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竹斋首创的饾版和拱花技术，在这两幅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曾经它以水印木刻名闻天下，如今它所收集和流通的古玩珍奇足以让人惊叹，尽管它的技艺濒临失传，尽管它的收藏也有遗憾，但无论是开创时期还是现在，十竹斋都以它独特的文化气息为南京乃至全国的文博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家无可取代的百年老店，它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十竹斋书画谱》中的风景画。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赵杰
传世之宝实是一本美术教材？
不似金陵云锦那样华丽隽永，不如古董玉器那般历史悠久，但它凭借着渐显渐变的色彩以及神韵生动的凹凸花纹，至今仍彰显着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这便是十竹斋首创的饾版和拱花彩印，流传至今已经400年，《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则是这项技艺的巅峰之作。
在如今的十竹斋二楼艺术部，有一个上了锁的书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便妥藏于内。
二谱是用棉线装订，封面呈浅蓝色，其中《书画谱》一套共有八种，分为书画谱、竹谱、梅谱、兰谱、石谱、果谱、翎毛谱、墨华谱。
当着艺术部工作人员赵青的面，记者翻开“翎毛谱”，一只站立枝头的彩雀映入眼帘，彩雀不仅羽毛五彩斑斓，而且神情灵动，雀儿周围树木枝丫分明，绿叶色彩饱满，仔细看下来，每一片叶子上的绿色渐行渐变，从深绿到浅绿，色彩过渡得完美无瑕，毫不僵硬，完全可以和一幅彩色绘画相媲美。翻开这一页，只见背面还有与图相配的一首诗。
“《书画谱》基本都采用一画一诗的方法，实际上是当时的美术普及读物，就是美术教材。”赵青介绍。
那么这《书画谱》究竟如何能做到如此逼真的效果呢？赵青说，因为它运用了十竹斋创始人胡正言研究出的水印木刻新法——饾版彩色套印。
传统的彩色套印是在同一块雕版上涂上几种彩色，但是如果使用饾版的技法，印一幅图画往往就需要用上数十块版，分先后轻重印刷数十次。假设要印一朵花，根据颜色深浅，阴阳背面分出好几块版，而且每块版都必须精密地吻合。之所以称为“饾版”，是说它像丰盛的宴席那样“百饾并陈”，比喻色彩的丰富多姿。
拱花技艺能媲美如今的凸版印刷吗？
而另一套《笺谱》更令记者大开眼界。和《书画谱》不同，《笺谱》中的画作大多印在纸张的中间，所占空间非常小，可是颜色运用却比《书画谱》更加鲜艳夺目。
记者细细翻看，发现《笺谱》中所画的内容包罗万象，有古陶汉玉，有文房四宝，也有山水人物，甚至还有历史故事，不过故事并没有画出每一个情节，而是通过一个典型的物件来表现。比如孔融让梨的典故，画中就只有一个黄色的梨，梨的右上方写了两个字“融梨”。
《笺谱》中最令人惊叹的便是它使用了独特的技艺“拱花”，“拱花就是把雕版的凹凸压印在纸上，在纸张上呈现凸出的花纹。”赵青解释说。
这种凹凸的花纹没有色彩，只是利用纸张的细微凹凸来表现画中内容，比如流水、云彩、树木以及鸟禽。
笺谱中的一幅“凤凰图”最具代表性，猛一看，这幅图似乎不完整，仔细一看，真是一只展翅的凤凰，它的双眼和尾部的羽毛都是以拱花技法来表现的。尽管没有色彩，只有凹凸的线条，但是细看之下，羽毛却根根分明，线条流畅，别具趣味。
更特别的是，这《笺谱》中还有好几页“白纸”，其实这并不是出版者忘了印，而是这几页上的画通篇都是用的拱花技法，全篇不着一墨，只用凹凸线条表现出山水、树木。
胡正言300多年前就发表了反盗版声明？
二谱问世后，自然而然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据说在出版不久，就有人翻印了。究竟后来有过多少个版本，记者通过了解得知，清朝翻印本当中比较出名的有康熙芥子园的翻印本，是在二谱出版四十多年后出现的。除此之外还有光绪五年校经山房的翻印本。而南京大学则保留着嘉庆年间的翻印本。
但是细究起来，这些翻印的画谱都算是“来路不正”，因为据说胡正言在重印书画谱时，还有过“防盗版”的声明：“原版珍藏，素遐真赏，近有效颦，恐混鱼目，善价沽者，毋虚藻鉴。”只不过，当时还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法罢了。
