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煌是我的工友，他性格随和，凡事忍让，我以为他会永远笑口常开，永远是我们的开心果。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开朗的人，最终却是被抑郁症夺去了生命……

　　去年夏天，定煌工友多次来访，我打着赤膊与他天南海北地神聊。他很聪明，头脑里古今中外的“货”装得不少，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交谈。再过一两年，我俩将分别办理退休手续，我渴望着在退休后能与他有更多的相聚，以打发漫漫暮年时光。绝想不到，8月20日还与他通过电话，25日他的遗体竟被人从扬中江面发现。噩耗传来，我立马感到心慌、内急。走入卫生间，掀起马桶盖，却又不知怎么“咣当”一声重重地摔落下来。我进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神状态，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定煌已经离去了这个事实。

　　上世纪70年代，我从部队复员，朱定煌插队返城，我们被分配在同一个单位的同一车间同一班组，成为一对朝夕相见的工友，从此开始了30多年的交往。

　　他从小喜爱看书，古书读得多，加上记性又好，《水浒》108将的姓名、绰号能倒背如流，清朝十三帝的趣闻轶事也是熟稔于胸、随手拈来。工作间隙，大家都喜欢围拢一处听他说古，以他为核心的人群里不时地爆发出阵阵欢声笑语。工友之间就某个历史人物、某场足球赛事之类问题发生争论，都会找他来加以评判。有时，小孟等师兄弟想听他说事，就故意用说错话的方式，引他“纠错”，趁机掏出他的“专题论坛”。听他谈古论今，被我们大家当作一种享受。

　　他喜爱集邮，并坚持不懈地对我们进行启蒙，在当时邮票供应紧缺的情况下为大家办来一张张集邮年卡，在单位里聚集起了一支集邮爱好者队伍。每年换年卡的时候，他都冒着严寒整夜在邮局门前排队，想方设法替我们换来新卡。

　　由于他性格随和，笑口常开，凡事忍让，在他先后经历的几个工作部门里，工友、同事们都爱和他交往，视他为友。他兴趣广泛、精力充沛，会玩桥牌、打麻将、下围棋，在社会上也有方方面面的邮友、牌友、棋友。

　　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有关他的几个细节，也是令我感动和难忘的。1978年初我结婚，婚宴结束后班组的工友们都自行散去了，仅剩下他一人，陪着我们从新街口酒店返回我们城东大阳沟的“新房”。年底，我儿子一出生，他就跑来看望，看到孩子他妈一时没有奶水，他也跟着我着急。空闲的时候，他还跑到我家来玩，陪我老母亲和弟妹们打过几场麻将。所以，我们全家人都认识这个性格开朗的朱定煌。我知道，他和其他一些工友之间也有同样如此的私密关系。性格决定了他就是这样一个热心人，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朋友。

　　我和他话语投缘，源于我们性格上也有几分相似。上世纪80年代，我俩先后争取到了脱产读电大的机会。毕业回单位后，经过多年打拼，我“混”成了公司办公室主任，他在公司下属的一个市场里担任同样职务。在这个职位上，正常工作方面倒也得心应手，但我俩不约而同都怵于一项“工作任务”——参加吃喝招待。在商贸企业，业务往来频繁，“业务招待”当属平常，办公室主任往往更是直接操办者。可是，这项职责范围内的任务却是我们最感艰难的。他跟我说，遇到这样的场合他总是找出各种借口，能逃则逃，能避则避。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心里也都明白，我们这种姿态，在领导的眼里分明就是不合群、不称职，也是很不讨喜的。这无形中成了我们工作上的压力之所在。

　　最后一次见到定煌，是在他离去前不久的一天，他为女儿中考升学的事来找我商量。女儿的中考成绩离她想上的那所重点中学分数线相差3分。此前，他已拜托一位领导找关系人帮忙，交赞助费升学，可这位领导当时却在外地出差，他急得跑来问我怎么办。我为他分析，女儿上学事大，加之时间紧迫，鼓励他直接去找关系人办理，并告知了地址及乘车路线。在我的鼓动下他当即拔腿就去了，事情竟然办得出乎意料的顺利。事情办妥，他就迫不及待地给我打来了电话，满含喜悦之情。

　　这一切都好像还在眼前，可是定煌友却已离我们而去一年有余了，是可恶的抑郁症夺去了他的生命，夺去了他对家庭、对人世间的那份爱。此前，原来同班组工友陈志明曾让我约一下定煌，希望找时机相聚一次。遗憾的是，我连志明老弟的这个约请都没来得及转达给他。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怀念着定煌，却也只能与他在梦境里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