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竹斋这个具有四百年历史的南京老字号，历经世事变幻。正是它的主人发明了媲美机器印刷的彩色套印法，并以此创作出《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使得十竹斋早在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还未创立前便已经扬名海内外。这一艺术成果不仅在中国版画史上具有恢宏的、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日本国宝“浮世绘”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十竹斋的主人是谁？这些版画是何模样？这四百年间，围绕十竹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

　　《十竹斋笺谱》中的禽类图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赵杰

　　印刷术集大成者竟是明末的一位医生

　　10月底一个秋雨淅沥的下午，记者一行三人来到太平南路72号，一座临街的门面，仿古建筑，店名三个大字矗立琉璃瓦上。这里便是南京的十竹斋，如今已是一家文物公司，兼卖文房四宝。

　　进入门店，四壁满目字画。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拾级而上，直到二楼一间小屋中。打开柜子，工作人员轻轻托出两盒书，摆在桌上，定睛看去，只见上书《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

　　这便是于400年前创作的版画，大小类似现今的A4纸。怀着一股敬仰之情，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幅幅雅致的小画便呈现眼前，奇石、花卉、昆虫、禽类……色彩丰富，却不鲜艳夺目，透露着一股清新淡雅。有的图案轮廓以黑色勾勒，纤细如发，有的却是凸出无色，类似浮雕，十分精巧。让人不禁大为惊叹古人的聪明才智。

　　自宋代毕昇发明印刷术以来，至明末才有能人发展出如此高明的多色印刷术，将雕版技艺提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这位能人究竟是谁？他是木匠出身？抑或雕工画师？

　　其实，这位能人并非世人所猜测那样，而是出身医学世家，还曾经撰写出医书。他便是明末清初的杰出文人胡正言。

　　胡正言的老家在安徽休宁，他出生于1584年，那时正是明朝万历十二年，是明朝经过短暂的复苏和繁荣，开始走向衰败的时候。胡正言家中世代行医，他自幼聪颖，博学能文，除了祖传医术，对诗文、绘画、书法、篆刻也是无不精通。三十岁后，胡正言曾短暂地客居在皖西六安、霍山一带，以行医为业，颇受乡民尊敬，他还和哥哥共同刻印了几部医书，其中有当时名医董玹关于治伤寒的著作《伤寒秘要》，并写了引言。

　　此后不久，胡正言来到南京，住在鸡笼山侧，就是现在鸡鸣寺山前一带，但具体地点已无从考证。他在庭院里种竹十余竿，朝夕相对，以此自娱。所以便把书房取名为十竹斋。

　　这时候，已经到了明末动乱年代，时局动荡，在这种环境下，胡正言如何能创作出让世人惊艳的十竹斋二谱？

　　400年前南京就进入了读图时代？

　　虽然当时北方战乱，但战火尚未波及到南方，金陵城仍然不减当年繁华，仍然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江南文人集聚之地。许多文人士大夫南逃至此，加上官府粉饰太平，所以南京文事不衰反盛，一派虚假繁荣。这反而为“十竹斋艺术”的兴起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作为南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中心的南京，也是一个刻书业集中的地方。当时南京城里的诸多书坊，除了刻印科举应试的“教科书”之外，主要大量刻印文艺书籍，也就是小说、志异、杂剧等。当时的出版业也跟现在一样，每年都有大量的书出版，同一部书还有诸多的版本。如何吸引读者购买自己出的书呢？书坊商人想出了一个点子，就是在书中配插图，一种书少则三四图，多则三十图、四十图以致上百图，以此来吸引读者眼球。插图的繁荣吸引了两种艺术家向南京聚集，就是优秀的刻工（雕版艺术家）和画家。

　　胡正言是文人学者、画家、书法家、篆刻家，精通古文字，尤其喜好篆刻，同时交友广泛，因此不少文人墨客就成了他斋中常客。此外，为创作《画谱》、《笺谱》，胡正言又召集了一批工匠，与他们共同研究创作。

　　难得的是，胡正言抛却所谓尊卑理念，十分尊重工匠。《门外偶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十竹斋常年雇精良刻工十数人，胡正言与他们不以工匠相称，朝夕研讨，十年如一日，使得“诸良工技艺亦日益加精”。每当落稿或付印时，胡正言都要亲自检点。可见他为水印木刻艺术付出了大量心血。

　　是谁让十竹斋画谱真正火了起来？

　　胡正言43岁时，终于完成了他生平的第一件大事，用他独创的饾版术印刷的《十竹斋书画谱》终于成书了。画谱中收录了320幅图文，分为书画、墨华、果、翎毛、兰、竹、梅、石共八种谱，每种四十幅，一书一画。其中有胡正言自己的书和画，也有临摹前辈画家赵孟頫、沈周、唐寅、文征明等人的。更多的是他的书法家、画家朋友的作品。

