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40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而在千头万绪的回忆中，最令我动情、令我终身难忘的，是我独自一人在基里巴斯岛国建立大使馆，工作并坚守了三年的独特经历。一个人一个大使馆，不仅在我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外交史上也不曾有过先例。
一人一馆已够稀奇，更为稀奇的是我所处的岛国的环境。基里巴斯是位于太平洋中部偏南的一个小岛国。首都塔拉瓦岛长不过27公里，宽不过一二百米，如同漂浮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的一片树叶。岛上仅有一条简易公路，路两旁点缀着岛民的小草房和高高的椰子树，树和草房之外就是望不尽的太平洋。这里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更不用说电视，精神生活等于零。大自然赋予岛民们吃不尽的鱼和虾，喝不完的椰子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就这样在这个最简单、最原始的岛上工作，过着鲁滨逊般的生活。我欲语，无人应，没人跟我说中国话，一日三餐我同岛民一样伴随着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仅以鱼虾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长时间工作和生活，孤独和寂寞这几个字，恐怕世上只有我体会得最深。而我却孤独无怨，寂寞无悔，因为我受命于祖国，祖国无时不在我心中。
——吴钟华
使命紧急 独自建馆
1989年5月9日，我受命赴我国驻斐济使馆工作。当时，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这两个太平洋岛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我们没在那里设立大使馆，由驻斐济大使兼任驻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大使。这两个岛国离斐济较远，从斐济乘飞机去瓦努阿图需3个小时，去基里巴斯则需10个小时。因而，台湾当局就加紧用“金钱外交”和“弹性外交”收买这两个岛国，与我们争夺外交阵地。我在驻斐济使馆工作9个月，大使就派我8次出差到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主要是跟“台独”势力斗争。其任务之重、之艰难，在我之前、之后的外交生涯中都不曾有过。
在多次打掉台湾想与瓦努阿图建立外交关系的图谋后，为防止其北上基里巴斯，经请示大使，11月22日，我独身一人去基里巴斯出差。果不出我所料，李登辉的特使带着两架波音737飞机以及同基里巴斯建交公报，正在基里巴斯活动，当时基里巴斯十个部已经被他说服了七个。如果其图谋得逞，特使留下来就是大使。情况十分紧急，大使给我三点指示：第一，一定把情况搞清楚；第二，如情况属实，一定要把台湾当局的图谋打掉；第三，不打掉台湾当局图谋，暂不回斐济。我坚决执行大使的指示，一个部一个部去说服，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七个部全被我说服过来。最后，我又拜见基里巴斯总统塔巴依。总统是有头脑的人，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他对我说，基里巴斯只同台湾进行民间往来，建立民间关系。11月28日，我终丁把李登辉的特使赶走了。这次出差回到斐济后，我将上述情况报告国内，并向国内建议，为确保基里巴斯这块外交阵地，我们应去基建立大使馆。国内很快同意我的建议，紧接着就派我去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并任临时代办。1990年2月24日，我就走马上任，开始了一人一馆、三年鲁滨逊式的荒岛生活。
开馆亮相 拼命三郎
2月24日是星期六，为尽快开展工作，我决定于2月28日举行开馆招待会。从25日至28日，除掉一个星期日，只有三个工作日。在这三天里，事情千头万绪，要装电话和传真机，买汽车，挂使馆馆牌，准备临时旗杆，还要打印请帖，发请帖，收拾举办招待会的馆舍。星期日不能对外工作，我就先办三件事：钉馆牌，打印请帖、信封，购买生活必需品。
2月26日，星期一，我开始严格按计划办事。我的计划是按小时安排的，分秒必争。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管多紧张，不管多累，要办的事必须完成。开馆招待会在我的临时馆舍举行，食品和酒水我自己解决不了，只好包给基里巴斯唯一的小旅馆——欧森泰旅馆解决。
招待会是外交活动的重要方式。就其工作来说，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分工很细，一般要由几个人来做。有人负责迎客，有人负责安排招待，有人与记者联系发消息，有人负责安排讲话，等等。这些工作必须全由我一个人做，我就必须在27日、28日白天把这些工作理出头绪，在招待会上付诸实践。这两天时间，我还得把招待会的场地准备好，收拾房间，擦拭地板、门窗。室内还应有点布置，可我无任何东西，仅有一份我从斐济使馆带来的中国挂历，我把它挂在厅里，这样才有点中国味儿。这份挂历是我特意带来的，因为我知道，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需要它，它也将是我生活和工作的见证。
