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刘姥姥”进了乡下“大观园”

　　1978年初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会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家新闻单位，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一批农村的先进典型。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被列为重点宣传对象。

　　我当时是在华西“蹲点”的新华社记者，此时受总社的召唤，立即和江阴县常驻华西的通讯员赵和兴一起，奔赴北京撰写稿件。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年高德劭的李克林亲自来到新华总社，与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负责人陈大斌一道，听取了我们的详细汇报，研究具体的发稿方案。

　　１２月５日，我们的长篇通讯《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几乎用整版篇幅予以刊登。在头版右上方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全国所有的省报和直辖市的党报也都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篇通讯。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联起手来，以如此大的声势，宣传一个农村基层单位，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原来只在江苏出名的华西大队，一夜之间成了名扬四海的先进典型。成千上万的参观者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一批又一批外国朋友也蜂拥而至。大家抱着同一个目的，要亲眼看看中国农村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位美国记者采访了华西以后，高兴地说：“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要！”

　　从那时到现在，整整３０年过去了。经过长达３０年的跟踪采访，我对华西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时至今日，华西村已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榜样，其经济建设发展之迅猛，叫人吃惊，也令人振奋！据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华西集团公司２００８年的营业收入将超过５００亿元，比１９７８年的１０８万元增长４６２００多倍。华西的固定资产，１９７８年只有５６万元，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年的努力，已达到９８亿元。华西原有的村民，不论老人、小孩，还是年轻人，平均每人的年收入已超过８万元；按照月工资计算，每人至少有６５００元。农户的存款，多的有上千万元，少的也有百把万元。

　　华西农民的生活是令人羡慕的。家家住别墅，户户有汽车，在这里早已变为现实。许多家庭楼下是地板，楼上是地毯，装潢讲究的房间里摆着成套的红木家具。

　　在这里，说惯了吴中土话的“乡下佬”，如今也学起了英语、日语和法语；有的人甚至能讲七国语言。原来连柴油机也不会开的“土包子”，如今能熟练地使用电脑。不少农家孩子，跨出国门，到美国、日本、德国去留学。

　　“乡村里的都市”，这是人们对华西的赞语。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从华西考察归来，动情地对我说：“如今，华西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了我们教授，我为他们高兴，也为他们骄傲！”一位外地干部在参观了华西以后，情不自禁写下这样的对联：“家家住别墅，如杜甫复生，当歌‘广厦’；处处似天堂，若陶潜再世，不颂‘桃源’。”当年负责编《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这篇通讯的新华社高级编辑杨克现，离休后与他的夫人一起，在我的陪同下首次访问了华西。面对瑰丽如画的农民新村、蜿蜒多姿的村中长廊、翠色逼人的林荫河道和古色古香的农民公园，老两口走一路，赞一路，叹一路。回到家里，两人激情难抑，挥笔写了一篇纪实文章：《城里的‘刘姥姥’进了乡下的‘大观园’》。

　　最早的“法宝”要偷偷地用

　　华西村的巨大变化，连苏南本地人都惊叹不已。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向华西人打听：你们的老当家吴仁宝手里是不是藏着“秘密武器”？华西人回答说：“我们老书记哪有啥‘秘密武器’？‘法宝’倒是有一个，这个‘法宝’就是实事求是！”华西人说的是真话。坚持实事求是，视实事求是为生命，这是几十年来吴仁宝给我的最突出的印象。

　　我到华西村的第一次采访，就被吴仁宝的实事求是的“法宝”吸引住了。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席卷了神州大地。我遵照上面的指令，与人民日报记者联合调查了苏州市郊区的一个著名的生产大队，写出了长篇调查报告《江南高产地区农业学大寨的一个样板》。此文被加了“编者按”，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一时震动全国。文章的主题就是“艰苦奋斗夺高产”。文中不乏这样地描写：“八月江南，骄阳似火，酷暑逼人。社员们头顶烈日，脚踩烫水，连续二十多天弯腰在水里抢收抢种。暑气炙得人透不过气来，背上的皮烤得脱了一层又一层，汗水在颈项里结出了盐霜。水田里早上蠓虫叮，晚上蚊子咬。但是没有人叫苦。”这些话，当时确也曾感动过不少读者。但是，每当我们看到社员们一个个形容枯槁，又黑又瘦，两眼深深地凹陷下去，那模样就像他们自己形容的“干田鸡”，我们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然而，没有多久，我又慕名来到了华西。令我惊讶的是，同样是艰苦奋斗，华西人的身体状况却大不一样。那些男女劳力，个个脸色红润，身板结实，一点也不显得消瘦。追问缘由，社员们七嘴八舌讲了这样的故事——

