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徐悲鸿赴新加坡和南洋各地举办画展。国家危亡、民族苦难，占据了他的整个心胸，他虽享有盛名但仍每天紧张地忘我创作，只图多画些画多挣点钱为祖国多做点贡献：所有画展全部巨额收入他都捐献给祖国用以救济难民。1941年11月，他接受美国援华总会邀请，正欲赴美举办画展，谁料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局骤变，他便匆匆取道缅甸回国。
在大理画《长角牛》赠老农
1942年春，徐悲鸿来到边陲重镇保山，并在此略作休息。为了节省开支，他每天都去一小吃店以烧饼代餐。做烧饼的伙计一听他的江苏口音便和他认了同乡，多次交谈后彼此都熟悉了，于是，这位伙计便向他提出：“徐先生，你把我带走吧！”徐悲鸿不忍心拒绝他的请求，便慨然答应了。
在保山，徐悲鸿又不期而遇了在新加坡时经华侨介绍认识的“刘将军”。据说这位刘将军是抗日将领马占山的秘书，上海沦陷后被日军投入监狱，逼他出任伪职遭拒绝，后在狱中爱国志士帮助下逃至新加坡。此次相遇，他们便结伴同行。
徐悲鸿一行来到了大理，并在此停留月余。当时，大理军管区司令赵诚伯指定马丽生负责接待徐悲鸿一行。马丽生把他们安排在当时大理最有名的商号“永昌祥”的小洋楼里住宿，这可说是按当地的最高规格接待了！但徐悲鸿却觉得该处“俗不可耐”。马丽生就提议去自己家里休息，住宿容以后再定。到了马丽生家，徐悲鸿看到院里的小花园十分清秀，屋内还有画桌和文房四宝，就想住在这里。经请示赵诚伯同意后，徐悲鸿一行就住在了马丽生的家里。
大理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这片美丽的土地深深吸引了徐悲鸿，在大理逗留期间，苍山十九峰和锦浪十八川都留下了他游览的足迹。后他又东渡洱海登上了佛教圣地鸡足山，几天的时间里就留下了《鸡足山全景图》《翠竹寒林图》《奔马》《雄鸡竹石图》《石楠》等墨宝。
有一天，马丽生和徐悲鸿一起去洱海写生回来，行至大关邑村时，遇到一位老农牵着一头气喘吁吁的老牛，牛角特别长，肋骨十分突出。徐悲鸿说：“商量一下，送老人家一块钱，请他停一停，我想画张速写。”马丽生便与老农商量，老农误听成用一块钱买他的牛，一口回绝，还说这头牛虽然老了，但还要与自己做伴，家里穷，再买不起牛了。徐悲鸿很同情老农的贫困处境，就对他说：“我画一头牛给你，明天你来这里取，你去商号把画卖了，再去买一头壮牛吧。”老农不相信，马丽生对他解释说：“这位是天下闻名的徐悲鸿大师，他画的一头牛，足够你买几头壮牛了。”徐悲鸿当场画了速写，第二天一早，他挥毫作《长角牛》，画好后派人给那位老农送去。后来，有人知道此事，以高价把这幅画买走了。
盖有“悲鸿生命”的藏画被盗
随后，徐悲鸿一行告别大理来到了昆明。四季如春的昆明使徐悲鸿得到了一段休憩时间。虽然踏上祖国的土地时间不久，但他仍然一心只想为祖国多做奉献，于是，便在昆明举办了劳军画展，将那些准备在美国展览和出售的画，移在昆明展出，受到昆明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而此次展出卖画的全部收入，他仍然捐出用以慰劳前方将士。
在昆明，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许多热爱绘画的青年都慕名登门来访。徐悲鸿历来爱才惜才敬才且慧眼识珠，在众多的来访者中他对衣着简朴的学子袁晓岑特别垂青。徐悲鸿的鼓励和教导，更加坚定了袁晓岑终生从事艺术工作的信心，他大学毕业后，就专攻绘画、雕塑，并以卖画为生，最终成为中外闻名的大雕塑家、大画家。
徐悲鸿在昆明也碰到了一件令他痛心疾首的憾事。
1937年底，他在香港经作家许地山及其夫人的介绍，从一德籍夫人收藏的中国画中，倾其所有近万元巨款再加上自己的七幅作品，才购得了一幅唐朝的图画。购入此画后，他便携带这幅重新装裱并亲手题跋且在画面加盖了“悲鸿生命”印章的《八十七神仙卷》，请香港中华书局照相制版，用珂罗版精印。
当时，他住在云南大学的一幢楼上。一天，空袭警报尖叫，他和许多人一起跑入防空洞。警报解除后回到住所，竟发现门锁已被撬开，《八十七神仙卷》连同他的30余幅作品均被盗。虽立即报警，警方亦认真追查多时，却一直未能破案。
在重庆被假将军骗画又骗财
