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桂钿教授的书房里，堆放着各式各样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他说每个人读书的方式都不同，选择读哪些书也不一样；而就一个人几十年的生涯来说，每个时期读的书也不尽相同。“我最早走上学术这条道路的时候，首先读的是王充的《论衡》。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虚实之辨，也就是求真。在中国哲学史上，求真的哲学家和哲学思想是很少的，王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另外还有沈括。主流派的哲学家，比如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董仲舒、朱熹这些先贤的思想，是求善的哲学，所以我就把中国主流派哲学概括为‘求善的政治哲学’，因为他们往往忽视独善其身，他们宣扬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周桂钿教授说，他最近一段的读书重心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国学升温，儒学也升温。现在很多人讲“国学热”，其实没有热起来，只能说是有了一定的升温。“文革”时期，国学是零下3摄氏度，“文革”后改革开放了有零上3摄氏度，90年代有13摄氏度，现在上升到23摄氏度，但是距离35摄氏度的正常温度，还差得很远。所以在他看来，国学只是有了一定的升温，根本没有热起来。但是升温对于研究国学、中国哲学的学者来说，就大有发展的机会，比如说于丹讲《论语》，一下子在全国轰动了，甚至影响到国外去了，假设她在五年前讲《论语》，就不会有那么热，因为环境不一样。

　　周桂钿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其研究重点在儒学。“最近我主要在读《论语》，读了之后我就体会到年轻的时候读，没读懂，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丰富了，又懂点学术，再反过来读《论语》，味道大不一样。我发现以前我读《论语》的时候，重点放在《论语》本身，所以对它了解得太少，现在我通过阅读《左传》、《春秋》等古籍，从这些古籍来印证《论语》，得到的体会就比较深刻。”

　　在周桂钿教授看来，过去很多人读不懂《论语》，是因为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去理解其中的含义。例如《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与同，该怎样理解两者的区别？周教授认为，要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读《左传》，看看晏婴是怎么讲“和”与“同”的。“和”是指把不同成分的东西进行合理的配置。例如汤，油盐酱醋，鱼肉菜蔬，用水火加工，做出可口的汤，大家都爱喝，这就是“和”。一种汤，如果只有一个味，或者只是水加水，或者只有咸味加咸味，这个汤就没法喝，因为它是“同”。音乐也是这样，有很多种乐器，音调有高低缓急，长短刚柔，清浊大小，相互配合后奏出美妙的音乐，大家都爱听，这叫“和”。如果只有一个乐器，只发出一个音调的声音，那很单调，不仅不悦耳，而且是有害健康的、令人讨厌的噪音。在政治生活中，君臣意见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同”，国君提出一种想法，大家讨论，有的从这方面提出意见，有的从另一方面提出质疑，最后讨论出来的方案，集思广益，更加完善，这就是“和”。

　　周教授认为，读中国古代的经典，不要急于批判，不能望文生义、曲解误解、乱批一通。像《论语》这样的两千年以前的书都能流传下来，而且历代都有思想家在不断地回应它，这证明它已经经受了历史的反复检验。如果我们轻易地否定它，只能显现出我们自身的单薄与漂浮。所以读古书，我们一定要具备尊重的心态和同情的理解。我们读书，首先应该看到书中的优点，把它吸取过来为我们所用。暂时用不着的，我们不要简单地认为它就是错误的。也许我们只是还不能理解它，不知道它的用意，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而已。读书不应该自傲，自己认为没用的东西，就一味地排斥，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认为沙漠没有用，但是可能它今后很有用，因为沙漠里的日照特别长，可以充分利用它的能量，可以变废为宝。

　　已经退休的周桂钿教授还承担着国际儒联的学术工作。他说，读书与人的心态有直接关联。读书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取向，需要懂得“义利之辨”。朱熹和陆九渊就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陆九渊当时讲“义利之辨”，他说一个人读了很多经典，懂得很多道理，但是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科举考试，这就只是“利”而不是“义”，因为他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读书。在当今社会，我们看待“义利之分”，需要从现实情况出发，不要轻易把满口的仁义道德看成是“义”的体现，关键还要看一个人的价值取向。

　　(龚勤舟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