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殷涛接任南京丁家桥小学的校长。2007年，已经退休的前任校长李雅茹和骆爱云提醒殷涛：“有一件事得抓紧办，学校今年要过六十大寿，校史、资料都得整理出来！”不过，她们也讲出了自己的疑问，有些老人曾经说过，丁家桥小学的历史很长，但究竟有多长，却没人能说得清。
老校长一说，殷涛心里的疑问也加重了。自从当上小学教师，她就在鼓楼区，一直对丁家桥小学感到好奇，因为丁家桥小学并不在丁家桥，学校的门牌上明明白白写着长江新村6号。为什么会这样？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丁家桥附小高级第九届毕业生合影，摄于1947年
一封来信解开校长心结
2007年9月30日，南师附小欢庆105周年校庆，第二天的《现代快报》上刊出了学校的历史沿革，上面清楚地标示出（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附属小学回南京后有了两个分支，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大石桥小学（现南师附小）及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丁家桥小学（1946-1953）。
看了这篇报道后，殷涛坐不住了，“这个丁家桥小学说的难道就是我们，如果按这个算法的话，我们的学校应该远远不止60岁啊？可是已经过去了的那段历史，谁能说得清楚呢？又有什么证据呢？”
很快，证据来了。
2007年12月10日，一封寄自西安的信被送到丁家桥小学。写信人陈嘉宁说，自己在丁家桥小学的网站上看到，学校的校史从1947年2月计算，实际上，应该再向前延伸。
陈嘉宁说，1938年9月，抗战时期在重庆沙坪坝，由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艾伟兼任中大附小校长；1939年3月与四川省立重庆大学重光小学合并，聘请梁兆纯女士为校长；1941年9月由周抑堂先生接任第三任校长，陈嘉宁的姑母陈德征当时也在其中任教。抗战胜利后，附小随中大一起返都，这些老师跟随周抑堂先生返回南京四牌楼中大。
1946年中大作出决定：中大附中在察哈尔路复校，建两个中大附小，一个在大石桥建校，即今天的南师附小，还有一个是由从重庆沙坪坝回来的由周抑堂率领的原班人马在丁家桥建校，原址就在现在的丁家桥34号。陈嘉宁说，因为原班人马都留在更名后的丁家桥小学，因此丁家桥小学是沙坪坝中大附小的正宗传承者。所以校史年限至少应从1938年算起，至今69年（注：截至2007年）。
收到这封信，殷涛的疑惑才解开了一些，原来，丁家桥小学曾经在丁家桥办学，所以才有了这个校名，更早的时候，因为学校战乱迁往外地，加上年代久远，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当时的历史，错将丁家桥小学回南京后复校当成是新建学校。
陈嘉宁是何许人？为什么他对这段历史如此清楚？仅仅因为是他的姑母在这所学校任过教吗？
老校长60年前种的雪松至今还在
在这封信的最后，陈嘉宁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原来，他本人就是沙坪坝中大附小的学生，从1941年进入沙坪坝中大附小读书。当时因为无处就餐，他跟着校长周抑堂先生吃饭。抗战胜利后，他也跟着回到南京在丁家桥附小读六年级，1947年升入中大附中。
毫无疑问，陈嘉宁就是丁家桥小学校史的直接证人。然而，殷涛并不知道，在陈嘉宁从西安发出这封“认亲”信之前的两个多月，陈嘉宁曾经在丁家桥小学门口站了好久。
2007年9月30日和10月1日，南师附小、南师附中举办105周年校庆活动，陈嘉宁作为老校友专程从西安赶来南京，住在长江新村的一家宾馆。在和校友的交谈中，有个别老同学认为自己的母校应是中央大学丁家桥附小，并告诉陈嘉宁，丁家桥小学目前的地址就在长江新村，与南师附小是有区别的。
这问题引起了陈嘉宁的思考，他根据同学的提示，在自己所住的宾馆附近转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了现在的丁家桥小学。当时老人家的心情无比感慨，“我在丁家桥小学门前站了好长时间，想起了过去的很多问题。因为校门锁上了，所以我也没有进去。后来我又到了一路之隔的丁家桥34号，也就是重庆中大附小迁回南京时所在的位置，现在是南京工业大学了。”在南京工业大学，陈嘉宁惊喜地发现，60年前周抑堂校长亲手栽的一棵雪松居然还在原处，他当即与雪松合了影，作为纪念。
庆典活动结束，回到西安后，陈嘉宁再也按捺不住了，提笔写了上面那封信。
知道这些情况后，殷涛非常惊讶，因为当时学校正准备筹办六十周年校庆，显然，历史要重新改写。然而，新的问题来了——要把历史落实到文字，那需要充分的证据，这证据，到哪里去找呢？