1942年夏，徐悲鸿赴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他们一行在赴重庆时特意在贵阳稍作停留，徐悲鸿对贵阳当地的朋友讲述了他的江苏同乡的个人情况，得到他们的帮助，安排在贵阳一所中学的食堂里工作。而这位同乡也非常满意，对徐悲鸿充满了感激：在学校食堂工作比较稳定，比给私人老板打工强多了，可少遭点白眼和盘剥而多了些收入和人身自由，何况是徐悲鸿介绍来的人，学校自然会善待的。
一年以后，徐悲鸿收到他的学生卢荫寰女士从成都的来信，信中告知：她通过丈夫的介绍去一位不相识的人家里，见到了《八十七神仙卷》，因为过去徐悲鸿曾将此画的照片带到教室给学生看过，所以卢认识此画。得此佳音，徐悲鸿惊喜万分，便想马上去成都，冷静思考后又恐藏画人听到风声惧祸而销赃灭迹，最后决定请办事干练的刘将军去成都先设法和藏画者交上朋友，看到画后再商量解决办法，并给了他一笔费用，再三叮嘱不能让藏画者因害怕而毁画，如果能花钱买回来最好。
刘将军去成都后很快就认识了藏画人，也认准了确是昆明丢失的画，便来信说：为了使画能安全到手，需要花一大笔钱。徐悲鸿为筹巨款而日夜作画，最后凑够20万元汇去，又寄去自己的作品几十幅，最后刘将军才“完璧归赵”，将画从成都带回重庆。徐悲鸿双手捧着这件国宝激动万分，画尚无损，只是画面上那“悲鸿生命”的印章已被挖去，题跋也被割掉了。徐悲鸿的未婚妻廖静文看到归来的刘将军全身上下焕然一新且出手阔绰，便不免生疑：那些寄去的巨款和画是否有猫腻？她把这想法告知徐悲鸿，但徐悲鸿却表示：“何必去计较那些钱呢！他能将这幅画弄回来便是了不起的功绩。”
自此后，刘将军经常来向徐悲鸿要画，有时一次竟达五六幅之多，徐悲鸿念其功绩从不拒绝。后来，内情果然被廖静文猜中：那位藏画者什么也没有得到，全部的钱和画都落到了刘将军的手中。抗战胜利后，徐悲鸿担任北平艺专的校长后，又得到消息：刘将军根本不是什么将军，所谓抗日英雄的历史全是编造出来的。后来徐悲鸿又将《八十七神仙卷》重新装裱，请张大千、谢稚柳两位先生写了跋而妥善收藏。
在成都送《奔马》给马车夫
1943年秋，徐悲鸿在成都举办了画展，画展使成都的观众沸腾起来。画展结束后，他和廖静文抽了一天时间，去距成都几十公里的新都县游览桂湖，那里有明朝著名文人杨升庵手植的180多株桂树，当时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他们雇了一辆带篷的马车前往。
徐悲鸿因经常画马，对马有一种特殊感情，听着马蹄得得，看着马迎风奔驰，他顿感心旷神怡。马车夫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他很爱惜自己的马，马奔驰了一程身冒热汗后，他便勒紧缰绳吆喝着马放慢步子缓缓而行，但不久马又自动奔驰起来了！于是，他摇动着满头白发回过头来说：“我这匹马呀，虽然老了，但跟人一样，还很好强呐。”
徐悲鸿愉快地接腔说：“老大爷，你这匹马养得真不错呀！”老人说：“养马，你必须爱它。不要光看它是畜牲，其实它什么都懂，有时候，比人还明白呐。比如说，今天我拉上了你们，有了生意，它比我还快活。我就靠这匹老马过日子，它也靠我过日子，我们俩谁也离不开谁。唉！我什么都卖了，就是没卖这匹马。有时候，我自己挨饿，也要喂饱它。我自己冻着，也不能让它受冻。它要是歪着脑袋，我就知道它不高兴，我就什么也不让它做，我自己用肩膀去扛活……”
徐悲鸿被老人的肺腑之言深深感动了，也动情地说：“老大爷，你说得对，说得好。我就喜欢你这样待马好的人，马是既勤劳又忠实的。”
老人受到称赞，话更多了，他把萍水相逢的大师当成了可以倾诉心声的知音，便敞开了心扉，说起了他的家口，说起了战争的灾难，说起了物价的飞涨，说起了生活的艰难……
几十公里的路程很快结束了，徐悲鸿愉快地付了车钱，又伸手抚摸着马的背脊像对一位亲切的朋友似的说：“谢谢你。”临别，他把一幅才画好准备在归途中送到裱画店装裱的《奔马》，送给了老人。老人打开看了画，那双混浊的眼睛陡然亮起来，深深的皱纹里堆满了微笑。廖静文担心老人不识此画的价值，便提醒和叮嘱说：“老大爷，这张画的价钱比你这趟车钱多得多啦，你可千万不要随便给人呀！知道吗？”
“晓得了，晓得了。我遇到好人了！……”老人一面说一面用袖口擦去了已经流到面颊的泪水。徐悲鸿紧握着老人那双粗糙得像石头一样的双手，动情地连声说：“再见，再见。”才依依与老人惜别。
沙平 据《钟山风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