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记录了明清开始、经历民国时期直至中国建国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本土企业家的成长及兴衰。书中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其中包括了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

　　[上期回顾]

　　穆藕初开始办厂比张謇晚了20年，但在许多方面，他都迅速超越张謇、荣氏兄弟等实业家，荣家的申新企业很多规章后来都是仿效他的。有人说他“卓然为纺织工业专家”，如同苏秦佩六国相印。他认为要实业救国，就应该着眼内地，因此，他在郑州办了纱厂，然而，因为军阀混战，厂子最终散了。此后，为偿还贷款，穆藕初个人完全破产。

　　靠推销煤炭起家

　　刘鸿生，浙江定海城关人，生于上海。上海圣约翰大学辍学，英文名O.S.Lieu。曾任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买办，1920年起先后创办苏州鸿生火柴公司（后与其他同业合并组成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码头公司、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华东煤矿、中华煤球厂、大华保险公司、中国企业银行、华丰搪瓷公司等横跨不同行业的一系列企业。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前半叶，他被称为“火柴大王”、“煤业大王”和“企业大王”。

　　刘鸿生决定创办他的第一个企业——华商苏州鸿生火柴公司，是在1920年1月。那年，刘鸿生32岁，在煤炭营销上已掘得第一桶金，很想办一点工业。

　　刘鸿生生在上海，他爷爷在上海开戏院，父亲在轮船招商局的一艘客轮上做总账房，因父亲早故，家道中落，在他的记忆里，“银箱中只存当票，不藏银洋。”他早年受过私塾教育，13岁进入圣约翰中学学习。1906年，19岁那年，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二年级，因为不愿做牧师而被迫辍学。1909年，他进入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做跑街，推销煤炭，对象主要是老虎灶、华商纱厂，后来逐步扩展到附近各地烧窑业。嘉善、宜兴等地的窑业本来都是烧柴的，以煤代替柴，夺了当地许多人的生计，有一次他去收账，有人告诉他，有三千柴农要找他“吃讲茶”（民间习俗，是为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饮茶方式），他一听，赶紧乘一条粪船逃走。随后，他花费几万元，派人在宜兴设计建造烧煤的新窑，雇用柴农做窑工。柴窑最终被煤窑替代。

　　开平公司煤炭售品处在上海成立，刘鸿生得到长江下游独家经销开滦煤的权利，除了佣金，盈余对分，刘鸿生开始踏上买办的通途。

　　在长江下游交通便利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南京、芜湖、江阴等地，刘鸿生都陆续设立分销机构，拥有福泰、元泰、生泰恒、义泰兴等多家煤号。第一次向津浦铁路局推销煤炭时，他在徐州刻了一个“刘鸿记”图章，刻字的误刻为“刘鸠记”，他就将错就错，一直沿用这个图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滦煤销路大好，他自己租船，前后有数十艘，由秦皇岛装煤到上海（因为矿务局的船被本国征用了），在秦皇岛交货每吨6两，运费是3~4两，到上海的成本就是9~10两，销出是14两左右，每吨可以赚4~5两，持续约3年，估计赚有100多万两银子。

　　短短几年，刘鸿生从一个贫寒大学生成了百万富翁，完成了原始积累。

　　没让所有蛋都在一个篮子里

　　刘鸿生喜欢投资新兴工业，他办了各种各样、甚至相互间很少关联的企业，比如水泥、火柴和毛纺，他没有投资当时热门的棉纺和面粉，他认为别人争逐的企业，容易出风险，不如新兴的工业部门，规模虽小，办起来比较有把握。也有些是别人拉他入股的，有些是创办工厂时附带投资的，比如办苏州鸿生火柴时，他对苏州电气厂、苏州华盛纸版厂、上海炽昌新牛皮胶公司等都有投资。由于经营工商业与运输业关系密切，所以他在舟山轮船公司、宁绍商轮公司等也有投资。到1926年，他的投资涉及煤炭业、码头业、火柴和原料业、煤矿业、水泥业、纺织业、银行业、交通运输业、出版业（世界书局）、电力业等，至少横跨十几个行业，投资额在300万元以上，其中他拥有完全或大部分控制权的有华商上海水泥公司、鸿生火柴公司、义泰兴码头公司等五六家。