28日下午6点，我站在大厅门口，迎候宾客。遇到重要客人，如副总统、议长、郡长和各部常务秘书等，我便陪到厅内，让招待员上酒水，然后我再回到门口迎候其他宾客。6点45分，塔巴依总统和夫人进入院内，我忙去迎接并陪到厅内，门口就照应不了，好在主要客人都到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驻基里巴斯高专和他们的夫人也都来了。他们对我一个人开馆举办招待会都感到新奇，特别是英国高专，厅内厅外都走走，还到厨房看看。
招待会的大厅不到40平方米，都被客人挤满了，不少客人站到了院内。我只好里里外外和朋友们交谈让酒。旅馆准备的食品是他们的老一套，基本以生鱼虾为主，也有一些面食。我特意从斐济背来几听烤麸罐头，让招待员打开放在托盘上，让客人们品尝。他们都没见过，便争着品尝。
招待会完全按我设计好的程序进行，当时我表面上很轻松，有说有笑，落落大方，很有外交官的风度，其实心里非常紧张，生怕哪里出错。招待会结束后，客人陆续离开。我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时，已是晚上11点多了。我巡视了一下周围，把门关上，想坐下来休息一下，这时才发现我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双腿僵直，坐都坐不下。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深夜12点，我整整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累得连床都爬不上去了。但此时我还不能睡，必须把开馆招待会的消息发出去。这就是我在基里巴斯办的第一件大事。
险情不断 大难不死
招待会后没两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3月2日上午，我正在馆内忙于对外工作，突然当地警察局来人通知说，在使馆附近发现了一枚没爆炸的500磅炸弹，他们要请外国专家排除，时间定在3月5日，为防止意外，附近的居民须躲开一天。当时，我的临时馆舍位于塔拉瓦岛西边1000多公尺之外的贝霄岛上。二战期间，美国在一周内向这座仅有1.5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投下了3000多吨炸弹和炮弹。战后几十年，直到现在，岛上还不准火烧垃圾，因为怕碰上没有爆炸的炸弹。3月5日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本来就没怎么放在心上，更没有奢望什么鲜花蛋糕。这下可好了，500磅的炸弹恰似给我的生日礼物，这样特殊的礼品，我哪里敢收，我必须得躲开。3月5日一大早，我把建馆的一些文件和建馆费以及几件备用的衣服带上，开车去塔拉瓦岛，直到晚上才回到使馆，在外边整整一天没吃饭。
此事过后，我决定寻找新的馆址，但这又谈何容易！直到7个月后，我才在格拉瓦岛上找到一间草房作为新的馆舍。在那里虽过着住草房、喝雨水的艰苦生活，但使馆本身的安全却不用担心了。
时隔不久，险情再次出现。一个周末，我一人实在孤独，只好在海边散步。海边与公路有段距离，我注意到公路上没有多少行人车辆。突然，我感到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随即就失去知觉倒在海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醒过来时，一群岛民围着我。这时我才感到双臂麻木，无力支撑。我发现在我前面躺着一个年轻人和一辆摩托车。人们见我醒过来，一位会说英语的岛民告诉我，是那个年轻人用摩托车撞了我，他是酒鬼。当地工程部部长挤过来，让人们把我扶起来，问怎么样。我双臂开始有点感觉，见我既没死，也没受伤，他说这是万幸，因为两周前，他的一个亲戚就是在这儿被一个喝醉了骑摩托车的人撞死的。这时我才感到后怕，这次我若是被撞死，保险柜内数万澳元的建馆费、文件、我的使馆，不都成了“死案”了吗?于是我把保险柜的开法用中文写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万一我再出事，国内总会来人处理后事，翻阅我的工作笔记本，而当地人不懂中文，不会出事。这个笔记本，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从开馆到6月初，使馆的财产和文件虽然有限，总还是有些。我买了个保险柜，把钱、存折、支票、馆印、文件、照相机等，平时都锁在保险柜里。我每天外出办事，总是把所有门窗都锁好，晚上睡觉之前，把门窗再检查一遍。为了防止万一，我把手电筒放在床头，以备急用。我还备有一根木棍，放在室内门口，用做防身的武器。晚上外出时，室内留一个灯亮着，好让外人认为屋里有人。我这样做，建馆几个月来还没出过事。