　　原来，在扩种双季稻之初，华西有的干部在动员大会上也曾要求群众“脱几层皮，掉几斤肉”，突击队的小伙子也拍着胸脯说：“宁可瘦了一身肉，也不让双季稻缺一只角！”但是，会场上却响起了大队书记吴仁宝的声音：“种田夺高产，为啥一定要脱皮掉肉呢？若能不脱皮不掉肉，不是更好吗？”此言一出，干部社员无不震惊！只见吴仁宝笑眯眯地吸着烟，继续说道：“硬叫群众脱皮掉肉，不是实事求是态度，也说明当干部的没有本事！”他提出，群众干劲越高，干部越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

　　经过吴仁宝一番张罗，华西村办起了农忙食堂，食堂里的早饭有油条、包子；午饭和晚饭，都是每桌两荤两素一个汤；饭前还有番茄、西瓜消暑解渴。午饭后保证有两个钟头的休息时间。下午劳动时间长，食堂还把馒头、大麦茶送到田头。

　　第一年办农忙食堂，吴仁宝叫人找了６０个姑娘，大忙前先称了体重。待大忙一过再称，竟有３６个增加了体重。第二年大忙，４９个姑娘有３１个体重增加。第三年大忙前又称体重。大忙一过，大家都说：“不用再称了，看看脸色就知道啦！”

　　这是何等可敬可佩的实事求是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吴仁宝焕发出一种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从此，我迷上了吴仁宝，我对华西的采访一发而不可收了。

　　然而，在那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谈何容易！有一件事吴仁宝至今记忆犹新——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吴仁宝就从多年的实践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单搞农业只能维持温饱和简单的再生产，农民要富起来，非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路不可。就在全国农村都在贯彻“以粮为纲”方针的时候，吴仁宝就“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个在江南水乡办起了工业，开了家小五金厂。在当时，“大办农业”被视为“真革命”，发展副业被指为“不革命”，兴办工业被斥为“反革命”。不少人为吴仁宝捏把汗，担心小厂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压力如山。那些日子，吴仁宝常常是默默地抽烟，苦苦地思索。经过反复思忖，他终于一咬牙，下定了决心，说：“这种实事求是的好事，既然光明正大地搞行不通，不如就‘偷偷摸摸’地搞到底！”为了保密，吴仁宝叫人在小厂四周垒起了高高的围墙，所有对外的窗口都挂上厚厚的窗帘，并要求每个职工对外守口如瓶。上级来人视察，工厂马上停产，所有的职工全部转移出去“大办农业”，开沟除草、挑泥积肥，干它个热火朝天。待视察的领导满意地走了，职工们立即回厂，加班加点，把停产的损失补回来。那年头，就是这个“地下工厂”，共为华西创造了上百万元利润，占了农民分配的一半！

　　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竟然不得不“偷偷摸摸”，这是怎样的世道呵！

　　华西村企业是如何改制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终于结束了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统治。投身于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旗帜的改革开放大潮，对于吴仁宝来说，真可谓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他说，实事求是，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把“尚方宝剑”；从此，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再也用不着瞻前顾后，偷偷摸摸，担惊受怕，相反，可以理直气壮，放开手脚，迈开大步了！

　　在农村改革中，华西村碰到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如何对待农业生产责任制。１９７９年，正是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吴仁宝却提出了一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全村５００多亩粮田由３０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去。华西村的这一做法，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议论和非难。有人指责华西不分田是“思想僵化”，“不合时宜”。

　　华西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吴仁宝发动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讨论。