　　时隔17年后，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这一年不仅是《十竹斋笺谱》成书，同时也是胡正言人生的一次转折。

　　《笺谱》又是一部旷世巨著。胡正言除了继续使用饾版技法，又开创出另一种绝世的技法——拱花，将二者巧妙结合运用，精心制作。

　　胡正言的这两部水印木刻出版之后，立刻受到读者极大欢迎。但是胡正言刻此二谱，只是为了个人兴趣，所以他只关心把东西赠送给亲朋好友，而真正负责推广销售的，却是他手下的一个刻工。这个刻工名叫汪楷，他相当于是做了这两本画谱的销售总代理，还因此发了横财。

　　这两部画谱究竟有多火？光绪年间，校经山房翻刻时，说其“盛行海内，诚后学之津梁”；《门外偶录》更说其“销于大江南北，时人争购”，都还“不计工价”。只是胡正言没有料到，当年只为一时兴趣，却被后人争相传颂，名扬四海，成就了一番伟业。即便是两百多年后才创立的荣宝斋和朵云轩，也曾以水印木刻为主营业务，纷纷翻刻印制胡正言的版画。

　　然而在《笺谱》完成之时，恰逢国难当头。古代文人皆有“学而优则仕”的理念，难道胡正言就只知道整日以水印木刻、琴棋书画为乐？他就不为国家担忧，没有救国理想吗？

　　报国无门隐居30年成就艺术辉煌

　　前面说到，崇祯十七年也是胡正言人生的转折之年。那一年胡正言61岁，那一年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帝吊死在煤山，那一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在那一年，史可法、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

　　南明小朝廷成立之后，没有国玺可用，那如何号令天下呢？于是，礼部侍郎吕大器就推荐胡正言为南明小朝廷督造制作国玺。

　　胡正言精选璞玉，镌刻了“龙文螭钮国玺御宝”，并撰写《大宝箴》献给朱由崧，在文中劝说朱由崧要行仁义之事，要成为中兴之君，要为先帝报仇雪恨……可是昏庸的朱由崧哪听得进这些，他整日醉生梦死、笙歌粉黛、灯红酒绿，只顾“演杂剧、饮火酒、淫幼女”，根本不顾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在这种情况下，朱由崧只是随意赏赐给胡正言一个“武英殿中书舍人”的职位，胡正言愤慨不平，拜辞不受。第二年，史可法战死扬州，清兵围金陵城下。朱由崧还夜宴宫中，还吟诗说：“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见此情景，胡正言欲哭无泪。

　　清军占领金陵，南明灭亡后，胡正言从雄心报国到痛心失望。便有了以后三十年隐居十竹斋中，专心编著书籍，潜心印刷术的研究和开拓，精心研制纸墨。所以，十竹斋不仅是他隐居之地，也是拥有数十刻印工匠的刻印作坊。此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有不与清廷妥协的爱国情绪，又面临清廷严酷的统治现实。

　　胡正言身体一直很好，年过七旬仍精神矍铄，双目如镜，让探访的人大为讶异。胡正言年届九旬时，名士吕留良前去拜见，老爷子甚至要留他畅饮。可见老爷子当年身体状况良好，也是一位豪放之人。

　　何因导致十竹斋没有再坚守下去？

　　1674年，胡正言无疾而终，享年91岁，终于走下了“足不履地者三十年”的小楼。只是不知另一个世界也有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雕版水印？

　　不过老人可以聊以安慰的是，他首创的饾版和拱花被后人传承下来。在国内，康熙年间王概等人仿效十竹斋画谱编印出《芥子园画谱》、清廷殿版画册，各地民间木刻年画也都是继承分版分色套版印术而发展起来的。

　　《十竹斋》版画雅俗共赏，被广大的读者所乐意珍藏，它既为士大夫阶层称道，又为广大人民欢迎，它被初学绘画的人奉为临摹的范本，对绘画教学起了很大作用。

　　在国内深受欢迎的同时，17世纪，这些画谱先后传到日本，对日本版画的发展、绘画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吸收了这些版画技法后，日本画工创制了“浮世绘”，被称为日本国宝。推而广之，“浮世绘”艺术又对欧洲绘画产生很大影响。

　　然而可惜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十竹斋水印木刻却渐渐被中国人所淡忘，历经纷繁战乱、岁月沧桑，存世的画谱、笺谱越来越少。直至1894年北京荣宝斋创立后，才开始木板水印业务。1900年，上海的朵云轩创立，其主营业务之一是在自制信笺的传统上，发展了木质水印复制技术。