6月15日晚，我去参加一个招待会。6点15分离开使馆时天还大亮，我忘了开个灯，锁门就走了。等我9点钟回来，一开门，听到楼上有跑步声，接着是跳楼声。不好，我大叫一声“谁呀”，我的声音都变了。我抄起门后的木棍就往楼外跑，围着楼转几圈不见人影，又赶紧回到屋里。我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楼上楼下，旮旮旯旯，奓着胆子都翻了一遍，发现保险柜完好，只是换衣服时放在枕边的几十澳元不见了，二楼的百叶窗拆掉几块，看来窃贼是从树上爬进来的。我赶紧报告了我的警察局长朋友尤萨，他答应尽快破案。那夜我亮了一宿灯，一分钟也没敢睡，第二天仍照常办公。
还有一件险事，令我总感到后怕。基里巴斯人以鱼虾为生，每天傍晚下海捕鱼，基外交部常秘彼得多次邀我同他一起前往。为了交朋友，有一次，我接受了他的邀请。那天傍晚，我等他好久也没来电话，以为他不去了。事后才知道他去了，船出了事。后来总统请了美国夏威夷海岸卫队飞机寻找，直到第13天才在很远的海面上找到他的小船。他被救回来后，我请他吃饭，以酒压惊。他对我说，那天开会回家晚，海水退潮不等人，所以他没叫我。但他为我准备了双份小船用的汽油，还叫一个小伙子为我保驾，那小伙子遇难死在海上。他说，如果我去，那也必死无疑，他将无法向中国政府交代。
在基里巴斯三年间，我曾两次大病缠身，死神也险些要了我的命。1990年6月25日，是中基建交十周年纪念日。为进一步在基里巴斯开展工作，我着手筹备庆祝活动。一个人没日没夜地工作，我终于累垮了。一天清晨，我突然感到心痛，接着是一身大汗，我知道是心脏病犯了。我不敢动，静静地躺着。后来我还是按时起来继续工作，也没对从斐济专程赶来主持庆祝活动的徐大使说。到他离开基里巴斯前一天晚上最后一场活动时，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很想趴在宴会桌上。肝痛，胃痛，心脏不好受，严重失眠。第二天，徐大使要返回斐济，我理解他很忙，我说你走吧，我没什么，就是累的，休息一下就会好。我认识他一年多，从没提出过任何要求。这次我仅希望他在近几天每天下午四点左右从斐济给我打一个电话。送走他，我回到使馆，烧一壶开水，煮一锅饭放在床头，把电话拉过来，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我一连躺了四天，有点恢复，又起来没完没了地工作。
过了几个月，我又感到发冷，发高烧，我以为是感冒，还坚持工作。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到医院一查是肺炎，医生要我住院打点滴。我说，打点滴可以，不能住院，使馆还需要开门工作。我知道，在热带患肺炎是很危险的。我决定每天开车到医院打点滴。而发高烧开车，有时不能控制。有一次，我把车开到海滩里，幸亏岛民朋友们又推又拉，才把车开到路上。
天涯海角 心怀祖国
俗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使馆再小，工作也是五花八门。这五花八门的工作全由我一人来做，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作为馆长，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事，当然是我的首要工作；作为馆员，使馆的礼宾交际、拜会宴请、联系接待，也是我自己来做；另外，我还是厨师、采购员、司机、招待员、会计……而且，使馆的一切建设，都由我从头做起：我要设计使馆的大门、篱笆、车棚、旗杆，等等；我要满岛寻找去买材料；我要找人施工、监工，关键时候还得亲自干。当时所有的事情全靠我一人想，一人做。为了在千头万绪中不出纰漏，我养成了做计划的习惯。我每天、每周、每月、每年都有计划，真是岛国三年，我计划三年。由于几十年养成的严谨的工作作风，三年内，大事小事，我一件也没落掉过。
1990年2月，中国向基里巴斯提供1500万元人民币贷款，用于加固和扩建它仅有的机场跑道。这笔贷款签字后，立项、勘探、设计、账目处理、施工等，全由我一人负责，我已记不清代表中国政府签了多少合同。所有的合同文本都由我一人打，由我自己校对。因为白天事情太多，无法静下来，所以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打。打完字马上校对几遍，之后放在床边，为的是第二天起来再校对，以
便上班后与对方签字。
岛国三年，千头万绪的工作，我只出过一个错。有一次打英文协议，把浅海水的专有名词“lagoon'’打成了“sea”。在签字之前做最后一遍校对时，我发现错了，赶紧改过来再签字。更难的是与对方打交道，他们办事拖拖拉拉，又变化无常。当一切合同和准备工作完毕就要动工时，我被紧急约见，要求跑道修好后能飞737—400型飞机。
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怕是听错了，我说我们签的所有合同上都是说飞737一SP型，若飞737—400型飞机，现在已设计的跑道要加长，需填海75米，飞机的起降点都要加大力度。一句话，跑道要重新设计，费用要加倍，这一切都怎么办?我说，我无权答应，我要报告我国政府。
1990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从码头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个中国海员病得很重，现被送进了医院。一听说是中国人，我马上放下电话直奔医院。经了解得知，他叫靳风武(化名)，是在一条外国船上工作的中国籍船员，因为过度晕船，已无法支撑，因此船长决定把他送下船。
