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勒格尔说的：“一个艺术家倘若没有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没有必要写作两部或两部以上长篇小说。——显而易见，一个作家的全部小说常常是相互关联的，一定程度上只是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我想，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小说了。比如王朔的《动物凶猛》、韩东的《小城好汉》、冯唐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又比如最近出版的华秋的小说《杀李哥》。

　　《杀李哥》很容易让人想起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一个青年人的故事》来。一个年轻人因恋上一个成熟女人而无法自拔，青春期变得隐秘而激烈起来，但一切被证明是徒劳的，纯洁而脆弱的青春期最终免不了被平庸的成人时代所收编。是的，这就是“八十年代”中国的年轻人所受的“情感教育”的全部内容。这里头，无疑包含着两个对立的部分，即“美好感”和“失败感”。

　　我说的这种“美好感”，并不是那种对“八十年代”的浪漫“歌唱”，而是那种无条件地为“美”所俘获。《杀李哥》中，少年暗恋的“传说中的美人”——“林阿姨”出场：“她穿的还是那条米色长裤和束腰衬衣，妥帖呈现优美的细腰和饱满的臀部，随之而下的是修长的大腿，那么美妙地脚不沾尘地走着。我感觉我被迅速发动，体内某处响起尖利的唿哨，不足一秒钟的时间内就经历了成人礼。”

　　随之而来的是“失败感”，“我自己的青春期的成长，来自八十年代灿烂的阳光，来自性感美丽的成年女人，来自英雄主义，来自惨烈打斗，但最后输给时间”（《杀李哥》）。

　　这种“输了”的“失败感”，并不是个别的，甚至也不是“六八式”一代才有的隐痛，而是“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转变时普遍性的社会病象。这种复杂的感受，王朔有过很好的描述，“在我三十岁以后，我过上了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欢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动物凶猛》）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一个好人、一个正常人、一个上进的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呢？这不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新意识形态”所着力鼓吹和营造的吗？但是，任何一个曾历经“八十年代”的“情感教育”的人心里都明白，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注定了只会是越成功就越失败，除非他只活在白天而不活在黑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