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人：
陈方亮 60岁 白下区
我在父亲的呵护下长大，但我对他知之甚少。直到父亲去世，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许多“秘密”。这时，我才渐渐了解我的父亲。父亲陈怀勋曾经是国民党高级军官，与张治中交情颇深，他还与陈毅元帅一家三代人都有不解之缘。
忙于事业，父亲37岁才成家
1898年，父亲出生在四川一户以开织布厂为生的家庭。由于是独子，爷爷把所有希望寄托在父亲一个人身上，全家人节衣缩食供他上学。
父亲也是一个求上进的人，15岁那一年，他就只身一人四处求学。他先后来过南京，又去过上海，最后上了广州黄埔军校。漂泊到了37岁，父亲还是单身一人。我的舅舅做了他的“媒人”，将母亲介绍给了他。
母亲比父亲小14岁。按理，父亲会多疼爱她一点。不过，在我印象中，一直是母亲照顾他多一些。在日常生活中，母亲包揽了所有家务活，把他照料得格外精心。有一次，父亲腿上长了一个大疮，怎么都治不好。母亲听别人介绍了一个“偏方”，用油煎鸡蛋给父亲敷腿。在那个特殊年代，鸡蛋是个奢侈品，为了给父亲治病，母亲连一个鸡蛋都没舍得给我吃！一连治了几个月，父亲的病竟然奇迹般康复了。
父亲热情好客，母亲不仅把父亲照顾得十分好，也把他的客人招呼得特别好。平日里父亲抽便宜“飞马”，或者“勤丰”牌香烟，客人来了之后，母亲总是买回3毛钱一包的“大前门”。此外，还要烧一锅香喷喷的“回锅肉”。
晚年的父亲除了偶尔的政协会议外基本不参加什么公开的活动，所有家务依旧由母亲操持。父亲有哮喘的老毛病，一到降温的天气，母亲就会主动地为他加衣，给他喂药，陪伴他走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操劳一生，母亲始终没有怨言，她夸父亲是个好丈夫。原来，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把工资卡交给了母亲，让母亲掌握了经济大权，他把母亲的地位放在了“至高”的位置。此外，这些年来，他一直带着母亲，一起进步了。母亲没有上过学，结婚之时，还一个字不识。“你要要求进步。”父亲没有嫌弃她，还鼓励她上扫盲班，有空他还当老师，亲自指点母亲。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母亲不仅识了字，还在新华书店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如今，母亲拿了一份丰厚的退休金，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她常对我说：“多亏你阿爸！”
48岁得子，父亲对我并不“溺爱”
因为工作的需要，父母婚后11年里，聚少离多。直到1953年，父亲才定居在南京。那个时候，父亲已经被提拔做了“领导”。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他在白下区二条巷盖了一幢300平方米的西式小洋房。小洋房周边，还种了松柏、各种花草，环境非常雅致。
父亲48岁那年，母亲才生下了我。老来得子，父亲格外开心，对我百般宠爱。不论我说想吃蛋炒饭还是糖果，或者过年过节的时候想买个兔子灯，基本都能得到满足。
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张电影票卖5分钱，《上甘岭》、《平原游击战》……一个暑假下来，十几部电影看得我有滋有味儿，而别的小朋友却只能看那么有限的几部，当时，真是感到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
父亲并不溺爱，他对我的要求也比一般父亲严格。小时候，每次向他要钱，他一定会在问清这笔钱的用途之后，才肯给我。在他的严格管教下，我与邻居家的孩子交往一直中规中矩，从没和谁打过架，骂脏话那更是父亲严厉禁止的。
中学时代的我，正赶上动荡岁月。因为出身的关系，“入团”对我而言始终是个遥不可及的梦，父亲为此还特地找到了学校。最后，我终于如愿加入了共青团，成就了当时我梦寐以求的“要入团”、“要先进”的愿望。父亲究竟用了什么办法？我当时并不清楚，父亲也不肯说。
1968年，正值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当时有规定，独子可以给予特殊照顾，留在父母身边。那时，入了团的我思想更要求进步了。上午写了坚决下乡的保证书，下午就让父母把户口本给我拿去迁户口。
那时，父亲舍不得我这个独子，但他还是拄着拐棍，颤颤巍巍赶到派出所，让我迁了户口，老泪纵横把唯一的儿子送下了乡。
从1968年底到1972年底，整整4年，我一直呆在宝应农村，和农民们一样地插秧挑粪，日子过得很苦。第一次春节，我没有回家，而是选择了和贫下中农一起过“扎根年”。那个除夕，我和另外3个年轻人围在一起，看着桌上仅有的腌菜烧豆腐，第一次掉了眼泪。那一次，我特想家，想父亲。
“亮儿啊，近来身体可好？你要坚持……”父亲经常给我写信，为我打气。此外，他每月定期给我寄钱，让我改善生活。那个时候，父亲每月13日发工资，我每月20日之前肯定能收到他的汇款。每每此时，我总会兴奋地跑上三里路，去店里买些肉、鸡蛋和同志们爱喝的酒，给我们这些平时连稀饭都不一定喝上的知青们改善伙食。在农村的第二个春节，我回了家。父亲特别高兴，早在几个月之前就特地和别人换了当月的粮票，就为了让我能在家过个好年。豆腐果、红烧肉，还有家家过年都有的什锦菜……满满一桌。因为我是正月初六的生日，父亲还要求母亲多买一条鱼，要留着让我过生日的时候吃。
