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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记录了明清开始、经历民国时期直至中国建国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本土企业家的成长及兴衰。书中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其中包括了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

　　[上期回顾]

　　1894年，41岁的张謇中了状元。喜讯传到家乡海门常乐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规矩，他要在家守制三年。1895年，张之洞授意他在南通开办纱厂。筹办期间，在北京的一次遭遇，使张謇决定彻底远离官场，实业救国。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纱厂正式开机。

　　其他企业陆续开办

　　自1899年大生纱厂开机以来，其他企业陆续在唐闸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都出现了……

　　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大生纱厂是起点，是轴心，也是母体，是资本的源泉。其他企业并没有带来多少利润，有的甚至长期亏损。

　　到1907年大生举行第一次股东会时，大生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和往来达到了40万两，这些投资并未经过股东同意，加上这些企业多数不赢利，所以会上议论不少。

　　这一天，离筹办大生已有12年，离开机也有8年了。张謇在会上提出辞去“总理”之职，全体股东一致挽留，他回答：义务也有尽期，自己已经55岁，精力日减，也当少自爱惜，希望以60岁为限。

　　新成立的通海实业公司仍选张謇兼任“总理”。实际上，通海只是大生和各企业之间的往来账房。不过，通海成立后，可以明显感觉到，张謇以大生投资办厂的势头减缓了。1907年以后，大生有多年没有投资办过新企业。

　　黄金时代的消逝

　　在清代几百年间状元共有114人，仅江苏就有49人，然而真正脚踏实地、做出如此大事业造福于社会的只有张謇一人。他生平最喜欢用的花押是“自强不息”四字，有时简写为“自强”二字。

　　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 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不过，张謇作为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他曾发出过这样的通告：“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

　　1918年，大生驻沪事务所在上海九江路买地，1920年花18万两建起一幢四层的西式建筑，名叫“南通大厦”。当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

　　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常引为骄傲、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只好作罢。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整个南通仿佛都像过节似的，各地显要、名流、名伶云集南通。

　　好景不常，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而且一去不返。

　　从1922年起，大生档案里，各银行、钱庄催款的电、函猛增。眼看着历尽艰辛创立起来、苦心经营了30年的大生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对张謇晚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纺织专家李升伯回忆，他于辛亥革命前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随老师到南京参观劝业博览会，听了张謇的开幕演讲，深受其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回校后写作文“不甘心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鞭策自己。出于对张謇的景仰，他在1925年受银团之托出任大生经理。

　　银行关键时刻不帮大生

　　1923年6月14日，大生纺织公司查账起草委员会成立后，开会频繁，在9月12日召开的第二十次会议上，张謇对金融界表示不满：“大生所以处于困难者，固由时局所涉，亦为天时所致。盐垦上影响是一问题，但亦因中国金融机关未臻完备，从来实业借款须有农商银行为之补助，为十年、八年之长期借款。今实业界以短期之借款谋永久之企图，必困之道也。银行家以投机之眼光充实业之活动，临时之作用也，所以银行与实业不能得携手之利益，然亦无法。”

　　这种不满当然有相当的理由。但是，大生自身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机器设备的更新没有跟上，从未将折旧计入成本，也没有用于机器更新，只是把折旧和公积金一起入账，进入周转资金中。大生系统的有些企业如广生油厂、资生铁厂等，或一直没有保险和折旧提存，或开办多年都没有这方面的提存。

　　再如，大生投资扩张过多，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不包括正常往来的应收款）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 。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大生一向获利全分，首先是官利，约定是8厘，即使在筹办期间，集股面临搁浅，仍年年动用股本来支付官利，万分困难时也没有少付分毫。开机之初靠卖原棉维持生产仍是如此。以后每年盈亏结算，都是先提了官利再算。

　　这是早期中国企业的通病，因为筹资难，不得已的选择。官利之外，在大生的利润中花红、余利占的比重也很大，公积金、折旧等却很低，长期以来，赢利的大生一、二两厂公积金累计不过120多万两，只相当于官利的1/3和花红余利的1/9（其中60万两还以张謇名义借出去办慈善公益事业），大生二厂到1913年也就是开始营运的第七年才开始提公积金，最少的一年只提5000两。

　　大生即将搁浅时，张謇在给股东的宣言书中表示，大生一、二两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多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即使大生彻底失败，他也无愧于大生，无愧于股东。

　　失败原因：“二无二差”

　　对于张謇和大生的成功和失败，当时有人概括了“二好二多”与“二无二差”：“二好”，一是舆论好，他以状元办实业，致力于地方事业，主张关税自主，《申报》、《时报》和英文《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等媒体经常报道他的消息，称誉他“执东南牛耳”；二是机会好，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多”，一是存款多，大生以高利息、不论期限和凭折付息、手续简便等优厚条件，加上信用可靠，吸引了许多遗老、名士、富商的存款；二是往来多，与多数银行、钱庄关系密切。

　　“二无”，一是无计划，张謇办实业没有全面统筹的计划，一度要在南通办9个纱厂；二是无制度，大生早年有制度，成功之后，特别到他晚年，制度形同虚设，用人、行政都交给了能干而有私心的张。张氏兄弟一张纸条就可以让某企业、某盐垦公司到大生驻上海事务所欠几十万，包括伶工学社、绣织局都可以开户透支，以张謇个人名义的透支有100多万两（按张謇说是八九十万两）。“二差”，一是舆论差，从人心向张到了人心反张，张孝若年纪轻轻就要出来选江苏省议长，以及他与军阀的关系都受到非议；二是团结差，内部出现问题，张氏兄弟与股东不和，张和侄子张孝若不和，大生其他元老与张孝若不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