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应当是一个社会职业，记者是社会信息服务者。一个律师只为他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而一个记者，虽然供职于某一媒体，但他仍然应当以服务公众而非私群为职责，他只能接受真相，只能服从正义，而不应与虚假为伍，为邪恶张目。记者从来不该是普通的“工薪人员”，而是公共事务的活动家，不该是一个自我主义者，而是一个积极行动的公共人。

　　以11月8日为期的中国记者节，历史并不算长。中国还有过一个以9月1日为期的记者节。那是1933年到1949年间的事。

　　讲中国新闻史，讲中国记者的历史，你不可能把梁启超、陈独秀、黄远生、史量才、张季鸾、邹韬奋、范长江等名字忽略掉，这就是说，中国新闻史或者中国记者的历史其实只有一个，但中国记者节有两个，其中一个早已作古，一个在2000年产生。

　　记者节的有与无，并非一个国家新闻发展水平的标志，也非一个社会中新闻记者重要性的尺度。这一点无需特别证明，因为世界上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记者节，许多众所公认的传播大国是没有记者节的。因此，作为新闻业的一员，我愿意把中国记者节理解为让从业者思考这个职业的精神品质与理想价值的机会，而非一个证明记者职业的社会承认的日子。

　　今天，不会有人认为新闻可有可无，人们每天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来获取新闻。一个没有新闻的社会不仅无法想象，甚至也无法运转。新闻就像电，是一种如果没有倒也罢了、一旦拥有便不可或缺的东西。新闻业内有记者、编辑、评论员、主持人等细分岗位，这些共同构成了社会中使用的“记者”概念。

　　习惯上，人们会说新闻是时代的记录，明天的历史。然而，自从现代意义的新闻职业产生以来，新闻就不是这样简单地、被动地存在，它既是变化的记录者，也是变化的参与者。新闻不只是记录一些事实，也提供了与事实有关的意见。事实的报道是有所选择的，意见的提供更是包含倾向，新闻是现代舆论的主要体现。“反映舆论”也好，“制造舆论”也好，“引导舆论”也好，舆论始终是新闻的基本特征，舆论也是社会变迁的力量。

　　置身于舆论场之中，作为于舆论场之上，新闻记者何以自处，新闻职业的精神品质与理想价值何以体现，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有一本重要的新闻获奖作品集，以“真相与正义”命名。应该说，这个名称揭示了新闻职业的基本特性。追求真相，负责于事实；坚守正义，负责于社会，这就是记者职业的根基。

　　记者应当是一个社会职业，记者是社会信息服务者，如同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但记者职业不同于律师。一个律师只为他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而一个记者，虽然供职于某一媒体，但他仍然应当以服务公众而非私群为职责，他只能接受真相，只能服从正义，而不应与虚假为伍，为邪恶张目。记者从来不该是普通的“工薪人员”，而是公共事务的活动家，不该是一个自我主义者，而是一个积极行动的公共人。

　　中国记者的形象处在两极之中。如果专注于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砖窑黑幕、襄汾溃坝、殴打记者等事件，人们会说记者仍然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如果专注于“封口费”、假新闻、新闻敲诈、隐匿事实等现象，人们会说记者已经是一个肮脏的职业。重大事件并非经常，而恶劣的现象无日无之，由此可以说中国记者的社会评价处在一个并不高的水平。

　　新闻职业的道德处在令人忧虑的状态。在一个存在着不公正状态的社会里，新闻却往往没有去书写社会的痛苦，直面底层的哀伤，而是展开娱乐竞赛，制造伟大梦幻，甚至走向新闻造假、新闻敲诈、新闻隐瞒的地步，记者的荣耀与尊严就十分稀少了。

　　我不会为新闻职业令人忧虑的状态作任何辩解，我会向那些坚持新闻职业理想的人表示崇高的礼敬，但我不能不深问记者的荣耀与尊严从哪里开始失落。也许，当记者无法负责于真相、担当起正义，这个职业内在的荣耀与尊严就已经消失。于是怀抱理想者仍在寻找真相与正义的突破口，顺应现实者无意识地或者被动地接受着各种要求并成为普通的“工薪人员”，而少部分人在尊严落地的基础上还要把自己踩进泥里，从肮脏走向更肮脏。

　　大部分人对自身职业荣誉与尊严的无意识或被动状态，这是最大的忧虑。这个群体既不会被特别尊敬也不会被特别鄙视，既不会被褒奖也不会被惩罚。他们的状态代表了记者对自身职业认识的一般水平，标志了记者对自身荣耀与尊严的敏感程度。

　　新闻职业有国际标准吗？新闻职业的传统是什么？这个传统被接续了吗？公共言论权、公共知情权的实现过时了吗？如果新闻职业的荣耀与尊严已被摧毁，那么记者应当是致力于重建，还是认为无所谓？我不知有多少记者曾经想起这些写稿挣工分之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