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力办好《东台民声》

　　我的父亲叫朱炳熊，他1910年4月出生在东台市台城樊家巷的后巷头——玉带桥南河边12号。1929年从泰州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1933年大学毕业后回家乡东台当了两年律师。1935年初，《东台民声》报社长陶鸿儒因故辞职不干，报社面临着停刊的危险。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接过了担子，开始担任《东台民声》的社长。

　　我的父亲在《东台民声》报，有口皆碑，人称“拼命三郎”，他作为一社之长，除当编辑、记者外，还搞校对、发行等工作，忙碌极了，也辛苦极了。

　　读者看了报纸都说好，这里有我父亲的心血，也和我的父亲检查、督促有关。有一次，他感冒发烧，头昏昏沉沉的，睡到半夜忽然想起了印刷上的一件事，就把我的母亲叫醒，打着灯笼，搀扶着赶去，一直忙到鸡叫才回来。

　　当时报纸发行，不通过邮局，而是找一个忠厚老实的识字人送报上门。为了使报纸投送准确无讹，我的父亲专门设计了一种表格，上面有日期、送报人、收报人签名等栏目，一家一家地送，一个一个地签字，我父亲经常抽查，看送报人有没有送到，收报人有没有收到。这样一来，送错报的情况没有发生过，也没有漏送过。

　　愤而离职做老师

　　我的父亲为人正直，洁身自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嫖娼，是个标准的正人君子。你说在旧社会，那些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怎看得惯他？更使人气愤的是，由于父亲与国民党党棍不同流合污，对他们以权谋私、利用报纸攻击持不同政见者很有意见，他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1936年秋天，由东台县教育局局长戈曙东推荐，父亲当了东台中学校长。而后又在精诚中学、乐群学校当过校长。

　　受特务折磨英年早逝

　　古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汪伪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想不到灾难一下子降临到我的父亲头上。抗日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台城玉带桥的巷子里，国民党代号“55”号的特务组织，派了三四个人平白无故地把我的父亲绑走了。为什么绑走他?不知是谁出的坏主意，认为我家有钱，想敲一笔竹杠。真是晴天霹雳，一家人六神无主，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祖母、姑母、母亲，把娘家陪嫁时的金银首饰全部拿出来，还把家里珍藏的珍珠、玛瑙等也一起拿出来，七拼八凑，统统放在一只提桶里，拎到“55”号关人的地方，这才把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父亲赎回来。

　　父亲是学法律的，可这跟谁讲理去？打这以后，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很快就倒了下来。1948年11月17日，我的父亲终因肺结核病逝，年仅39岁。当时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买口棺材的钱都没有。怎么办?我的母亲猛地想起父亲生前曾在台城陈裕泰粮行当过一段时间的法律顾问，何不向他家借借?陈裕泰粮行倒也义气，借给我家二十担大麦，这才把父亲安葬。

　　今年是父亲逝世60周年，我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社会贡献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