南航教授整理出当年校歌
陈嘉宁贡献出了自己珍藏的点点滴滴的回忆。
“当时，家境好的学生就穿由棉鞋浸沾桐油晾干后的油鞋，现代人恐怕听都没听过，没有油鞋的都是光脚板或穿草鞋。学校校长周抑堂，他穿的鞋也是布鞋，是师母一针一线纳出底子做成的。重庆雾多雨多，到了下雨天，学生们从田埂小路上跑过来，鞋子很快就湿透了，非常难受，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忍着。有的学生干脆就把鞋子脱了提在手里，赤着脚一路小跑，到了屋子里再把脚擦干净，重新穿好鞋。”
当时有一个从南洋转来抗战内地的学生，穿着一双橡胶底的白色力士鞋，大家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同学们都很好奇，平时总会用羡慕的眼光围着看这双白力士鞋。
虽然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书本还是有的，上课时也有木头桌与长条凳。学生们大多是中大教职工的子女，因此学习氛围也很浓厚，态度都很积极。平时在文化课之余，还要临摹书法，而书法的字帖都是周校长亲笔写的。
在陈嘉宁的记忆里，学校也很重视文化素质教育，老师们编出了很多很多儿歌，认真地教孩子们演唱，有《上学歌》《放学歌》等，这些歌曲成了孩子们终生难忘的回忆。其中有一个学生叫韩朔眺，后来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根据回忆整理出了多首当时的儿歌，另一个叫周广心的学生则给它们加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同一首歌”，以作纪念。想起这些歌曲，陈嘉宁禁不住低声欢快地唱起来，犹如又回到了那个天真烂漫的年代，“明朝会好朋友……”
据陈嘉宁介绍，周广心的父亲正是周抑堂校长。既然如此，对当初的情况，周广心肯定知道得更多，问题是，怎样才能联系到他？
抗战时期师生饭桌上空心菜唱主角
经过陈嘉宁牵线，殷涛又与周抑堂校长的次子周广心（当时也在重庆中大附小读书）取得了联系。76岁的周广心，如今生活在山西太原，在重庆学习的那段经历，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周广心说，“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同时由中央大学的艾伟兼任了中央大学附属小学校长，对内部其实是中大与重大共同的附小。当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物资非常匮乏，办学条件异常艰苦。当时的小学根本没有围墙，只是在操场周围有一圈栀子树，大门也只是两棵芭蕉树。”教室是用竹板串编起来的，在外面胡乱地涂上一层稀泥，上方架起了人字形房顶，以遮风挡雨。当时的教职工也没有住处，只好又在教室中隔开一道墙，另一半用作了年轻教职工的集体宿舍。
据他回忆，当时的食物也很匮乏，主食是政府补助的有限的一点米面，仅能勉强填饱肚子，菜肴主要就是空心菜，当时叫藤藤菜，因为这种菜长得快，割了一茬很快又能长出来，当时是人也吃，猪也吃，谈不上什么油水或营养，只能是维持最基本的生存。
周抑堂虽然是校长，但其生活条件同样非常艰苦，一家三口人起初是借宿在当地百姓家里，因为离学校太远了，每天拉着小广心走很长一段路去学校很麻烦，后来教职工们不忍心，又将一间宿舍腾出来让给周校长一家居住，那是一间九平米的小房间，很黑，很低，房内只有一张床与一个简陋的方桌，晚上只能点煤油灯。可就是这样一间简陋的宿舍，周广心却跟着父母住了六七年之久。
在这样的条件下，校长周抑堂一心想着要改善办学条件，然而，要改善就需要钱，学校到哪里去弄钱？周抑堂为此伤透了脑筋。
这一年春天，周抑堂的目光盯上了学校的“围墙”——一丛一丛洁白怒放的栀子花。能不能把这些栀子花加以利用呢？
教授们花200倍的钱买下了栀子花
今年74岁的陈嘉宁，对校长周抑堂发起的那次栀子花义卖记忆犹新。
“那是1942年，我刚刚上小学二年级。到了春天，学校周围的栀子花长得很肥厚，又白又香，香气弥漫，成了学校的一个景致。周校长想来想去，发现这是学校里唯一可以利用的资源了，于是决定拿这个去义卖，这也是被逼出来的。”
当时学校将学生分为两组，一年级与二年级的学生负责摘花与扎花，高年级的同学则负责卖花。“我也去摘花了，当时人还小，根本不像大人那样发愁，只是觉得摘花很好玩。”每到下课以后，或者在星期天，一群小不点在老师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来到“围墙”边，用稚嫩的小手把白花摘下来，然后仔细地分别捆扎成一小把。等到了星期天，校长和老师就带领高年级的学生到沙坪坝街道和嘉陵江畔的松林坡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校区去义卖。周广心比陈嘉宁大两岁，当时已经上五年级，因此也被要求去参加义卖。“不仅是周广心，他们家堂兄妹共四个人，分别叫广亚、广非、广美、广欧，都参加了义卖。”
