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国栋：2004年，刚改制那一会，我们集团在江南剧院、紫金大剧院的门口打的横幅标语是，“天天有演出，月月有新戏，打造南京的百老汇”。当时领导很有雄心。但在当时很难兑现，特别是月月有新戏。你想，集团下辖6个剧团，你月月有新戏，那就得一个团一年摊上两出，虽然这想法是好的，但做起来很难。这两天，借助世界戏剧节，好像他们又在说打造百老汇。

　　百老汇我印象很深。我的一个好朋友，深圳大学艺术系的熊源伟教授，是个戏疯子。有一年，他去了纽约待了87天，在百老汇看了84台风格迥异的戏。回国后，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等待天黑》，我看了后很受震动——百老汇，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纽约有七八十个剧场，每天有六七十出戏。人家那才是真正天天有戏。后来，我在我们学院碰到了耶鲁大学的导演系主任，她就说他们的学生毕业后就自己到百老汇打拼。而我们这儿，就是尚美学院（处于红庙地段），正好就有一个现成的小礼堂，如果让学生来演戏的话，成本会很低，因为学生不要钱，老师也不要钱，照例说很容易操作，因为成本很低。这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星期柒新闻周刊：但南京的艺术氛围很惨淡。

　　熊国栋：据我所知，南京的戏剧在历史上并不总是寂寞的。民国时期，南京有个国立剧专，很红火，演了很多戏，看戏的人也很多。我的学生时代，60年代，有《年轻一代》，后来有《于无声处》，再后来的80年代，也曾红火过。这样我就觉得南京并不是刀枪不入。这么想着，在会议上，我就当着老总的面，说我们不应该胡来。我说话剧的特点一定是新和锐，而百老汇提供的就是这个特点。我老在这儿排戏，这儿成本很低，不怎么花钱。我们老说没钱没钱，但我们学生一茬一茬，他们跟我诉苦，说他们不想要钱，只想排戏。我就说话剧院能不能有个地方，不需要投很多钱，十几万就可以排3台戏。演员不能生锈。演员需要一个磨刀的地方。南京有那么多所大学，有了这样新锐的地方，就可以培养一些观众。我觉得南京是个新的移民城市，有那么多写字楼，那么多白领。如果再没有观众，就可能是我们无能。

　　新锐的东西，可以让年轻人来做，时尚的，先锋的，可以让外面的人来弄。导演、编剧也需要磨刀。归根结底，我们没有一个阵地。而很多剧院的成功，布莱希特的，斯坦尼的，莫斯科小剧院的，法兰西喜剧院的，北京人艺的，都有自己的阵地。这样就基本不花钱，就花点电费。

　　想法成熟后，我鼓动了院长，正式给集团老总打了个报告，说，能不能给话剧院一个地方。尚美这儿有学生，有小剧场，你那儿只要小小的投入，就能办起来。我们可以在旁边再搞一个排戏的地方，再加上旁边的文化艺术中心，很容易就连成一片。但是没有搞成。上面回答得很简单，这里要拆迁。

　　我到这第5个年头，我在这第二年有这个想法，现在几年过去。如果当年动起来，这地方很可能就成了气候了。

　　星期柒新闻周刊：你想过自己为什么会碰壁吗？

　　熊国栋：可能还是因为我们的日子并不是太难过，还没有被逼入绝境。南京这地方旱涝保收，日子不难过。不像甘肃那地方，置于死地而后生，弄出《丝路花雨》。平时大家老是说话剧团怎么怎么苦。其实，没苦到那份上。大家活路不少，不排戏，可以演电影，上电视。我相信他们也痛苦过，但也只是一阵，过去就过去了。

　　呵呵，我这人倚老卖老，心里有话就说，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