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的生活永远是表象，这两天让人不消停的事太多了，所以，《法制日报》11月12日一则“中国处长职务犯罪愈演愈烈，案值动辄上千万元”的报道，就很容易被淹没在新闻的汪洋大海中。

　　如今贪污腐败的事儿，论官衔，有部级和比部级更大的；论案值，则是屡创新高，还有专门买所房子囤积钞票的主。所以，处级干部们犯罪的那档子事，提不起我的兴趣。

　　而我后来之所以又关注这则报道，主要是被其中的“含权量”三字所吸引。“含权量”也等同于“含金量”，区别在于前者姓“公”，后者姓“私”。这则报道说，职务犯罪中处级干部所占的比例已居高不下，据权威部门统计，2003年至2006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职务犯罪10431人；报道还说，处长官儿不大，腐败案值却并不小，有的职务犯罪涉案金额已达上千万元；报道又说，权力监督力量不足是“处长现象”存在乃至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报道完全符合新闻的操作原理，有“病象”，有“病灶”，找出了“病理”和“病根”，最后还开出了“药方”。群众的眼睛早就是雪亮雪亮的，亮得快要夺眶而出，亮得快要变成血红血红的了，可腐败案件为何层出不穷？看来，专家开的“药方”有点问题。

　　完善监督当然是要的，但报道中的“含权量”才是真正的病根。处长们官儿不大，但作为上情下达的中间层，拿出的意见往往最有分量。于是，权力在处长这个政策的执行者这里，发生了变异，成为一部分处级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的筹码。“没有好处不办事，好处不够难办事。”尤其是交通、财政、规划等要害部门，权力大着呢。出租车份子钱为什么这么贵，是因为有人从中收了“茶水费”；房价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有人从中拿了大红包。这可不是我在胡绉，重庆国土部门近来曝出的腐败窝案，就直接推高了该市的房价。地产商出了血，自然要从房价中找收益了。

　　问题的关键是要分权，分权就能稀释“含权量”。分权可以内部分，让一把手变成多把手，一支笔变成多支笔。也可以外部分，以制度要求公开权力运用流程，通报公文处置结果，再由人大、政协评议，由公众评判是否公正，是否最有效率，甚至将一部分权力交给民间组织也未尝不可。

　　近来发生的几件有关权力的新闻，促使我又读了一遍曼瑟·奥尔森的《权力与繁荣》。这本书提到了权力分享的逻辑，当然，也提到了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就会变成流寇，就会呈现出一种末日心态，想尽快在权力的有效期内兑现为直接利益。而《法制日报》这则报道，将处长职务犯罪的末日心态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了。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