小学生们的活动得到了过往行人特别是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教职工的同情与赞叹，一听义卖是为了集资建校，大家纷纷慷慨解囊，本不值钱的栀子花都卖了不错的价钱。“义卖不存在价值的观念，实际上带有募捐的性质。本来只要五分钱的花，但有的教授却能给你五元或十元钱。”周广心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自己和几个孩子站在老师身后卖花的情景，“一摊小白花整齐地摆在路边，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不时有人停下来观看，然后买走一两束。”
据陈嘉宁说，因为学校的栀子花一开就是好几个月，因此他们的义卖活动也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也因此积攒了一些钱。学校在这时又争得了一些经费，加上义卖鲜花的集资款，最终修建好了幼稚园的教室，还盖了一座能容纳200人的简易大礼堂，剩下的木头又请木工给学校打制了一座滑梯，这是学校唯一的游玩器具，中低年级的学生和幼稚园的小朋友都排成长队来滑滑板。
丁家桥小学“身世之谜”藏在二档馆
学校的源头终于弄清了，可大量的历史资料都缺失了。到哪里去寻找这些缺失的资料呢？殷涛想到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丁家桥小学的工会主席施宏图老师多次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搜集材料，果然找到了学校的很多学生的名单与泛黄的照片。
周广心、陈嘉宁和一些老校友也贡献出了他们多年的珍藏。其中共50张的一寸小照的来历尤其令人感动。这些姓名不详的毕业生照片全是陈嘉宁的姑母陈德征老师留传给他的。陈老师终身未婚，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感情都特别深。临别时，孩子们纷纷以小照相赠，而陈德征对这些照片也是格外珍惜。她曾对自己的学生说：“在重庆沙坪坝附小时，日寇经常空袭，要躲警报钻防空洞，达官贵人都是拿着金银首饰财宝;而我每次都是抢着几本相册，里面都是历届学生毕业时送给我的照片，这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比金银首饰更宝贵。”正因为如此，照片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有了这些宝贵的资料，前几天，殷涛执笔写下了全新的校史资料，在校史中，丁家桥小学的始建，源自一个显赫的历史人物——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
1902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向光绪皇帝呈上了《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奏折》，奏折中不仅提出要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并且提出创办三江师范学堂附属小学。自1902年创建以来，学堂先后经历三江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时期。抗战时期，校长罗家伦率众西迁重庆沙坪坝，附属小学的师生大多也随同前行。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1946年，国立中央大学陆续迁回南京。“中大附小”周抑堂校长及大部分教员在暑假后随中央大学迁到南京，校址定在南京市丁家桥34号，校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丁家桥附属小学。
南京解放后，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丁家桥小学当时更名为国立南大师范学院丁家桥附属小学。后历次更名为南京师范学院丁家桥附小、南京市丁家桥小学。1966年8月搬迁到长江新村6号。
至此，丁家桥小学的“身世之谜”彻底被解开。
张之洞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黄 艳
见习记者 沈达兵
本版老照片由陈嘉宁、周广心及丁家桥小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