　　“华西每人只有半亩田，若是人人都去种田，就算稻子两头都长穗，芋头长成南瓜大，也发不了财呵。农民要富起来，岂不成了一句空话！”老人们忧心忡忡地说。

　　“把田分到各家各户，哪里还谈得上专业化！眼见得我们有劲难使，有翅难展，有了知识没处用，好端端的一条龙硬要被窝成一条虫！”这是青年人的呼声。

　　听到了群众的心里话，吴仁宝心里更加踏实了。他深深地吸了口烟，扬起眉毛，一字一板，满怀自信地说：“我们办事，既要合国情，也要合村情，还要合民情。人家那儿土地多，工业一时上不去，分田是为了调动大家种田的积极性。我们这儿人多地少，工业发达，集体家底厚实，分田反而会分了众人的心。人家分田是实事求是，我们不分田，也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华西前进的路。他们采用“母鸡下蛋”的方法，先后办起了以冶金、纺织、有色金属为主的４０多个企业，全村９５％的劳力投入了工业生产。在副业上，他们通过专业承包，形成了“千头猪”、“千头羊”、“万只禽”的养殖规模。工副业的崛起，为农业铺了路，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粮食亩产连年超一吨。

　　党的十五大以后，苏南乡镇企业进入了改制的新阶段。华西村办企业的改制如何进行？这时有人提出，上头已有明文指示：“抓大放小”，我们照着办就行了。吴仁宝对村办企业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了解，胸有成竹地说，改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我们要通过改制，改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改出大家的积极性，改出企业的高效益。在改制的动员大会上，他进一步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央提出的“抓大放小”主要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乡镇企业面广量大的是中小型企业，正是这些企业以它们灵活的机制，撑起了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吸纳了农村大部分劳动力。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都搞“抓大放小”，岂不是把许多不该放的企业也放掉了？

　　从上述的思路出发，吴仁宝提出了切合华西实际的改制方案：一手“抓大放小”，一手“抓大扶小”，必要时还要“抓小放大”。对那些关系到华西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如毛纺厂、线材厂、型钢厂等，要抓住不放，继续花力气深化改革，提高效益；一些效益较差的小企业则转给个人经营。在这同时，对那些有发展前途的小企业，加大扶持力度，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帮助它们增强竞争力。对原来准备投资１０亿元的两个大厂——造纸厂和炼钢厂，则果断地“放”，让客商加大投入，华西只用土地和配套的水、电、汽入股，以减少风险。

　　由于改制完全符合华西的实际，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华西大中小各类企业宛如九牛爬坡，各尽其能，个个都焕发出新的活力。直到现在，这５０多家企业，都保持了连续发展、年年赢利的好势头。

　　华西村独特的分配原则

　　吴仁宝在对外介绍华西的经济情况时，总爱说这样的话：“华西的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而是一年比一年好。”他说的决不是千篇一律的套话，而是华西经济面貌的真实写照。稳健，扎实，一步一个脚印，年年都有新发展，这是华西经济建设最大的特点。

　　华西经济何以能稳健发展？吴仁宝感触颇深地说：“搞经济建设不讲实事求是，要栽大跟斗，要吃大苦头！这个实事求是，就是要不折不扣地按经济规律办事。”

　　华西人忘不了这样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股“毛纺热”像夏日的台风刮遍了苏南大地，抢着办毛纺厂的乡镇可谓风起云涌，华西也被卷进了这股漩流。一些上级领导出于关心，鼓励华西上毛纺；银行也慷慨解囊，支持华西办毛纺。吴仁宝一锤定音，贷款２５００万元，要办个５０００锭的大型毛纺厂。眼看资金已经落实，土建也已动工，就等着设备运来了。然而，吴仁宝的心却越来越难以平静。他思前想后，反复权衡，越想越觉得华西的经济实力、技术力量和职工素质不适合上大毛纺，更何况大家再都一拥而上，其竞争之激烈不难想象；若是头脑发热，硬着头皮上，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方案是自己最后敲定的，如若中途变卦，如何向全村人民交代？夜深人静，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再也无法入眠。他索性爬起来，埋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还未亮，他的脚下已是一地的烟头！“要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敢于服从真理，修正错误！”想到这里，他腾地站起身来，披上衣服，把党委委员一个一个从床上叫起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经过激烈的争论，党委最后作出决定：现在办毛纺条件还不成熟，必须立即下马。

　　时隔不久，“毛纺热”在一片悲叹声中迅速降温，为此而亏损、负债甚至倒闭的企业比比皆是。但是，华西却从这股漩流中挣脱出来了。

　　从此，华西在经济建设中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上重大项目，必须经党委一班人集体讨论，请专家反复论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做到该上能上的则上，不该上不能上的坚决不上。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华西在经济建设中从未出现过重大的决策失误。