查明情况后，我首先让基里巴斯的船代理与这条船的总公司联系，让他们负担靳风武在医院的治疗和生活的全部费用，以及从塔拉瓦回北京的机票和沿途的食宿。同时，我又与国内有关部门和公司联系，以便查实他们是否派过靳风武等人在这家外国公司的船上当海员，并通报关于他的事，要求该公司履行合同上应尽的义务，对他进行赔偿。
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和休息，靳风武的体力有所恢复。一番交涉后，他所在的外国船的总公司同意中方的要求。于是，我开始安排他回国的事宜。回国途中需几次过境上飞机，在悉尼转航班时又要在那里过一夜，而他一点不懂英文，在国内都没出过远门，这么长的国际旅途，他可能还真难应付。后来，我通过船代理联系到一位与靳风武乘同一航班去悉尼的澳大利亚修女。这位老修女听了靳风武的情况后，非常愿意帮忙，在悉尼住一夜及机场接送，她都可以安排。我说我还可以通知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帮助，她说不必了，我只需通知中国总领事馆关于靳过境一事就行了，万一有事需领馆协助，她再去找领馆。盛情难却，我就把靳风武托付给她，但我还是做了两手准备，给驻悉尼总领馆发了传真，告诉他们关于靳的事，同时也把总领馆的电话抄给靳风武，以备联系。
靳风武回国的前一天，我设想了20几个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用中英文对照给他写出来，比如“我要喝水”、“我要洗手”等等，他想做什么，只需用手指指那条，别人就可以帮他的忙。他看了这20多条，好像心里有了底。我还把我仅有的50元人民币给他，万一到北京没人接，他可以打个电话。这样，我才觉得万无一失了，可以放心让他回国了。第二天，我去机场送他，他很动感情，一步一回头地走到飞机旁，不停地向我挥手致意。我嘱咐他回到家后给我来封信。当然，信封是我给他事先写好的。他记住了我的叮咛，一个月后，我收到他的信，他们全家都非常感谢我救助了他。
苦辣酸甜 苦就是甜
在基里巴斯三年，不仅要独立处理繁杂的馆务，而且还要学会适应那里的生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基里巴斯与海水相连，睁眼是海，出门是海。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基里巴斯不产任何蔬菜，当地人也不吃蔬菜，他们只吃生鱼生虾，那是他们的主食。首都塔拉瓦岛，因与外界有联系，外国人多些，每两个月有一班澳大利亚商船运来食品和生活用品，只有这时，才有些蔬菜和水果。我的冰箱100多立升，储藏的蔬菜只够吃几天，我只好苦等下班船来。入乡随俗，这儿最大的习俗莫过于吃生鱼。餐餐吃、天天吃、年年吃，没过多久，我就反感了，每天开冰箱看到鱼就肚子疼，后来不开冰箱，一想到鱼，就受不了。有一次，我教一个妇女组织做红烧鱼，他们偶然说起院内有几棵树，树的叶子可以吃，如果我要，她们可以给我几棵。我如获至宝，挖了两棵栽在屋前，有时做汤时放几片嫩叶，以此解馋。有时来船买到点菜，我总是尽可能省着吃，不浪费一点，就是剩下一个小小的菜疙瘩，我也舍不得扔，留下来每次啃点。有一次，我听说岛上一个背阴处有青苔，把青苔铲下来，洗净晾干可以吃。我铲了些，偶尔吃点解馋。
在基里巴斯的第一个新年快到了，我想无论如何，这个新年要找点猪肉吃。当地人有的也养猪，他们吃猪肉的方法还是原始状态，猪杀了之后整个用火烤。过年那几天，哪里有猪叫，我就往哪里跑。可是到了那儿，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烤整猪，最后还是没吃上猪肉。
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我差点断粮。由于我整天工作，1990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发现库存的粮食不多了，还只够两天。因当地天气太热，不能多存，我赶紧到商店再买点。岛上的小商店又小又简单，就像我们农村的小卖部。我去了几个商店，都说米面卖光了，船还没如期来。我心里有点发慌，马上开着车在岛上从东到西把所有的商店和小铺子全都扫了一遍，结果两手空空。这可怎么办?为了生计，不能断粮。我一方面密切打听船期，一方面订妥三天以后去马绍尔共和国的机票，准备到时还没粮的话就去那里采购。与此同时，我还通过朋友广开粮源，最后还是我的警察局长朋友尤萨先生给我解了难。他们有一个小卖部，还有一定库存大米，可卖给我十几斤。我当即开车把米买到手。真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断粮的难关终于过去了。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在基里巴斯，生活再艰苦，工作再累，我都能忍受，但有两次我确实情不自禁流泪了。一次是当我正式在基里巴斯这片我国最小的外交阵地上徐徐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为了设计旗杆、底座、安装，我费尽心血，足足用了三个月。五星红旗，来之不易，升之也不易。另一次是十一国庆前，因基里巴斯不能印请帖，我决定回斐济一趟。日期定了以后，我心里就一直不能平静。9月12日，我登上了去斐济的飞机。飞机到了瑙鲁后，还有三个小时就到斐济，我激动得不能自已，脸紧贴玻璃窗，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就要到了，就要回到集体的怀抱!下午4时45分，我回到斐济使馆。使馆同志们都在等着我，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和大家紧紧地握手拥抱，欢笑伴着眼泪，言语带着激动。我回来了，我回到了亲人的身边。
