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国防部上海军事法庭设立于虹口北四川路江湾路口一幢坚固的大楼内。从1946年4月至1949年1月26日，共计审判日本战犯百余人、结案者116人，其中判处死刑14人、判处无期徒刑22人、判处有期徒刑75人、无罪释放5人。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14名日本战犯中，大多在提篮桥监狱内执行枪决。1947年1 1月22日中午，随着两声枪响，罪恶累累的日本战犯、日特机关情报主任芝原平三郎被中国法警枪决于提篮桥监狱，他是伏尸于该刑场上的第三个日本战犯。《中央日报》、《申报》、《新闻报》等媒体纷纷予以披露，留下了这段不该忘却的记忆。
一个“中国通“的罪恶人生
芝原平三郎，日本广岛人，生于1901年，其幼年、少年时代就居住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以后又长期混迹在北京、天津一带。江湖上，黑道上，平民区都厮混过。交际广泛，狐朋狗友众多。芝原语言功夫很好，除了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上海话、杭州话。加上他比较熟悉中国各地的风土民情、嫁丧喜庆，因此常常吹嘘自己是一个“中国通”。芝原原是日本浪人，搞情报活动是老手，诡计多端、两面三刀。20世纪30年代，芝原曾在杭州西子湖畔活动，充任驻杭州日本特务机关情报主任。1941年春，芝原受侵华日军杭州特务机关长渡边一郎的派遣，来到浙东重镇宁波，通过天宁寺一个和尚的关系，落脚在宁波市区。
芝原摇身一变，伪装成湖南省米行的商人，化名徐志统，到浙东采购粮食。芝原涉足官场，交游商界，出人酒肆、妓院、舞厅，行踪不定，利用各种场合，凭借充裕的情报经费，广泛收罗社会渣滓、商人、职员为其搜集各种军事、政治、文化情报，发向日特机关的大本营。
1941年4月，在日军攻占宁波的前夕，芝原用黄金美钞收买了宁波镇海炮台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员。当日本舰队进攻镇海时，要塞守军放弃优越的地形条件，在内奸的策动下，放下武器，不战而逃，使日本军队轻而易举地登陆入侵，为此，芝原获得上司的嘉奖。为了便于侵华日军迅速入侵宁波城区，针对当时宁波旧城区街巷众多迂回曲折，断头路比较多的特点，芝原利用“仁丹”广告，大打间谍战。
他布置几个亲信，深夜出动，使第二天清晨的宁波街头巷尾，贴满了此类奇特广告——长方形纸张，四周印有粗线，中书“仁丹”两个仿宋字。广告分直式和横式两种。开始宁波市民不解其意，还以为是哪个日本商人心血来潮的商战策略。原来这是芝原平三郎的险恶手段。横式广告示意街巷不通，直式广告暗示可以通行，为日军入侵指路。这一招果然阴险毒辣，使侵占宁波的日军大大提高了行军速度。日军入侵宁波后，芝原卖力拼凑傀儡班底，以华治华，以华控华，先后建立了“鄞县维持会”、“宁波商会筹备委员会”、“妇女会”等组织，把一些汉奸推上第一线，委任他们为会长、理事长，自己则躲在幕后遥控指挥。
为日军行动作向导，也是芝原的任务之一。1942年初夏，日军准备从宁波取道宁海、新昌，进发金华。当时，浙东地区，山峦重叠，交通不便，急需向导，芝原派出亲信，第二天就带来一名原是“跑单帮”的小贩。此人非常熟悉这一带山路，被芝原重金收买后，无耻地为日军带路，让日军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
芝原除在杭州刺探情报、敲诈勒索外，还在西子湖畔的六公园一侧设立秘窟淫窝，供其享乐；被其强暴、糟蹋的青年女子竟达百名之多。不少女子被逼上绝路，不少家庭遭受劫难。据当时杭州市民控诉，芝原平三郎玩弄女性不择手段。有一次，芝原在西湖边看到一位美貌的女学生，正与一名男学生亲热地在湖边散步，芝原心里歹念顿生。他唤来一个走狗，故意冲撞这名男学生，与之发生摩擦，然后找个借口，把这对男女青年带到六公园一侧的寓所，把男青年毒打一顿，推到大阴沟内窒息而亡；对女青年进行百般凌侮，最后导致她精神错乱。
1943年春，芝原平三郎偷偷离开杭州，住到上海虹口邢家宅路(今邢家桥南路)18号。后来他又化名李秀山，到苏州观前街的玄庙观内开设了一家咖啡馆，以此为掩护，并在苏州买下一幢带有庭院的房子，继续从事间谍工作。
“花花太岁”被判死刑
抗战胜利后，为清算日本战犯的罪行，从1945年12月16日起，到1946年5月1日止，中国国民政府先后在北平、沈阳、南京、广州、济南、汉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10个城市设立了专门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正式审判启动于1946年4月。被审判的日本战犯(包括嫌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高层决策者，担任较高职务，由国民政府圈定；二是老百姓检举的，作恶多端直接残害群众的日军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如芝原平三郎等。