　　作为华西的老当家，吴仁宝在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上，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少分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凡村办企业的职工，每人每月只领取３０％的工资，约三四百元作为当月的生活费，其余７０％的工资作为流动资金存在企业，到年底一次兑现。奖金通常是工资的三倍，并不发给职工，而作为股金投入企业，第二年开始按股分红。对承包企业的超利润部分，他们实行二八开分成，两成上交村总公司，八成留给企业分配。

　　华西人家里现金少，许多外地人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有些参观者向媒体写信，对华西农民的富裕提出质疑。作为在华西跟踪采访多年的记者，我也一度颇感纳闷，疑心这里头藏着不宜公开的“秘密”。然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吴仁宝主动捅开了这个敏感的话题。他坦率地说，少分现金，多提积累，这是他们经过艰苦探索、反复实践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农民办企业，要发展，要壮大，只能靠自身的积累，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绝不能依赖国家的贷款，更不能搞高利息集资。那种一味搞“负债经营”，债台高筑，靠输血过日子的做法，不会长久，迟早要倒台！

　　实践证明，吴仁宝的做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奇效：这些年来，华西经济通常以每年２０％的速度增长，而资金负债率却一直很低，一般在２０％左右。吴仁宝走出了一条农民办企业的独特的经营管理之路。从表面上看，农民当年分得的现金并不多，但从长远看，“肥水不流外人田”，农民的家底愈来愈厚实，农民存入集体的股金多的上千万元，少的也有上百万元。农民住别墅、买汽车，靠的就是存在集体的钱款。华西经济充满了后劲，集体和个人的家业，就像滚雪球一般的迅速壮大。到华西参观的人，当他们明白了这中间的奥妙，莫不竖起大拇指，赞叹说：“吴仁宝，了不起！”

　　吴仁宝的另一大创举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吴仁宝对实事求是的理解也愈来愈深。他说：“实事求是一定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为的是更好地实事求是。”

　　华西村人均耕田不足半亩，所有的空间几乎都被大大小小的工厂和居民点占满了。土地如此金贵，农业如何发展？吴仁宝一直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多年来，各种各样的办法几乎都用上了，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圆满解决。面对现实，许多人困惑了，他们说：“土地又不是橡皮筋，想拉多长就能拉多长。本来嘛，田螺壳里做道场，能有多大出息呢！”有人提出：“咱们还是全力以赴抓工业吧，农业嘛，干脆让它‘靠边站’算啦。”

　　“谁说让农业‘靠边站’？只要解放思想，就能天高地宽！”在一次党委会上，吴仁宝终于讲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心里话。他提出，要解决农业这个大问题，必须扩大视野，跳出本乡本土这个小天地。他美滋滋地吸着烟，雄心勃勃地说道：“华西工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这是优势；人多地少，农业发展余地小，却是它的劣势；而在我国东北和西北的许多地方，尽管经济欠发达，却有大片土地，适合发展农业，这是他们的优势。如果两者联合起来，实行优势互补，岂不是对双方都有利？我们的农业问题不也就解决了？”

　　吴仁宝的一席话把干部们的心窍打开了。“对呀，我们为啥不能把田种到关外，种到塞北去呢？”屋里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

　　不久，一个东西合作、南北携手的工程就在华西揭开了序幕。一个地处塞上的“宁夏华西村”和一个远在关外的“黑龙江华西村”相继问世了。这两个“华西村”，吴仁宝既把他们作为扶贫的对象，又作为华西发展农业的基点。华西不仅帮助他们培训了大批技术骨干，兴办了一批乡镇企业，还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他们在“黑龙江华西村”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农田基本建设，新垦荒地３０００亩，开挖松花江引水渠道１２公里，建成水稻田１２００亩，使当地每户农民的水稻田从原来的６亩增加到３０亩。在“宁夏华西村”，他们新开发耕地５０００亩，种树８万株，饲养牛１０００多头。关外和塞上的农业基地建成后，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成倍增长。每到秋收季节，东北大米源源不断地运往江南水乡，不仅满足华西村的需要，而且做成小包装，进入苏南超市。人们对吴仁宝把田种到塞北和关外的做法，赞叹不已。他们说，这是吴仁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经济的一大创举。

　　往事如潮。回顾华西３０年来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我的心如同海潮般难以平静。我的耳边一再响起老书记吴仁宝常说的一句话：“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做到了实事求是，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我想，这就是吴仁宝的法宝呵，这是他用３０年的心血磨砺出来的一把光芒四射、所向无敌的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