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商业的方向。

　　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记录了晚清开始、经历民国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本土的企业家的成长及兴衰。书中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其中包括了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作者对每个人物的描写史料翔实、内容细致，不但有对各企业家生平的记录，更是对中国近代企业的一次系统梳理，通过人物的命运来展现中国近代商业发展、商业智慧、商业教训。

　　世界地图上的“唐家闸”

　　唐闸原叫唐家闸，更早叫唐家坝，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如果不是状元张謇在1896年选中这块地方办厂，唐闸也许不会进入历史。

　　南通盛产棉花，通州棉和海门、崇明的棉花都很有名。唐闸离南通城6公里，周围一马平川，到处是棉田，周边农家世世代代有纺纱织布的传统，通扬运河在此缓缓流过，港闸河直通长江边的天生港码头，舟楫往来，水路十分便利。张謇买地时，唐闸还很荒凉，地价很低，他在唐闸的陶朱坝一带买下1.7万步地（约68亩），只花了1 250两。以后先后6次，又买下3.4万多步（约140多亩）。

　　相隔20多年后，1918年，当一个叫做上冢司的日本人来到唐闸时，看到的已是一个繁华的工业城镇：

　　眺望掩映在几个烟囱之间的直冲云霄的大生纱厂的时钟台时，我们仿佛现在才为宏伟的四周的光景而感到震惊。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的数百艘民船装卸着货物。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即使说这些都是通过张謇表现出来的，也是无妨的。工厂中最壮观的是大生纱厂、复新面粉厂和广生油厂这三个工厂……

　　《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进入世界视野，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唯一的，世界上也只有美国的黄石公园。

　　决心“舍身饲虎”实业救国

　　张謇是1894年中的状元，这一年他已41岁。自从1868年中秀才以来，他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光是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只有他自己内心最清楚。所以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并没有特别兴奋，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喜讯传到家乡海门常乐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他从天津乘海轮南下奔丧。按清朝规矩，他要在家守制三年。

　　1895年夏天，他闲居在家，在替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之洞在调任湖广总督前，授意张謇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

　　一开始，张謇内心有过犹豫，办厂毕竟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牧生涯，到过朝鲜，终究只是一介寒士，一个没有从商经验的书生。不过，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并在家乡提倡过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颐生酒厂的前奏）。甲午战争之后，他开始形成实业和教育报国的念头。思前想后，他还是答应了，其中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就是替书生争气，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他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于是下决心“舍身饲虎”。

　　当年12月，张之洞正式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他在上海、南通、海门奔走几个月，包括老朋友沈敬夫在内，有6个关庄布商、花布商和买办愿意和他一起集股办厂，分别叫“沪董”和“通董”。在唐闸选定厂址之后，他取了“大生”两字作为厂名，“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一句。很多年后，他对大生二厂经理刘厚生说过“大生”的含义。

　　办厂筹款不利一拖再拖

　　最初，张謇和“通、沪六董”商定办一个2万锭的纱丝厂（后来确定叫纱厂），“沪董”筹集40万两，“通董”筹集20万两。最早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就是六董联名公布的，他们分析了在南通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以2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认购，结果招股很不理想，应者寥寥。

　　在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的过问下，1897年8月11日，张謇和官商盛宣怀达成《通沪纱厂合办约款》，4万多锭官机对分，张謇领的一半作价25万两作为大生的官股（盛领的一半在上海浦东另办一家纱厂），大生的股本25万两也由神通广大的盛氏帮助筹集，这一条款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签名的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见证人郑孝胥、何眉生。8月16日，江宁商务局和张、盛三方签署合同，张、盛分别在通、沪设厂。合同迄今还保存在大生档案中。可以说，到这一年，大生纱厂的筹办才进入实质性阶段。当年10月17日，2万多锭官机由军舰运到南通，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花去6 000两。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看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

　　然而盛宣怀承诺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张謇写了无数告急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一分也没有兑现。

　　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最初的“通、沪六董”中，有人退出，也有人因集股不力被撤，中途又吸收了几个人进来，最后参与建厂的4个通董比较得力，除了关庄布商沈敬夫，还包括木材商高清、典当商蒋锡坤等，在唐闸买下厂基之后，他们垫出部分股金做建筑费，着手建厂。当时对大生集股帮助最大的是在外地为官的股东恽莘耘。

　　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盈利

　　大生开机前后，张謇几乎天天在过“年三十夜”。他在外地，每次接到沈敬夫的告急信而一筹莫展，不时在日记中感叹“通厂筹款，垂成而败”、“通厂筹款迄不谐”。他当时多数时间在南京主持文正书院，靠这份薪水养家，筹办的四年多时间里，未曾用过大生的一分钱，其他几个董事也是。他在上海奔走，最艰难的时候，旅费无着，“常常跑到黄浦滩对天长叹，看江也是长叹，眼睛里泪同潮水一样涌出来。有时候旅费不够，也卖过好几回的字，厂款分文不去动用。”

　　1897年，张謇接连接到翰林院催他回京的三封函电，他曾写信对好友沈曾植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赶上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张謇心知官场险恶难测，想起甲午年在大雨中跪迎慈禧太后那一幕，更是心寒。

　　那一回，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进宫，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文武百官都出城迎驾，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七八十岁的老臣。慈禧乘轿子经过时，视若无物。这件事给他很大的震撼，身居庙堂，难道就是做叩头虫吗？此次北京之行，他决心远离官场，“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张謇决定走实业的路，无论多难，也要咬牙坚持下来。

　　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终于正式开机，2万纱锭只开足了9000锭，之后又到国外买了机器零部件，5个月后才开到1.44万锭。

　　大生开机，47岁的张謇内心自然很激动。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最早的自办纱厂之一，在大生筹办之初，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寥寥几家，到大生开机时也只有七八家，集中在上海、杭州、宁波、苏州一带。

　　没有想到，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盈利了，在支付了官股、商股的4万多两官利后，还有7.8万多两余利。天助张謇，大生熬过了严寒的冬天。从此以后，大生几乎年年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