关于这两部巨著，鲁迅的评价也非常高，称之为“明末清初士大夫清玩文化之最高成就”。其中那套《十竹斋笺谱》和鲁迅更有一段渊源，他也曾经翻印过。鲁迅是搞文字的，为何也对这个感兴趣？
鲁迅所说的“来不及”是什么意思？
1932年，居住在北京的鲁迅经常流连于琉璃厂书店，那里有各式各样的笺纸，画稿大多出自名家之手，鲁迅觉得这些笺纸非常精美，有意多多收集笺纸，制作成一部《北平笺谱》。鲁迅还将这个意图告知郑振铎，郑振铎也非常感兴趣。在《北平笺谱》书成之后，郑振铎向王孝慈借来王所珍藏的《十竹斋笺谱》给鲁迅翻看，王孝慈所藏的《笺谱》是胡正言最初发行的原本，那时已经破损缺页了。鲁迅先生非常惊喜，立刻表示要翻印。“这事我们得赶快做，否则将要来不及了。”
鲁迅之所以说“来不及”，是因为当时北京的雕工和印工为数很少，大多数人生存环境十分窘迫，如果这一班人去世了，这套技术也就“绝后”了。那么，当年与鲁迅、郑振铎合作的那些雕工和印工，他们都是什么人？
荣宝斋如何两度翻印《十竹斋笺谱》
承担翻印任务的是北京荣宝斋，除了召集自家的雕工和印工，据说当时荣宝斋还从十竹斋请来了能工巧匠进行合作。只是这些来自南京的能工巧匠究竟是谁，已经没有记载了。
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完成了第一册，当笺谱第二册开始雕刻时，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了，这件事让郑振铎十分遗憾。之后，郑振铎一个人仍然继续努力者，《笺谱》四册书最终在1941年得以问世。
解放后，政府对木版水印艺术十分重视。1952年，《笺谱》在荣宝斋再一次重印，和解放前1941年的版本相比，所缺之页全都补上，算是较为完整的一部《笺谱》了。据说当年荣宝斋发行了300本，被美国收购40本，剩下的大多数都被日本雪江堂书店高价买断，销售一空。幸好其中一本被十竹斋购得，收藏至今。“这可能是南京现存唯一一部1952年版的《笺谱》了。”十竹斋的刘娜说。
记者又从荣宝斋水印车间的王主任那里了解到，1952年翻印的《笺谱》发行后，海内外市场供不应求。于是荣宝斋便在90年代又重新翻刻了200套，主要销往海外，还有一部分在国内销售，至今荣宝斋的门市上还有这个版本的《笺谱》出售，售价大约在3000元左右，而1952年版本的《笺谱》市场上更叫出了近10万的价格。
为了能让更多的读者也能欣赏到《笺谱》，90年代某些出版社还出版了影印版，价格就要便宜得多。风格雅致清新的《笺谱》深受读者的喜爱，大散文家董桥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一夜忙忙碌碌，入夜炉边听雨，便翻翻那本《十竹斋笺谱》，整个思想心情果然会有一种干净清幽的感觉。
而现在十竹斋保存的《十竹斋书画谱》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向上海朵云轩购得的。朵云轩至今仍然保留着“饾版”技艺，有一批能工巧匠专门从事这项工作， 并一直传承着。
而十竹斋本身则由于市场和资金的原因，其首创的饾版和拱花技术如今也已经失传。现在在十竹斋中，唯一能寻到的便是一箱图案简单的“刻板”。那么，今日的十竹斋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珍宝呢？
十竹斋收宝收到不少好东西
其实从解放后开始，南京的十竹斋更多的是承担了文物的流通工作。经它手的不仅有精美字画，还有夏彝周鼎、美玉翡翠等珍贵的文物。因此十竹斋虽失去了木刻技艺的传人，但却有过不少鉴宝的行家，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陈新民。如今陈新民的儿子陈永兆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不过令记者意外的是，在陈永兆少年时，陈新民并没有把一身鉴宝的功夫传授给儿子。
“少年时期遇上了‘文革’，古董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我父亲便呆在家里，画一些符合当时政治形势的宣传画，一直到‘文革’结束，爸爸才会画一些山水或者花鸟。”陈永兆回忆。
上世纪70年代末，陈永兆到南京文物公司上班，当时十竹斋的名号还没有恢复。陈永兆跟着店里的老师傅学习鉴宝技术，偶尔也会跟着父亲去“寻宝”。
“当时陈永兆还是个稚嫩的小伙子，腿脚相当勤快。看到林散之那些老书画家来这作画，他们一帮年轻人积极得很，不仅帮忙端茶送水，还给他们买烧饼。”刘娜笑着说。
现年50岁的陈永兆早已不是那个端茶送水的小伙子了，他从事了30年的鉴宝工作，现在已经是十竹斋拍卖公司的副总了。
