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崭新的人民政权给了艺术家们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礼遇。这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困居香港的马连良被秘密“营救”回来的事件。
“都道我老程婴。贪图富贵与赏金……是一个不义之人”
——京剧《赵氏孤儿》
在北京红得“天崩地裂”的马连良，为什么好好的要到香港去?这一切，还要从那让他背了半辈子骂名的“汉奸罪”说起。
马连良的“罪行”是曾带领“华北政务委员会演艺使节团”去“新京”为伪满洲国“国庆十周年”做庆典演出。1942年，马连良确实曾经率领自己的“扶风社”前往“新京”长春演出，可他答应去东北的初衷，仅仅是出于“民族情结”。
当时，沈阳清真寺的五位阿訇到北京来请同是回民的马连良去给小学校筹款演出。消息很快传到了一个叫山家的日本人耳中，此人是日伪政权在北平设立的“华北演艺协会”的头目。此时，山家正在寻找一个高水平的剧团去长春为伪满洲国的“三一国庆”做庆典演出，他一眼相中了当时京剧界的领军人物马连良。
“我父亲先是不想去，那日本人就老上我们家来。最后一趟有个日本军官也来了，说：‘你要不去，我就在你们家剖腹!’我父亲和我母亲真是害怕了。”马崇仁说。
由于马连良之前的推托，此时已经是1942年l0月，伪满的“三一国庆”已经过去了半年多，想想不会再有“国庆演出”的嫌疑，马连良率领他的“扶风社”四十多人登上了北上的火车。这次演出持续了两个多月，除了沈阳的募捐义演外，在长春、哈尔滨等地的演出全部为普通“商演”。马连良完全不知道，日伪当局为了给伪满洲国贴金，在宣传中已经把“扶风社”更名为“华北演艺使节团”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抗战一结束，国民党就抓住了这个把柄，给他定了个“汉奸罪”。
那么国民党为什么要定个“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一个普通艺人呢?“就是为了敲诈。马连良的演出上座率一向是最好的，他几乎可以说是京剧界最有钱的人。”李佩伦说。马连良不但有钱，还露了富，此前不久，他刚刚买下了南宽街一座带花园的大状元府。出手之阔绰在当时轰动了北平。因此尽管言菊朋、周信芳、谭富英、奚啸伯等著名艺人在抗战期间都去过关外演出，国民党的竹杠还是敲到了马连良头上。
1946年6月的一天晚上，正在上海演出的马连良在后台接到了“北平地方法院”的传票。
马连良“回平候审”后身体一直不好，就定了个“保外就医”，“一边治病一边打官司、请律师。很多国民党的官员到了我家，都说‘我去给你跑一跑，托托关系’，其实就是要钱。我们家的钱没多久就花光了。我父亲我母亲的首饰也都拿去变卖。前后打了一年官司，结果以‘查无实据，不予起诉’告终。”马崇仁说。
然而经过这一番折腾，马连良的“汉奸罪”已经是妇孺皆知，让他百口莫辩了。就像他自己在《赵氏孤儿》中唱的那样——“晋国中上下的人谈论，都道我老程婴，贪图富贵与赏金……是一个不义之人。”“汉奸罪”成了马连良心上一道最深的伤疤，在他的后半生又被人一次次无情地揭起。
1947年8月16日，这起糊涂官司终于不了了之。然而马连良并未就此松一口气，由于打官司期间不许演出，马家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此时这座华丽的状元府已经是家徒四壁，还欠了一屁股外债。
1947年8月30日，上海大亨杜月笙举办六十大寿，京城名角包机前往，上演了一出京剧史上最著名的“群英会”。梨园行有句老话叫“北京学戏、天津唱红、上海赚钱”，上海这个“大码头”是京剧演员最好的“淘金”地，因此“杜寿”之后，马连良就留在了上海，正式开始了“还债演出”。
由于当时市面动荡，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马连良必须迅速赚钱，迅速换成黄金，迅速还账，迟了货币就要贬值。在巨大的财务压力下，年近半百的马连良一天不歇地连演了整整四个月才基本把账还清。这样透支体力的演出给马连良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的腰在一次演出《群英会》时严重扭伤，留下了习惯性“闪腰”的毛病。而四个月演下来之后，他台上贴身的“彩裤”里竟然满是线虫——自觉已经“油尽灯枯”，马连良只得中止了演出。
养好腰伤后，马连良又到苏州做了短期演出。
身体不好加上有家难归，让马连良的心情愈加烦闷。他的好友、上海中国大戏院的大股东孙兰亭见状，邀请他一起到香港“游玩散心”。就这样，1948年的11月，马连良带着夫人陈慧琏、长子崇仁、幼子崇恩、幼女小曼和琴师李慕良，踏上了茫茫未知的南下旅程。