1973年，我返城来到南京电声厂做锻工，说白了就是打铁工人。民间有句俗话：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个中滋味一言难尽。这时，父亲出面，把我调到市政协做了机修工，并鼓励我多学习。我在他的影响下，努力工作，凭自己的实力，赢得了领导信任，被调进了政工科，坐了办公室，直至退休。
父亲去世后，我才渐渐了解他
1987年6月7日，父亲突发疾病，在自己家里永远地停止了呼吸，离开了爱他，尊敬他的爱人、儿子。
我始终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当天早晨我上班时，父亲还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下班早点回来呢。他为什么没有等我回来，就……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第一次打开了他不让别人多碰的箱子，在这个箱底里，我意外地发现了父亲留下的一批珍贵信件和照片，这些东西让我对父亲有了更多的了解！
说实话，我对父亲的经历了解很少，只听母亲提过，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家人对跟国民党扯上关系的事都讳莫如深。父亲更是从不提及。
从这些遗物中，加上档案馆留存的资料，我发现父亲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爱国人士”，1898年出生于四川、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黄埔军校第八、十和十一期教员、1953年来南京工作、1962年进入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在黄埔军校从事军事教学、在川西起义之前已是国民党部队预五师的少将副师长、起义之后就被编入了贺龙的部队、1958年转业成为玄武区政协委员、1962年进入省政协……
从父亲留下的信件中，我发现父亲与张治中关系非常密切。原来，当年父亲不仅学业优秀、思想进步，还英勇善战，深受爱国将领张治中的赏识，与其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在他给父亲的一张泛黄的信纸上，我发现张治中的书法字体刚劲有力。张治中给父亲的回信内容读来很有趣。原来，在1962年10月16日，父亲曾给张治中去过一封信，希望这位老上级能够介绍他参加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可是遗憾的是，张治中告诉他，“进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必须经过组织提名和统战部审查，不能由私人介绍。建议可就近向区政协或民革方面提出。”
1962年的时候，父亲已经64岁了，还那么要求进步！
父亲与陈毅元帅家“三代之缘”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还意外发现父亲与陈毅元帅家“三代”有缘。
原来，父亲刚到南京时，没地方落脚，就在陈毅元帅的父亲陈家馀那里，住了10多天，两人关系不错。此后，两人之间不但互有通信，因为年代久远，父亲保留的陈家馀的来信，信纸已经发黄并且有所残缺，但信件开头“怀勋贤侄”的称谓顿时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陈家馀在信中还写了一首七言律诗来表达他对父亲勋的喜爱和期望。陈家馀勉励父亲勋坚持革命精神，同反革命势力做斗争。除了来信，父亲还保存了两张他与陈家馀的合照，父亲在每张照片下都题写了说明。其中有一张是陈家馀等人同掩护他们的父亲及其他地下工作者的合影。
父亲与陈毅元帅本人也通信。但陈毅元帅事务繁忙，并不亲自回信，一般都是由他的机要秘书杜易执笔的。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当年我顺利入团，是因为父亲搬出了他与陈毅的堂兄弟关系。
此外，父亲还保留了一封与陈毅的儿子昊苏的亲笔回信。信的抬头是“陈怀勋老先生”，正文部分措辞很恭敬，“我们全家收到您寄来的信非常感激！您老人家七十多岁了，又有病在身，还这样关心我们。希望您保重身体……”
随这封信寄来的，还有两张照片，竖着的一张照片是1971年6月在北京的家中照的，上面有陈毅及夫人张茜、儿子、女儿，横着的那张则是同年8月在北戴河拍的，有陈毅夫妇、女儿、另外两个儿子（包括昊苏）。
为什么要寄两张呢？根据回信解释，“从1966年起我们全家就没有团圆过，总是缺一两个人，这两张放一起就是全家福了。”由此可见，陈毅的儿子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呢。
这些资料十分珍贵，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也让我更了解了我的父亲。
快报记者 钟晓敏
实习生 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