　　那么，十竹斋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再坚守下去？

　　今人推测，胡正言只是一代文人，并无经营意识，创作二谱完全是兴趣所致。然而这却造就了十竹斋的名气，用现在的理解方式即有了品牌效应。十竹斋已从一个书斋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具有了新的含义，成了一项事业、一个品牌、一种艺术在一个时段一个高度的代名词。至于荣宝斋及朵云轩，自创立之时便有商业目的，因此其名更是商号。

　　难道十竹斋真的要彻底消失，流于国外，民间的二谱还能否再见天日？

　　鲁迅郑振铎重印《笺谱》是出于什么目的？

　　时光荏苒，“十竹斋”淡出人们视野多年。然而不是没有人记得十竹斋！20世纪30年代，时势环境愈加恶化，鲁迅和郑振铎意识到拯救国粹艺术已迫在眉睫。

　　鲁迅曾不止一次说过，《笺谱》一类版画长久以来就“受着官私两方的漠视、摧残”，这一形式的版画恐怕不久也就消沉了，为了这些可以作为传统看待的东西不致淹没而尽自己的能力重印以广为流传，他感慨道，“由个人留一点东西给好事者及后人”。

　　1933年底，鲁迅便和郑振铎合资编印《北平笺谱》。有了这次成功的尝试，鲁迅开始动手重印《十竹斋笺谱》。为恢复原谱风貌，由郑振铎向王孝慈借得《十竹斋笺谱》。由于此谱出版于明末崇祯十六年夏，所以流传极少，弥足珍贵。当时发现存世的只有三部，一部为天津兰泉先生所藏，辗转售出流入日本“文求堂”，一部藏于上海狄氏。

　　当时在上海的鲁迅亲眼看到《笺谱》后，立即表示，“这事我们得赶快做，否则，要来不及做，或轮不到我们做。”于是，郑振铎就亲自与北京荣宝斋合作，全面展开翻刻工作。但全谱共有四卷，工程浩大，这让鲁迅与郑振铎历尽种种艰难、费尽心血。

　　来自外部的压力是其一。当时处境十分险恶，白色恐怖甚烈，正在计划重印《笺谱》之时，鲁迅给日本朋友增田涉的信上提到：“文坛所受压迫一天一天吃紧。”三个月后，《笺谱》已印好50多幅。此时，鲁迅给增田涉的信上说：“现在，命运是颇危险的……一星期前，北平有两个和我同兴趣的人被捕了。怕不久连翻刻旧书本的人都没有了，然而只要我还活着，不管做多少，做多久，总要做下去。”

　　在此情况下，鲁迅又几次患病，却依然保持乐观心态，与各色各样的敌人进行战斗。即使在忙碌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他依然兼顾到《笺谱》的重印工作，身在上海，与在北京的郑振铎书信来往，商谈细节情况，仅选纸一项，就反复讨论多次。

　　如此浩大工程自然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可这些钱从何而来？

　　当年鲁迅的主要收入靠版税和稿费，其清苦和不稳定是人所共知的。鲁迅和郑振铎精打细算，每月凑钱维持此工程继续。在今天，我们只能从两位的书信中依稀看到当时情况。工程开始时，鲁迅说，“翻刻全部，每人每月不过二十余元，我预算可以担任。”在1934年6月26日鲁迅给郑振铎的信中提到，“今由开明书店汇上洋三百元，为刻《十竹斋笺谱》之用。”当时来说，三百元不是小数目。

　　两年后，鲁迅的处境更加恶劣，且身体每况愈下，而此时刻印工作进展缓慢，让鲁迅时时牵挂。1936年9月29日，重病的他曾施肋膜抽水手术，吐血、气喘不止，但仍惦记重印之事，致信郑振铎，“《十竹斋》（二）近况如何？次数如能早日刻成，乃幸。”

　　19天后，鲁迅匆匆离世，留下无尽遗憾，而此时重印工作只完成到《笺谱》第二册。全部四册直至1941年6月间终于完成，前后历经7年。

　　十竹斋匾额为何人所题？

　　新中国诞生后，传统木刻画艺术得以蓬勃复兴。

　　1952年，在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指导下，北京荣宝斋刻印了《笺谱》，南京十竹斋的能工巧匠也参加了刻印，用三年时间刻印300部，除出口美国40部外，其余被日本的雪江堂书店以高价买断，销售一空，见此书在海外的影响之大。目前，存于南京十竹斋的《笺谱》便是此中一部。

　　意识到十竹斋的文化价值，为了保存研究这份传统技艺，1963年，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南京十竹斋水印木刻研究室。时任省文化部门的领导陶白、周邨、郑山尊同志对十竹斋投入极大关注，现江苏省版画院院长李树勤先生，著名画家华拓先生，著名画家、鉴赏家徐纯原先生都是当时年轻的研究者。郭沫若先生还为十竹斋题写了匾额。十竹斋建设盛极一时。但它同样没能逃过十年文革浩劫，所有一切随之中断。直到1987年，十竹斋才得以复业。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李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