“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爬”
——京剧《淮河营》
那段时间,有不少大陆人都因为躲避战乱逃到了香港。马连良到港之后，就有朋友请他“露”几出，让久已不闻京腔的大陆同乡过过戏瘾。孙兰亭深知马连良演戏最讲究合作，没有一流的配角和过硬的“底包”演员，在台上很难发挥，他立即回了上海一趟，把中国大戏院的班底全部带到了香港，并把北京的张君秋和上海的俞振飞也请了过来。
1948年12月20日至24日，马、张、俞三人在香港连演五天，场场爆满，一共收入七万六千多元，破了香港娱乐演出的纪录。但是马连良忽略了香港与大陆的不同，在大陆，如果外地戏院请名角去演出，所有“底包”演员都由戏院提供，名角孤身前来，唱完即走，“包银”都是预先说好的，一切盈亏都由戏院自负。而香港本没有固定的京剧演出场所。“底包”也需要“自带”，演出之后扣除场租、广告费和“底包”工资，反而亏损了四千余元。马连良觉得演出效果不错，观众也欢迎，以为“再接再厉”多演几场就能扭亏为盈，不料上座率却越来越差，在高升戏院连唱七天赔了一万八千元，转战普庆戏院，七天之内又赔了两万六千元进去。红了三十年的马连良终于在香港唱了一出“走麦城”。
分析原因，李佩伦认为地域差异是关键，“光靠大陆去的人捧场不是办法，毕竟香港人对于京剧不太热衷，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就失去兴趣了。”另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这一年马连良四十八岁，纵然技艺炉火纯青，他在舞台上的“黄金年代”毕竟已经过去了。
老艺人讲究义气，中国大戏院“底包”演员在香港的吃、住都由马连良负担，这让他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让这些底层的同行回到大陆，1949年春天，马连良答应香港胜利影业公司的要求，将《游龙戏凤》《打渔杀家》和《借东风》三出戏拍成了戏曲电影。他在合约中明确要求，拍摄结束后由胜利公司负责将几十名“底包”演员送回上海家中。
据马连良的老友、香港《大成》杂志社社长沈苇窗回忆，拍完电影后马连良得到了一万五千元片酬，张君秋一万元，大致只相当于二人在大陆一场普通演出的收入，根本无法用来填补亏空。马连良旧债才去，新债又来，“不唱戏就不挣钱，唱戏又没人看，想家又回不去，他很郁闷。”马崇仁用一句话概括了父亲当时的处境。急火攻心的马连良得了一种易紧张的病症，情绪非常不稳定，夜里时常被噩梦惊醒，大汗淋漓，很像是癔病的前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短暂的过渡期之后。大陆与马连良关系密切的几个大戏院都恢复营业了，根据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各地纷纷筹建国营的京剧团，有不少剧团都把目光瞄准了困居香港的马连良。
而就在此时，台湾也派人到香港来“争取”马连良了。国民党当局许诺，马连良来台后，将稳坐“国剧宗师”的第一把交椅，“希望马先生能够捐弃前嫌，我们保证给他国宝级的待遇。”
几年前的一场官司，已经让马连良彻底看清了国民党对待艺人的态度，用马崇仁的话说，“他们把我爸爸坑得可以。”马连良从内心深处恐惧与国民党当局接触。况且台湾毕竟是弹丸之地，且不说立足未稳的国民党当局是不是真有精力去“扶持”国剧，就算有了“台湾国剧宗师”的名号，其含金量也远不能与在大陆同日而语。
“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京剧《定军山》
1950年秋天，马连良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出乎他意料的是，女儿马力在信中告诉自己，毛主席、周总理邀请他回去。
马力是马连良的第个女儿，1949年，16岁的马力初中毕业后报考了“军委护士医药培训班”，随军驻扎在京郊的黑山扈一带。1950年夏天的一个周末，马力和战友们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去中南海参加周末舞会。
“具体日子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们都穿着裙子和白短袖衫，应该是七八月份的某一天吧。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南海，心里特别兴奋。”如今已经年逾古稀的马力还记得那天跳的是八路军的“老式舞蹈”，“跳着跳着负责组织舞会的人就走过来，说要把我介绍给总理。我当时还很奇怪，为什么要介绍我呢?”
