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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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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缶阵”之否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宏大的“缶阵”引起轰动,其创意和效果都非同凡响,事后张艺谋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说,“缶”是引经据典查出来的(《南方周末》2008年8月14日)。

  事实上,开幕式“缶阵”所演奏的“缶”,无论是据经典还是出土实物,都不是缶。开幕式当晚,当听到电视转播解说“缶阵”时,我并不在意,那种方形打击乐器只是根据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青铜鉴缶”外形制作,与缶多少沾点边,一个娱乐活动,大家乐乐就是了。

  这个“缶阵”的确使大家兴奋,第二天的报纸和网络就有热烈反映,说这个突如其来的“缶阵”如何如何地把国人和老外给震了。当天大概只有北京的学者章立凡写了《“缶阵”硬伤:错把“鉴缶”当乐器》的文章对之进行简单的批评。文章的基本论点是:鉴缶不是“缶”;击奏之“缶”是瓦器不是青铜器。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引起重视,各种媒体报道仍然把张艺谋团队自创的“缶”认为是中国古代乐器中的缶,是真国粹,这里有必要加以订正。

  章立凡在文章中指出,“缶阵”之缶是依据曾侯乙墓之青铜鉴缶仿制,所以不是“缶”,曾侯乙墓“鉴缶”由内外两件组成,外面为方鉴,方缶置于鉴内。缶是先秦礼器中的酒器,鉴为水器。《周礼·天宫·凌人》有“祭祀共冰鉴”的记载。鉴缶组合后,之间的空隙正好可用来盛冰。这件器物文献无定名,“鉴缶”只是考古学的定名,因其功能我们也称之为“冰鉴”。因此,鉴缶的器物形态不是缶,其功能类似现代冰箱而不是乐器,其用途主要是在丧礼场合保证祭祀用酒醇正(曾侯乙墓还出土一件有同样功能的尊、盘组合,尊盛酒,盘盛冰。《周礼·天宫·凌人》有“大丧共夷盘冰”的记载),而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乐器之“缶”为瓦器而不是青铜器。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以曾侯乙墓的鉴缶作为“缶阵”的依据显然失当。

  在同期《南方周末》有关“缶阵”的报道中,称有关“缶阵”请教了不少专家,其中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王子初。我想张艺谋团队在请教音乐史专家后,继续把鉴缶作为乐器肯定误读了专家意见。鉴缶中有缶,缶在先秦是乐器,这都没有错。问题是缶在什么状态下才是乐器,了解先秦礼器和乐器的人,如王先生等恐怕都不会主张青铜缶是乐器。

  中国先秦的乐器分类是按照乐器的质地,即所谓金、石、土、革、丝、竹、匏、木等“八音”。“金”是青铜钟、铎之属,“石”是磬,“土”是埚、缶一类,“革”是鼓之属,“丝”为琴、瑟,“竹”为篪、箫管,“匏”指笙、竽,“木”为柷。按这个分类,以蒙皮发音的“缶阵”之缶,是为“革”属之鼓,而不是“土”属之缶,治中国乐器史的人都不会弄错。进而言之,不仅在中国传统乐器分类法中“缶阵”之“缶”不属于乐器之缶,在现代乐器分类法中,它与乐器之缶也有本质的差异。

  现代乐器分类法(萨克斯——霍恩博斯特尔分类法)是根据乐器的声学振动体特性分“弦鸣乐器”(Chordophones)、“气鸣乐器”(Aerophones)、“体鸣乐器”(Ldiophones)、“膜鸣乐器”(Membranophones)和“电鸣乐器”(Electronphones)五类,完全覆盖了世界上任何乐器种类。乐器之缶和青铜钟发音原理都属于体鸣乐器,“缶阵”之“缶”和鼓一样显然属于膜鸣乐器。

  最后说一下缶的演奏场合。先秦时期乐器的定型有漫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缶、陶罐、陶盆因烧制温度低、打击时声音沉闷容易破损,只有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硬陶和原始瓷出现之后,才有可能出现陶缶一类打击乐器。击缶而歌目的是节奏,而不在于缶音。随着体鸣乐器的钟、膜鸣乐器的鼓出现,音响、音质始终有问题的缶就不可能像丝竹、金石、木匏类乐器那样成为主流乐器,进入中原的礼乐序列。陶器本为生活用品的大路货,饭饱酒酣之余击缶而歌多是率性而为,就像在食堂敲盘子打碗发泄情绪一样,上不了台面。其仪态雅俗、器物完损、声音好坏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因此,先秦时期的缶只是偶然作为乐器,不用于礼乐场合。如较早提到“击缶”的《诗经·陈风·宛丘》(“坎其击缶,宛丘之道”)乃是刺幽公“威仪无法”;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蔺相如挟持秦王击缶,更是明显的羞辱。汉代以后击缶或有之,但上层社会终是不屑。《淮南子》云:“夫穷乡之社,扣瓮、鼓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常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始知夫瓮缶之足羞也。”

  人类学家早已发现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濡化”(enculturation)有局限性,它可以延续文化却不能导致文化的演化(创新)。对张艺谋团队以自创之“缶”称为传统之缶,可以有几种假设:一、他们无意间误读,确信这是古代传统的待客之道;二、他们有意地误读;三、演出噱头、忽悠大众。一般而言,在无外来文化干预的情况下,传统文化的演化和突变很难发生,而误读却很容易造成文化的传承出现差异性和多元化,是对文化濡化之局限性的很好补充。无知无畏。知识、文献、专家或权威在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上往往是桎梏。有哪一种方式介绍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比这种误读更有力呢?又有哪一种方式比误读给传统文化带来如此新的活力呢?

  我们只是在文献意义上讨论“缶阵”之“缶”是对古代乐器之缶的错用,是希望借以反思今天人们继承传统文化的路径和图景。在文化的演化上,“误读”无所谓对错。在对古典乐器的诠释上,张艺谋团队唯一的错误就是所奏之器不能称为“缶”。那叫什么比较恰当?对前所未见之物,我们仍可依照考古学的定名方法,称之为“鉴缶状电子发光鼓”(Drumin Jianfou-Shaped with LED),或简称“LED鼓”。

  (王纪潮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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