　　因为刘鸿生办的企业多，资金运转上常常遇到困难，需要银行、钱庄贷款维持，不时感到调度上的不便。1927年，在他出国期间，金融界风传他的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钱庄就要收款。当年10月，刘鸿记账房秘书袁子嶷向他建议，这种谣言虽然无谓之至，但责人总不如守己。如果专营开滦煤、南北栈、火柴厂几种事业，不出三年，不但可以还清钱庄的借款，银行的押款至少也可还出半数，押款多，比较危险。这样一来，岂不风险小、心力宽，利益也更丰厚？但刘鸿生有自己的想法，1935年9月11日，他在写给五子刘念孝的信中解释：“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那就是说，所有我的资财都是分开投资的。如果一个企业组织亏损了，其余的还可以赚到大量利润。总起来看，在收支差额上还会表现出一种盈余的情况。”

　　买下了倒闭的织呢厂

　　1926年12月，他在一个偶然机会买下一家倒闭的日晖织呢厂，将机器拆迁到浦东周家渡，1929年11月，他独资开设“裕华毛绒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华北有一家在工商部注册的同名企业，所以1930年5月改为“章华毛绒纺织公司”。1930年7月，章华开工，因为采用质地不大好的湖州羊毛，机器设备也跟不上，只能生产粗货，以军衣呢为主，产量大于销路。当年就亏了8万多，以后连年亏损。流动资金不够，于是靠借债，债借得越多，负担就越重。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10月，一年内四易经理。

　　1932年章华停工三个月，到1933年，交通银行的50万两贷款还不出，又向垦业银行新借了20万两，所有厂中的固定资产和仓库里的存货大都抵押给了银行。他解除自己兼任的总经理之职，请程年彭来做，并把自己的80万股票拿出1/4，其中12万送给程，8万给新聘的工程师张训恭（英国里士毛纺织学院毕业生）。程年彭是中华银行练习生出身，也是该行经理的女婿，本人也是常务董事，刘鸿生就是想程来解决章华的资金问题。

　　程除了借助中华银行的资金周转，还建立起成本会计制度，监督生产，请留学生、大学生担任工程师或技术员，招考一些有文化的人担任工场管理员。从1933年起，将纺、织两部分开，增加设备，并且分为日夜两班，“六进六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章华生产的薄哔叽等细呢种类，用“九一八”作为商标，迎合了人们当时抵制日货的爱国心理，生意特别好，有一次，南京章华门市部的玻璃窗因顾客拥挤而被弄碎。除了商标创意起了作用，还有一个原因是它适合缝制中装和妇女的旗袍。颜色大多是单色的，其中还有百分之八九十是藏青色，也有一部分是墨绿色。

　　抵制日货使章华销量大增

　　以国货代替洋货成为国人共识，军政机关、学校的制服也纷纷采用他们的产品，军用呢的销量仅次于“九一八”。章华不仅在上海多处，而且在南京、汉口、杭州开了门市部，还在天津设了分厂。老职员回忆，如果不是遇上抵制日货运动，章华也许早就关门了。

　　不无嘲讽意味的是，这种薄哔叽的原料毛纱1934年起一部分用日本毛纱，1935年时绝大部分用日本毛纱，1936年全部用日本毛纱，因为价格比法国的要便宜10%。章华利用两家洋行之间的竞争，延长支票付款期，最长可开两个月期，等到付款时，成品都已卖出去了。进毛纱时，为了避免社会注意，章华不用自己的名义，而在中华银行开了一个贸易公司的户头，先把款存过去，再以这家公司名义开期票。

　　为避免同业竞争，1935年10月，章华和其他两家同业开设“骆驼纱产销联合办事处”，1936年5月改组为“骆驼纱联合营业所”，并与生产军呢的天津仁立公司合组联合营业所，军呢做的都是政府生意，数量大，如果彼此竞争，采取投标方式承接订货，将无利可图，还不如联合起来经营。到1936年下半年营业突增，销路活跃，年终结算盈余50多万元，抵补积亏后还有33万多盈余。当时，宁夏的马鸿逵请刘鸿生派专家去考察毛纺业，希望能合办一个洗毛厂。甘肃的于学忠也希望他在兰州办洗毛厂。可见他在毛纺业的声名已远及西北。刘鸿生最后派了章华的技师去，成为他抗战时期办西北毛纺厂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