舞会的组织者把马力引到周恩来面前，“总理，这是著名的京剧演员马连良的女儿。”“你父亲很有名气啊，他现在在哪里呀?”周恩来一边和马力跳舞，一边问起了马连良的情况。马力如实告诉总理，父亲被困在香港，演出不太景气，还欠了债。周恩来关切地说：“你回去之后一定要给你父亲写信，说我请他回来，欢迎他回北京。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香港的困难，政府协助解决。回来后生活有困难政府会给予照顾。”一曲舞罢，周恩来又把马力引荐给了毛泽东，最喜欢马派的毛泽东也告诉马力，“请你转告马先生，欢迎他回来。”回忆那天的感觉，马力说她“幸福得有点天旋地转”。
回到部队，马力迅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因为那时候时局还不太稳定，给香港的信也不敢写太多东西，我只是告诉父亲，毛主席、周总理都问起他，请他赶快回来，过去的问题不会追究的。”马力说。
但就是这寥寥几句，已经让马连良感动莫名了。“我父亲后来总爱念叨，说共产党才真正把艺人当人看啊。”马连良的六子马崇延说。
“薛平贵好似一孤雁归来”
——京剧《武家坡》
马崇仁回忆起当年的事，只觉那段时间父亲“行踪诡秘”：“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势力在香港还没那么大，那儿的国民党特务又特别多，净搞暗杀。我们大概知道父亲是和大陆的人接上头了，但是接头特别保密，连我们也不让跟着，就是来了个车把他接走了。去哪儿?不知道。”
前来与马连良接头的人叫胡兴寿，是当时中南局的一名文化干部，他是受中南局主管文艺的局长武克仁派遣，前来动员马连良到武汉去的。胡兴寿带着替马连良还债的钱来到香港，他再次向马连良表达了共产党对于马的“历史问题”的态度——既往不咎、来去自由。得到马连良的充分信任后，胡兴寿帮助马连良策划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出逃计划”。
1951年10月1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在金陵酒家举办了一场庆祝建国两周年的联欢会，马连良、张君秋都受邀参加。联欢会开始没多久，张君秋就发现，马连良不见了。
“我起初没在意，后来才觉得里面有问题，赶紧问周围的朋友，‘马先生到哪儿去了?’一个朋友悄悄告诉我，‘怎么你会不知道?马先生现在回大陆去了!”’张君秋后来回忆说，“我赶紧赶到马先生的寓所，发现马家早已经搬走了。”
马连良是从金陵酒家的后门悄悄溜走的，在胡兴寿的周密安排下，他和琴师李慕良一起钻进了一辆小轿车，“开车的是个英国警察，都没敢用中国人，车直接往罗湖口岸开，那边有咱们的车等着。”马崇仁说。车开到一半的时候，果然发现后面有人“盯梢”，这时候开车的英国警察就发挥了作用，“盯梢的车都追上来了，一看开车的是英国人，也没辙了。只能一路跟着，眼看着我父亲过了罗湖。”
马连良平安抵达大陆之后的第三天，按照计划，马崇仁也押着戏箱到达了广州。此时的张君秋更加着急了，他一遍遍打电话给仍在香港的马夫人陈慧琏，表达想回大陆的愿望。
“有天我回家，发现门口有一张留言条，写着请我晚上八点到六国饭店某房间会面，没有落款。我赶到之后，见到了马太太。”张君秋回忆。面对张君秋的埋怨，陈慧琏百般劝慰：“我留在这儿就是等你一起回去的。现在中南局已经有个王同志来接我们了。”
在王若瑜的安排下，第二天，香港普庆大戏院门口出现了一张掩人耳目的大广告——“十月三十日，张君秋准演全部《四郎探母》”，而就在十月二十八日那天，张君秋带着家人，和陈慧琏一起悄悄回到了大陆。
马、张的行动为什么要搞得如此神秘?“关键是国民党很不愿意他们回到大陆去，”马崇延说，“他们是大陆的‘统战对象’，对台湾来说又何尝不是呢?这么有名的人被共产党‘抢’走了，也算是国民党的一种失败。”果然，二人秘密回到大陆几天之后，香港报纸就出现了“马连良在广州太平戏院被炸死”的大标题，“有香港朋友赶紧打电话来问，我们就辟谣——哪有这事啊!”马崇仁乐呵呵地说。
实际上，马连良和张君秋在广州受到了热烈欢迎。叶剑英亲自接见了他们，并表示“我是你们的忠实观众”，“接待方面也为两人提供了许多方便，照旧供给马先生大烟。”武克仁说。
马连良在广州还遇到了一件高兴的事——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儿子马崇智。如今马崇智已经把名字改成了“马建”，他是以一名军区文工团战士的身份来欢迎艺术家马连良归来的。部队首长特意请马连良给马建的战友讲两句，台上一贯潇洒自如的马连良却露了个大“怯”——“承蒙贵团对鄙人的抬爱，举办如此隆重的欢迎会，鄙人不胜感激。多年以来，犬子马建在贵团效力，对各位长官的栽培和解放军弟兄们的关照，在此表示感谢!”他的“古董语言”引得战士们笑声一片。
