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中国文坛有实力的作家最近都推出了自己的新作。贾平凹的《秦腔》和阿来的《空山》，都是有力量的作品，也都在风土和国家、民俗与现代性的问题上多有追问。这两部书都值得一读。
我对于《秦腔》有非常多的感慨。这部煌煌巨著是对故乡和自身家族的书写,也是贾平凹对于自身生命源头的风土和民俗的最深沉感情的表达,又是对当下中国历史进程的充满了微妙和复杂理解的对话。这部小说中由一个叫引生的奇人的视角观察、记录清风街夏家的家族颓败和秦腔这种地方剧种的危机,也记下了中国西部乡镇社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瓦解和分化的过程，记下了在急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中的中国的风土和民俗的变动轨迹。贾平凹在这里体现了异常深入的文化关怀和价值关怀，也表达了他的异常复杂的感情和心绪。
夏氏家族和白雪与秦腔的精神联系,是文化的延续性的展现。这里的县剧团的原有的结构中乃是地方的文化存在的象征,而不断给国家提供人才的诗礼传家的夏氏家族也是地方与国家直接联系的象征。于是,县剧团的瓦解乃是原有秩序被新的社会结构所取代的象征，而与秦腔的衰败相同步的是夏氏家族的颓败，这也是原有的文化的颓败的表征。贾平凹的思考的中心在于,秦腔之断裂在于现代国家原有的国民结构的变动。他点出了原有的象征结构已经无力表现当下的现实，它们原来被赋予的巨大的力量今天已经无足轻重。它们不再成为组织和结构社会的必要方式。于是白雪的这个县剧团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命运。这里有一点矛盾的展开，贾平凹强调的是民俗和风土的自然的未被污染的纯洁和民间性，但剧团的存在却并不是以传统的形态表现的，而是在一个原有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的框架之中展开的。没有政府的支持，剧团立即面临难以克服的危机。而且完全没有在市场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夏氏家族也是如此，原来是本地有声望的家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巨大的影响力，但现在时代的变化将原有的社会结构突破，原本居于领导地位的夏家今天已经变成了和新时代的经济状况并不合拍，失掉了过去的中心位置。这样的状况正是一个新世纪的新的社会形态的表征。贾平凹发现，今天的国家和社会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经济成长之上的，而过去的那些现代性的象征物则突然变得多余和无用了。这一发现让这部《秦腔》有一种深沉的感性的力量。一面是历史的宿命，一面是无可挽回的感情和认同；一面是无限的成长的活力和激情，一面是无可奈何的忧伤。贾平凹的感情其实是对于“现代”的风土和民俗的无尽的缅怀，他缅怀“现代’的乡村事物，期望为现代招魂，也通过这一招魂之举给了当下一个新的表述。今天贾平凹回到风土和民俗的表现乃是对于新的社会的必然的反应，他思考现代性的命运，追问风土和民俗的意义，对于自己的家乡的秦腔和人们有无限的感情。但全球化的冲击和一个新的社会的生成却改变着生活的一切。贾平凹内心中的复杂的感情在此倾诉无遗，小说中那些密度极高的日常生活细节的呈现，其实正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崛起的直击式的实录而已。《秦腔》不是一部现代和传统交锋的现代性大计的书写，而是这一斗争无奈地终结的新的世纪的展开。秦腔一曲动地哀，但哀伤的调子里却洋溢着一个新的时代的虽然怪异、粗俗却充满力量的可能性的展示。这就是《秦腔》的奇特的魅力之所在。
阿来的新作《空山》的第一部《随风飘散》已经出版。虽然仅仅是第一部，还难窥这部小说的全豹，但第一部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也已经相当完整。这里可以看到的是阿来的强烈的企图心和对于复杂的文化关系的把握的努力。这部书的题目有一点禅意，好像是一部对于神秘玄学进行探讨的书，但我们翻开书细读就会发现，阿来的这部新书反而具有某种特殊的写实性，这里的神秘感是来自于不可思议的具体而微的写实性的。阿来在这里没有标榜和渲染藏区的风土和民俗的特异性的奥妙，而是将这些民俗和风土放在具体而微的语境中追寻它的具体的展开，阿来没有一种超越时间的神秘的空间性的无限的展开，而是回到了具体的历史中去尝试思考民俗与风土的具体的意义，也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另类的视角再思“现代性”。
这部书仍然是写藏区的生活，但却将这生活的背景放在了文革时代。这里有一种意外的突兀的感觉：一个激进的，混乱的变革社会和世界的狂想的时代和一种宁静的、神秘的藏区的生活之间的不可思议的拼贴在一起，它们的矛盾、冲突和困扰让这里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阿来给了我们一个对于“文革”和一种特异的民俗与文化的纠结的特殊的观察和思考，也意外地展开了有关复杂的文化思考中的特有的微妙性和暧昧性。这里可以看到的是阿来的强烈的企图心和对于复杂的文化关系的把握的努力。这是一部面对复杂的挑战的作品，也是一部期望在大文化领域有所思考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阿来面对的是较当年红极一时的作品《尘埃落定》更难和更为微妙的问题，也显示了阿来尝试在多重的文化的矛盾和机会中寻找的努力。
这里的一切都极度复杂难解。生活在传统中的藏民用自己的特殊的文化、习俗和信仰来理解文革，而处身文革中的主流社会则赋予了藏区的生活一个完全不同的阐释和理解。一面是“破除迷信”的激情和创造新世界的努力，一面是一种传统生活的古老的制度和文化安排；一面是有关阶级斗争的话语和现代的文化形态和意识，另一面却是难以超越的民俗和风土，以及在其上出现的古老的信仰。这里的不同的话语和不同的对于世界的理解都产生了难以融合和难以相互沟通的断裂。在一个“文革”的特异的时间中，藏区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异的空间。它所产生的文化经验和我们一般的生活有了极大的不同。阿来在这里回到了一种对于“经验”的直接的观察之中去展开他的故事。这里有许多异常生动的细节的把握和描述都显得饶有兴味，异常生动。阿来的好处在于他对于文革的生活和藏区的生活都没有简单化。他没有像许多作品那样以绝对的“善恶”的意识看待这些纠结在一起的复杂的事物。尽管他的笔下常有嘲讽，却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超然之感。而是在一个内部的视角上体验文革和藏区的。我将这种“内部性”称为一种“双重的内部”的特性。作者既在文革的内部作出反应，也在藏区的风土和民俗的内部作出反应，他不是一个外来的旅行者在这双重时空之外作冷静的观察，而是在具体的时空之内的思考，是回向自己的生命的来源的思考。从那个名叫兔子的小男孩的死到那场似乎无始无终的大火，其间的复杂和神秘不是一种外在的渲染和刻意的表现，而是从内部自然而然地出现的命运的结果，是传统和破坏传统的力量的不可思议的汇合的结果。(张颐武 来源：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