回忆起当年的寻宝经历，陈永兆甚为感慨。“那时候老百姓手上的宝多得很，大多都是祖上传下来的。那时候的人们没有藏宝的意识，觉得这些宝握在手上不如钱来得实在。”
陈永兆至今还记得，到安徽桐城或者徐州这些地方收购古玩时，事先都会通知当地的文化馆，当地文化馆便在门前贴一张海报，告知老百姓什么时间会有人过来“收宝”。
“往往当我们赶到当地文化馆时，就会看见很多农民或挑着扁担，或怀揣着物什，在馆门口排队等着。他们要价也不算高，基本上一两百元就可以买到。”陈永兆回忆，“那时候的人真是淳朴得很，根本没有什么仿冒品的存在，我们只需鉴定一下古董的具体年代。”
计划经济年代是古玩收购的繁荣期，十竹斋一旦收到了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物，都上交给了博物馆或者美术馆，为我国的文博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有清朝八大山人朱耷的《竹石图》，有石涛的《菊寒秋尽图》，有三国时期的“人兽纹铜镜”等等。
等到陈永兆从事鉴宝行当时已经过了“文革”时期，“虽然受到‘文革’的冲击，可那时候老百姓家中的藏宝还是很多，要出售的也不比‘文革’前少。”
陈永兆说，曾经有一个市民，在‘文革’结束后，政府将‘文革’时期从他家抄来的物品归还给了他，其中就包含一些传家的古董玉器，这个市民把这些古董一股脑儿全部低价卖给了文物公司，理由就是这些东西“不吉利”，给家里带来了灾祸。
说起这件事，陈永兆猛吸了几口烟，转头看着窗外，表情有些感伤。“其实我们家也有这种情形，当年家里有一些古玩被收走，‘文革’后政府说可以去领回来的，爸爸都不愿意去领，说既然和它们没有缘分，那就算了吧。”
神秘老人送来了什么宝贝
陈永兆记得，1985年，当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很神秘地抱来一个包裹，想让陈新民看一下有没有价值。老头打开包裹，原来里面是一沓老旧的信笺，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大概有五十多张。陈新民细细看来，突然眼前一亮，“这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写给部下的书信！”内容涉及到当年镇压太平军时的军机，大多是询问战况以及军备物资情况等。陈永兆至今还记得其中有句话“上次那批酒有没有收到”。
陈新民一再追问，老头才说出这些信的来历。原来他是一名藏书爱好者，经常流连于一些地摊，寻一些旧书。上世纪40年代他在一个地摊上看到这些书信，觉得挺有意思，就全买下来了，足足有两百多份。
“那你把其余的也卖给我们吧。”陈永兆提出。可这老头倒是倔得很，“我只能卖给你这么多，其余的我自己收着。”陈新民父子只得作罢。后来陈新民把这些信悉数给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令陈永兆意外的是，2002年，这位老头竟然又来到了十竹斋，此时老头已经年近八十，陈永兆已经完全忘了老人的模样。可这老人的记性却挺好，他一眼就认出了陈永兆。老人提着一个包，笑着对陈永兆说：“十几年前我没有把信全都卖给你们，现在剩下来的一百多封信都在这里，都卖给你们吧。”
事隔十几年，这些书信的价格较之上世纪80年代翻了几番，连陈永兆也十分佩服老人的先见之明。
镇店之宝秘而不宣
时代变迁，各种各样的拍卖行也随之出现，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藏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古玩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而十竹斋拍卖公司凭借着它的老字号仍在南京文博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每逢春秋季都会举行大型的拍卖会，拍品有古今字画也有古玩。
说起从十竹斋流通过的珍贵古玩，陈永兆滔滔不绝：“有扬州八怪的真迹，有明代的牙雕，还有六朝时期的辟邪青瓷水注，数不胜数。”
大凡古董店和书画店都有自己的镇店之宝，记者询问陈永兆，十竹斋有没有镇店之宝呢？“有，当然有。”陈永兆回答得很干脆。“能不能举个例子？”记者接着问。可是这时陈永兆摸摸发亮的脑门，眯眯眼，神秘地笑了笑，摆摆手说：“既然是镇店之宝，那便是秘密，不能外传。”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解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