“他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了，”李佩伦说，“最重要的是，马连良错过了‘戏改’这一课，他是一步没追上，步步追不上了。”那时候，曾经与马连良齐名的艺术家们，梅兰芳已经是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程砚秋是副院长，周信芳则担任了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马连良和他们在思想上和身份上的差距，远不是学习几份“戏改”文件就能弥补上的。
马连良、张君秋在广州短期演出后如约来到了武汉。武克仁原来的意思，是想让马连良加入国营的“中南京剧丁作团”，任三团团长。但马的艺术地位和演出上座率都在“总团长”周信芳之上，工资、待遇等很难安排。权衡之下，武克仁为马连良和张君秋单独组建了一个合作股份性质的剧团“中南联谊京剧团”，实行团长负责制，经济上自负盈亏，不受国家资助。武克仁的初衷是想探索一种剧团体制改革的新模式，然而在客观上却使“中南联谊”成了诸多国营剧团中显眼的“异类”。
“中南联谊”组成后，马连良并未在武汉久留，就带团北上赴南昌、天津和北京演出，希望尽快挣钱还上中南局垫付的4万港币债款。这次的“还债演出”又不太顺利，原本马连良在天津是最有“人缘”的，但1951年底“中南联谊”到达天津时正赶上“三反”“五反”运动，马连良的戏一向票价不低，“看得起他的戏的人都不敢出家门了，所以根本不怎么上座。最后我父亲反串霸王，陪张君秋唱了一出《别姬》，也才上了八成座。”马崇仁说。但就是在这样的惨淡经营下，马连良还不时慷慨地拿出钱来给更需要帮助的人，在南昌演出时，他捐建了当地的第一所回民幼稚园，在天津又将一场《四进士》的全部收人捐给了正在筹办的“艺培”学校(即后来的北京戏校)。
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也使当初参与“营救”马连良的人受到了牵连。这场风波使中南京剧工作团的发展彻底停滞了。
“为国家秉忠心昼夜奔忙”
—— 京剧《断臂说书》
1952年初春，马连良终于带着“中南联谊”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北京。
马连良在北京的首场演出定在长安大戏院，戏码特意选择了《苏武牧羊》——“登层台望家乡躬身下拜，向长空洒血泪好不伤怀”，这出他十年前创编的剧目，说的似乎就是他自己，演的就是过去那几年。
不久之后，苦苦支撑的“中南联谊京剧团”还是解散了，而解散的原因，不只是马连良不愿离开北京那么简单。用马崇仁的话说，“他们京剧团有个团委会，这时候内部有了点矛盾。”
“‘戏改’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实行‘演员人人平等’。但戏曲的规律就是‘主演中心制’，到了台上必分三六九等。”李佩伦认为，这才是矛盾的根源。马连良虽是“中南联谊”的团长，但团里还有个团委会，实际权力是凌驾于团长之上的。“戏改”列出十二出禁演剧目后，就有人借题发挥，捕风捉影挑起了传统戏的毛病，“中南联谊”也受到了这个风气的影响。团委会中有几个年轻演员，思想有些“左”，许多马派的经典剧目他们都不同意上演，说《一捧雪》是宣扬奴隶主义，《胭脂宝褶》是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让马连良不胜烦恼。
马连良没有再回武汉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开始戒烟了。抽鸦片烟是解放前梨园同行一个很普遍的习惯，虽然马连良的烟瘾不大，但多年的习惯一时也很难改变，而严格禁烟的共产党竟能允许他“慢慢戒烟”，这让马连良十分感动。武克仁回忆说，早住武汉的时候，马连良就曾含泪对他说：“我没想到共产党会要我，困惑迟醒，实在太傻!还能说什么呢?请放心，这点害我的毛病，我决心要戒了!”回到北京后，马连良就暂时停止了演出每天由马崇延带着，走到首都电影院旁边的同德医院去戒烟，“那个院长是余叔岩先生的亲家，帮助我父亲很快就戒掉了烟瘾，他的精神变得更好了。”马崇延说。
1952年7月1日，马连良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到北京饭店参加了庆祝建党3l周年联欢会。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那天周恩来和马连良交谈了很久，他主动安慰惴惴不安的马连良，“马先生，你不要把去伪满演出的事放在心上，你是演员，靠唱戏养家糊口，没有政治目的。”
“这是给了我父亲一个最正式的评价，他踏实了。后来无论遇到什么，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共产党一句，更没有说过后悔从香港回来。”马崇延说。
应周恩来的要求，在那天的联欢会上，马连良也清唱了一段。他没有选择“马派”最著名的《借东风》《淮河营》，而是唱起了《断臂说书》的一段二黄——
“听谯楼打初更玉兔东上，为国家秉忠心，食君禄报王恩昼夜奔忙……”
(来源《北京日报》赵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