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署长沙特派员办事处半价拿地，建起百余套别墅，事经湖南《新湘报》曝光，多家国内媒体跟进，终于进入审计署的查办日程。据新华社9月19日报道，审计署领导已经表示，如果发现违纪违规问题，一定作出认真处理。

　　尽管审计署有关负责人表示，“从实际情况看，在自身建设方面大多数审计机关做得是好的，但也有个别单位还存在一些问题”，然而对于一个从上到下，各级机构每年都会提出报告，指出这个部门那个部门存在资金问题的系统来说，长沙特派员办事处的丑闻，已经足够动摇人们对这个系统的信心。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审计报告是否是利益交换的产物，是否报告了全部的问题而非是在芝麻和西瓜之间权衡的结果。

　　同样，人们很自然地再次发出了“谁来审计审计部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已经提出很久。曾经有审计人员被宴请而醉酒身亡，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审计报告得到普遍好评时，这个问题也曾被提出；甚至审计部门审计违规资金的重任被特加强调时，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长沙特派员办事处事件，不过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响亮而已。

　　其实，类似的问题，已经被不断提出，几乎每一个对权力进行约束的权力，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谁来检查纪检部门，谁来监察监察机关，谁来约束一把手等等问题，都被提出。而事实也正如审计署长沙特派员办事处事件发生，每一个负责约束和管理权力的权力，都出现过重大的腐败问题。

　　这似乎使得“谁来审计审计部门”这类问题确实变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部门乱花钱，得有审计，审计乱花钱，谁来管？部门违纪，需要纪检监察，纪检监察违纪，谁来管？下级胡作非为，需要一把手来控制，一把手胡作非为，谁来管？

　　谁来管呢？无非是更大的机构和权力来管。但审计署之上，能够再加一个审计部，审计部又由谁来审呢？纪检之上再加一个纪检，这个加上的人谁来管呢？一把手之上，上一级的把手来管，那上一级的一把手又由谁来管呢？在这样一种“上级管下级”的模式下，问题最终就变成一个无解的问题。递归的结果是最后必须有一个上帝，这才能够把所有的人都管起来，皇帝之上，只有天来管。但天是不存在的，而且皇帝事实上也是管不过来的。所以，这样的一步步“完善制度”，最终不过是制度无穷而尽为摆设罢了。

　　实话说，我从来不曾相信一个权力天然地值得你相信它的清洁，不管它叫监察、审计，还是叫其他什么。所以，任何一个权力陷入腐败的丑闻，都不是什么意外。叠床架屋的搞法，最终会顶到天花板，那就是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地方。一个只有“上级管下级”的社会，永远不可能摆脱权力腐败的噩梦。

　　避免权力普遍腐败的可能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权力的制衡。制衡不是上级管下级、大权管小权，而是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上级管下级、大权管小权，这是一个系统内部运行的机制，没有这个机制，就根本谈不上效率。然而，就整个社会来说，并非建立在命令主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避免最坏可能出现的考虑之上。一个系统，不能没有效率；但一个社会，则宁可缺乏效率，却必须不致崩溃。故而，社会应建构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民主的体现一是选举，产生合法的权力，一是制衡，使权力能够避免独大。

　　因此，社会无需靠叠床架屋的机构和权力设置防范和查办腐败，而是靠权力之间相互牵制而尽量减少腐败的可能。从根本上讲，权力在于民众，而民众通过建立相互制衡的权力机关，以及监督权力机关的社会设置，使社会结构不是等级森严，而是扁平化。权力机关有立法、司法、行政等等；社会设置有公民组织、媒介等等，公民个人也有充分的权利。任何权力都处在一个相互制约的网中，“谁来审计审计部门”、“谁来监督一把手”这类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在层级森严的权力等级中是甘之如饴地为腐败不绝而苦恼，还是在扁平社会的权力制衡下解决似乎越来越令人绝望的腐败问题，答案其实不难得出，唯一的问题是权力本身是否愿意接受一个相互制衡的结构，放弃率性而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