当时使馆的所有人员都已吃过晚饭，厨师小戴专门给我留了一份。他知道我是北方人，喜欢吃馒头，我已半年没吃过馒头。看到馒头我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没吃菜，我就先吃了两个。同志们都好奇地围着我。
吃过饭，招待员小刘赶紧给我理发，当时，我已7个月没理发了，样子实在可笑。基里巴斯没有理发馆，人们也不知道理发，头发长了，他们就用剪子剪。我知道这情况，上任时，我自己带了理发的推子。但是，我自己没法给自己理，所以头发长了，也只能让朋友帮忙给我剪剪。
在基里巴斯三年，使馆从无到有，从仅有草房一栋，到建成基里巴斯最标准的宅院之一，五星红旗在椰树林里飘扬，院内五十米长、一米宽的小路弯弯曲曲通向海边，路两边栽有当地的一种花。小路是我利用废水泥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下班后铺几块，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铺成的。我把中国大使馆展现给基里巴斯人民，也把中国和中国外交官的形象展现给他们。使馆的桩桩件件事都浸透了我的血和汗，超常拼命地工作，常累得我腰痛得直不起来。白天，赤道骄阳使我汗水淋淋；晚上，太平洋的海水把我冲洗得干干净净。所有这一切，都在无声中度过，没人跟我说话，陪伴我的只有小狗一条；我曾无数次对着镜子说话，回答我的还是镜子中的我。
岛国三年，苦辣酸甜。什么是甜?苦就是甜。当我要结束在基里巴斯的工作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苦恋。再苦再累，我也舍不得离开我为祖国亲手创建的我国最小的外交阵地——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离开的那天早晨，我最后一次升起使馆的五星红旗。离开使馆，我双眼还盯着五星红旗。登上飞机，我闭上双眼，思绪万千：祖国，我为你，在天涯海角，献出了一千多个日夜年华。现在，我回来了，可以说，我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来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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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尽头”——
最遥远岛国基里巴斯
世界的尽头在哪里？当麦哲伦进行环球航行时，估计他也没注意到西太平洋上一个小小的岛国——基里巴斯。然而，近日一个由专业探险家和地图绘制者组成的团队研究发现，这个热带岛国是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真正的世界尽头。
英国探险家经过研究，近日评出“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岛国基里巴斯。这里是地球上最早迎接日出的地方，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横跨南北两半球和东西两半球的国家。
基里巴斯位于太平洋中西部。制图公司主席史蒂夫·希尔顿形容基里巴斯为“令人难以置信的遥远角落”，大多数旅游手册上都找不到基里巴斯的踪影。
这也难怪，因为它即使距离其最近的邻居——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群岛，也有约2500海里，乘飞机去那里至少要14个小时。而如果从英国等西欧国家前往，在路上至少要耗费5天时间。
基里巴斯是一块远离现代文明的净土，那里拥有绿宝石般的平静海水、金黄色的柔软沙滩和沿岸茂密的棕榈树林。
“世界尽头”在哪里? 岛国基里巴斯成为最遥远的地方。
基里巴斯小档案
基里巴斯位于北纬1度25分、东经173度。它总共由33个岛屿组成。基里巴斯东西延绵约3870公里，南北约2050公里，陆地面积总和812平方公里，水域面积35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唯一横跨赤道和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横跨南北两半球和东西两半球的国家。基里巴斯首都为塔拉瓦，目前总人口105432人，通用性语言为基里巴斯语和英语，通用货币为澳元。（本报综合资料）
基里巴斯小岛鸟瞰 资料图片
1990年3月，作者一人刚建馆时，在临时使馆馆牌和带国旗的汽车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