮的茅草屋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诞生了。

　　迅速传播拉开悲剧帷幕

　　《可爱的家乡》一歌写出后，大家纷纷传抄，歌曲以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并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他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短暂几天，更名后的《知青之歌》被广为传播：学校的学生在唱，军队营房里军人在唱，工厂里青工在唱……对于任毅来说，人生的悲剧就从这里开始。

　　一天，任毅接到一位同学的来信，“《知青之歌》已在当时被称为苏联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并被改为男声小合唱反复播放，歌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第二天，任毅偷偷地将收音机打开，颤抖着调试频率，“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国知青朋友们，下面请听《中国知识青年之歌》……”

　　随着悦耳的悠扬的音乐响起，任毅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在当时，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既然苏联修正主义支持了，那当时的中国肯定反对。任毅当天晚上就写了检查，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第二天呈交给了公社书记。

　　没有几天，《知青之歌》引起了“四人帮”中的江青、姚文元的重视，作出指示“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

　　不久，张春桥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同年2月19日深夜，在持枪军人的押送下，任毅被带进娃娃桥监狱。“这是你的代号”，看守说着将一块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递给任毅，上面印着：3427。

　　许世友将他从鬼门关拉回

　　尽管任毅在近百页的“亲笔供词”中主动“认罪”，但再好的态度也未能改变悲惨的命运——1970年5月24日，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作出《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其中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有两点：一、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二、编写反动黑歌《我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

　　“综上所述，经研究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请批示。”与任毅一起处理的24名反革命犯也均被判处死刑。同年6月6日，南京市革委会接报后，在《处理案件呈批表》上，签下意见“同意”。

　　不出意外，只要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审批通过，任毅与其他24人的命运一样，“掉脑袋”。

　　然而，奇迹就在这一环节上产生了。当时，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负责的许世友将军审阅任毅的判决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将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一只大手硬是把任毅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同年7月11日，江苏省革委会书面回复：判处任犯有期徒刑10年。

　　服刑近9年终被法院平反

　　任毅在石佛寺农场劳动改造期间，很多并不相识的知青，以及南京五中的老校长都去探望他，任毅的母亲也从下放的泗洪县前来探监，这给了任毅强有力的精神支持。3个月后，任毅被转押溧阳县劳改队，接近9年的牢狱生活由此开始。据悉，任毅在劳改农场表现很好，从不给干部惹麻烦，做事也认真。

　　就在任毅服刑差1年多就释放时，他听说“四人帮”被粉碎，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产生了：“我要翻案，我没有罪，是‘四人帮’强加的。”

　　为此，任毅在监内偷写上诉书，寄出上诉书后，相关部门到监狱了解情况时，监狱对任毅作出的评价很差：“请贵院依据原判事实，作出处理决定。”

　　1978年1月30日，任毅寄给最高人民法院长达14页的请求重新审查处理上诉书，引起领导注意，案件不久被移送至南京市建邺区法院。同年8月10日，建邺法院出具复查意见。同时，建议“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回宁安排工作。”

　　1979年1月4日，这个让任毅一辈子难以忘记的日子，他获得了建邺法院的“无罪释放”判决书，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平反。后来，南京纺织公司所属的丝绒厂热情地接纳了他，他被安排到总务科，不久，和单位一女同事喜结连理，这个小家庭至今安稳甜蜜，如今任毅退休在家，颐养天年。

　　曾有人谈起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任毅很坦然：“功过是非，只有走过那一段人生历程的人心中明白，我历来抱着向后看的人生哲学，凡事向后看，今天比昨天好就行了……”

　　法官点评

　　“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检法”。法治被人治所替代，产生了不少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从人治走向法治，南京法院的复查纠正工作为全国法院起到了示范作用，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转发了南京法院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抓紧案件复查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也在1973年7月18日头版头条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强领导采取措施，抓紧复查群众申诉案件”为标题进行了重点报道，对南京法院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通讯员 赵兴武 金立安

　　快报记者 宗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