早先在芝原平三郎手下干活的汉奸蔡某在苏州被捕，庭审时蔡某供出芝原匿居在上海的地址。芝原归案后被关押于提篮桥监狱。1946年9月26日，对芝原平三郎进行开庭审理。庭审中，宁波的李子瑜、曾良秉、吴小毛妻等三位被害者在庭上用他们的切身遭遇作证；杭州方面的有关人士也以确凿事实，揭露其罪行。
1947年1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在上海江湾殷高路设立上海战犯拘留所(后来改称上海战犯监狱，原址现系上海劳动教养所，但内部设施已改动)。1月16日，提篮桥监狱在押的，包括芝原平三郎在内的186名日本战犯全部移押江湾殷高路。同年7月19日，上海军事法庭经过多次庭审，依据确凿证据，对芝原平三郎宣判死刑。《中央日报》还在第二版上，以“花花太岁判处死刑”为标题，刊登了一则简讯，全文如下：“据称‘花花太岁’之日本战犯芝原平三郎为前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情报主任，战时作恶多端，19日被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由于殷高路的设施比不上提篮桥监狱，不久前，一名被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曾从那里逃跑，典狱长邹政之少将被国防部撤职，押送南京关押审查。因此，后来被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全部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毙命提篮桥监狱刑场
1947年11月22日，国防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上级密令，特地从南京乘火车赶到上海。检察官王家楣、翻译官王成声及一个班的宪兵，也于上午11点，驱车来到提篮桥监狱。石美瑜、王家楣等人首先向典狱长孔祥霖通报情况。孔祥霖验过法庭开出的“犯人提押票”，11点40分左右，把关押狱中的日本战犯芝原平三郎提押出监，来到监狱刑场。这个刑场除了梁鸿志等汪伪汉奸在此毙命外，日本战犯黑泽茨男、富田德已分别于1947年8月13日、14日被枪决于此。因此芝原平三郎将是在提篮桥监狱刑场上毙命的第三个日本战犯。
此时的芝原平三郎已有48岁，头发斑白，蓄着八字胡，神情木然，脸色偏黄，略带浮肿，身穿旧草绿色军服，脚趿一双旧拖鞋，双手反铐，在两名中国法警的押解之下，慢慢来到设在刑场中间的法庭处。国防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简明扼要地问清芝原的姓名、年龄、国籍、籍贯、捕前职务、居住地址等基本情况后，正言厉色地宣布：“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核准，今天对你芝原平三郎执行死刑，你还有何遗言要说，有何遗言要书?”
芝原平三郎颤巍巍地用中文说道：“我生为日本人，死为日本鬼。但是，我长期生活在中国，熟悉中国，中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为中日亲善而战，为日本天皇而圣战，日本战败，这是天意，而不是天皇之错。今天我被执行，死有应得，死不足惜。检察官先生，请允许我修书三封，以告慰后人。”经监刑的石美瑜同意后，令宪兵为芝原开铐，芝原就在法庭旁预先准备的方桌上铺好信笺，落笔书写。第一封他写给其妻子，大意为：今天我要执行了，望你照顾母亲和小孩。两个已经死去的爱兄，我要到地下找你们联系。
第二封信，写给他的长官小仓和白川一雄，这两人此时还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内，其大意是：多蒙照顾，非常感谢，现在不能报答，引为遗恨，请费心照顾遗属。
第三封写给中国国民政府。信中芝原还在奢谈什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之谬论，真是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遗书写毕，芝原还向执法官提出， “贵国是文明古国，长期以来对婚丧之事十分隆重，我马上就要去见上帝，请允许我更换一套清洁的军服，一双干净的胶鞋，让我干干净净地走向另一世界。”资深法官石美瑜爽快地答应了芝原的这一特殊要求，马上命令法警取来芝原平三郎的三包衣物，让其当场更换衣服。
此时，时钟已指向12点10分，石美瑜命令已经换好衣服的芝原平三郎在死刑执行书上签字，按下指纹。然后宪兵把芝原双手反铐，由二名法警押上行刑椅(有靠背的椅子)。芝原坐在行刑椅上，左右两边各被一名宪兵按住，宪兵班长吴德法站在芝原的身后，举起“盒子炮”，对准芝原的后脑，“啪——啪——”连发两枪，子弹从其后脑进去，经右眼及眉际间穿出，污血汩汩地从弹孔中涌出，脸上一片血污，芝原啪的一声连人带行刑椅一起倒在地上。
徐家俊 据《档案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