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观念在今天相当弥漫，并不需要很突出的代表。无须代表，这恰恰说明它已成为一种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基本氛围。我们都受这种气氛左右，都努力想成为“平民主义者”或至少不与之为敌。这和古代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稍微有些文化知识的人都很欣赏精英，或者说渴望成为精英，所谓“希圣希贤”。那时候也不忌讳说自己
是精英，羡慕精英或者渴望成为精英。但是，在今天弥漫的一种气氛里，谁都怕说自己是“精英”，别人要是把“精英”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马上就否认，唯恐避之不及。
经过百年来的演变，精英意识和民粹观念表面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但骨子里有没有根本改变还很难说。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批王朔是痞子，太俗，太平民化，后来王朔却批起金庸、港台文化和雪村太庸俗或媚俗来。雪村是一个歌手，他父亲是一个少将，但他把自己打扮得比平民还平民，挎一个黄书包，骑一辆破自行车，是要积极地表现自己没有任何精英的血统，没有任何精英的特殊身份，比老百姓还老百姓，比底层还底层，但骨子里还是精英一个。我们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民粹”为表，“精英”为里。
我们经常处在精英与平民的困惑之中。比方说薛涌，最近他有一本书叫《草根才是主流》，他一直非常强调美国社会政治的民主性质和平民性质，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即便在美国实际上也主要还是精英在打理。他还有两本书《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和《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其中谈到美国社会和教育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如果不是自己，也要让自己的孩子出众，这也是人之常情。
谈到“主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肯定不会赞成“精英主义”，但是难道要赞成“民粹主义”？或者还是讲“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比较客观一点。这两者的新关系在近代特别突出。在古代，在某种意义上，精英和大众是拉开距离的，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大众就是大众，精英就是精英，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从孔子一直到梁漱溟都非常明确，永远有这么一个差别，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到了近代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要求精英和大众结合、打成一片。但一旦谈到这两者的结合，矛盾就凸现出来了，因为结合有多种方式，也不排除有一种结合是以多数人为号召，甚至为幌子，实际上是一种更厉害的“统治”。
今天，作为政治家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大概谁都要顺应民意。而作为知识分子如何去处理？可以看看王小波的态度，他很平民，其实他也很精英。在文化的深处他有一种孤独，追求优秀和卓越；但另一方面，他也很大众，肯定不会想干预别人的生活，赞成让老百姓过好、吃好和穿好。私人领域归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归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他可以寻求一种共识、一种宽容、一种多元，但在私人领域，他绝对执著和优雅，认为人不能像物件一样活着，至少他不能如此活着，一定要有另外一些精神性的东西，只是不要以精神的东西压制老百姓或者压制多数。当然，今天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已边缘化，本就是一介平民，需要想清和理顺的主要是一个安己亦安人的态度问题。
我倾向于还是把“精英”看作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性描述，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能力比较出众而不以道德或政治画线，比如正统的曾国藩和反叛的洪秀全都是精英。过去真正的精英社会可能不用“精英”这个词，而用另外的词，比如用“君子”、“士大夫”、“圣贤”。现在我们换了词，并且今天成为精英的一个好办法就是标榜自己是民粹。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数量上的标志，精英肯定是少数，这个数量标志也是一个中性的和客观的标准，没有道德上的褒贬含义。人多了就不出众了，没有说精英是多数的，说了也是假话。在众人中很安全，但也就无法出类拔萃。
按照这种分类，也许还可以在少数精英里面分成思想或者观念的精英和行动的精英这两大类。思想的精英自古就有宗教先知、哲学家、艺术家三大类，到了现在则要加上更为突出的科学家。他们都是观念和思想上的精英，不太直接影响大众，要经过中介和时间，通过行动精英来影响多数和社会。我们现在都崇拜爱因斯坦，但有多少人看得懂爱因斯坦写的文章？行动精英自古就有军事家、政治家，还有宗教领袖，近代以来还要加上相当突出的商人、企业家，比如比尔·盖茨，富可敌国。观念精英和行动精英这两类人是很不同的。以前我们太注意意识形态的分类，其实这两种人很值得分析。
关于超越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说法，我颇表赞同，主观上应当如此，但这两种东西可能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尽管我们自己不会站在某个极端，但某些时候更欣赏或宽容哪个极端则可以考虑如何大致达到一种平衡，还需要仔细分析实质。比如，在网络上众声喧哗自然很好，但有的人还没有看完对方的东西就已经破口大骂，甚至辱骂变成汹涌的浪潮。如果这种辱骂变成一种主流民意的话，就有点可怕了。现在都说要重视网络的民意，其实这里面还要分析，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能上网，发表激烈意见的人真的是多数，真的是代表民意吗？所以，我觉得要谨慎对待这个问题，永远不要去禁止人们发表意见，但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何怀宏 来源:《社会学家茶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