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健豪一家出了四个革命家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革命母亲，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庭，这个家庭出现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四位了不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这四位革命家所从事的早期革命活动，都联系着一个伟大女性的名字——葛健豪。

　　葛健豪（1865-1943），原名兰英，湖南双峰县荷叶桂林堂人。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蔡和森、中华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母亲。她年近半百还带着儿孙三代人进省城求学，后又偕子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是16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学”，被当时舆论界誉为二十世纪“惊人的妇人”。她曾在湘乡和长沙两度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堪称湖南早期的女子教育家。她善于教育子女，并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自己亦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活动，人们称她为“女中豪杰”、“革命的母亲”。

　　奇女性 萌发革命思想

　　葛健豪出生时，当地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国藩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葛健豪娘家葛氏家族。他们彼此联姻，构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在荷叶的最上层。

　　葛健豪的父亲原是湘军的参将，后作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葛健豪自幼聪明伶俐而且极有悟性，她五六岁时随哥哥葛望钦在家馆读书习字，能背诵《四书》等经典。当时，距荷叶30多公里的永丰，有个叫蔡寿嵩的大户，他与葛健豪的父亲同在湘军任职，他们早就为儿女定下了亲事。葛健豪16岁时，奉父母之命出嫁到了永丰，与蔡蓉峰结婚。

　　结婚后，她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而是十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她有六个子女。她对子女除了慈爱有加外，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关心贫苦大众，要乐于助人。有一次，蔡和森带着妹妹蔡畅下田去种豆子，这时，邻居曾老爹也在旁边田里种豆，只见他弓着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兄妹俩便走过去帮着曾老爹种豆，并且还拿自家的豆种给曾老爹种，帮他种完了才去种自家的田。到了晚上，父亲发现豆种少了许多，就追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只好如实说出了真相。蔡蓉峰气得火冒三丈，一边骂，一边就要打人。这时，葛健豪立即站出来护着孩子，说：“他们兄妹做得对，帮助人家是好事，怎么能打呢？”在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小兄妹经常去帮助人家插田、割禾，还帮小伙伴割草、放牛。这样，小兄妹从小就和劳动人民建立了感情。

　　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所在地与桂林堂相隔不远。葛健豪听说秋瑾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巾帼奇人，接连几次去拜望。从她那里，葛健豪接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从此，她经常给儿女们讲秋瑾的事情，说秋瑾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党人，称赞她创办女学是为了唤醒妇女的觉悟，称她是忧国忧民的革命先驱。蔡和森和蔡畅从小就从母亲的嘴里听到了“革命”这个使人鼓舞激昂的新鲜词儿，他们的心里不知不觉地萌生了革命的嫩芽。1907年，秋瑾被清王朝杀害的噩耗传到了荷叶乡间，葛健豪非常悲痛，她带着孩子悄悄地凭吊烈士的英灵。从这以后，她更是不断鼓励蔡和森与蔡畅长大后要像秋瑾那样做人。

　　赴省城 寻求济世良策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对农村的封建势力、封建习俗等都没有太大的冲击，葛健豪所在的永丰镇仍是一潭死水，广大的人民群众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秋瑾那里受到了革命启发的葛健豪，认定知识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她一方面积极支持自己的子女求学，另一方面觉得为了济世救民，自己也应该有知识有学问才行。

　　于是便出现了葛健豪三代人同进学堂的新鲜事。1913年，湘乡县立第一女校开始招生了，葛健豪得到这个消息后，毅然卖掉了一部分陪嫁的首饰凑足所需费用，带着蔡和森、蔡畅，还有新丧了丈夫的长女蔡庆熙和蔡庆熙的女儿刘昂，一道进了湘乡县城。当她来到县城第一女校报名时，学校老师见她年纪这么大了（实龄48岁），不肯让她报名。她很气愤，便要儿子帮她写一张“状纸”到县衙去告状。县官看完呈文，例行公事地说：“叫什么名字呀？”葛健豪答：“我原叫葛兰英，现改名叫葛健豪，‘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县官闻言一惊，又问：“为什么要读书？”她大声说：“要寻求救国道理，男女都要读书。”县官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便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葛健豪被免试进了湘乡县立第一女校，与儿子蔡和森同读高小班。蔡畅就读初小班，长女蔡庆熙就读缝纫班。入学后，葛健豪和儿女们一样勤奋好学。年底，他们学费用完了，才一道返回永丰镇。

　　1914年，葛健豪的丈夫为得一个财主500银元，要把年仅10来岁的小女蔡畅卖给人家作童养媳。葛健豪极力反对，蔡和森在长沙知道这件事后也极力反对，三个人一致认为只有用“逃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来砸断这根封建“包办婚姻”的锁链，由蔡和森把妹妹蔡畅从永丰接到长沙读书。1916年，蔡和森考入湖南省高等师范学校读书，蔡畅考入周南女校读书。在蔡和森的支持下，葛健豪又带着蔡庆熙及外孙女李昂从永丰到长沙读书。葛健豪入女子教员养习所学文化，蔡庆熙入长沙自治女校学缝纫和刺绣，刘昂入周南女校幼稚园。于是，蔡家祖孙三代5人进省城求学，曾一时在省城传为佳话。

　　葛健豪到省城后，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探求真理。尤其是儿子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结识后，葛健豪很快就成了这班有志青年的革命活动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大家总是亲热地称她为“蔡伯母”。她的家，也成了谈论时政、交流思想的聚会场所。新民学会成立后，“蔡伯母”常常去当“旁听生”，倾听他们的议论，领悟其中的道理，从中接受了新思想。正如蔡畅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所说：“我母亲在那时候，真是一个可惊的妇人。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年近50岁了，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

　　办女校 播撒革命种子

　　葛健豪在湘乡县城读书回到永丰后，打算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她认为这是争取妇女解放，让女子自立自强的途径之一。蔡和森利用假期为母亲联系办学事宜，得到了县府的同意。当时葛健豪曾就读的女子职业学校称为“一女校”，在永丰办的这所便称“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

　　湘乡二女校设在永丰观音阁（今双峰一中址）。在头一个学期，只办了一个综合班，50余人。到第二个学期，扩大为文科、缝纫、职业3个班，学生达100多人。到女二校就读的大多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女生，有的家庭还相当困难。对经济有困难的学生，葛健豪每月发给一定的生活费津贴。在当时，很多妇女把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

　　这里的确是比较自由的。葛健豪经常集会宣讲时势、议论国事，谈妇女解放。她还倡导学生唱歌、跳舞，积极组织跳高、跳远、竞跑等许多体育活动。她自己兼任教导主任，蔡庆熙任缝纫教员，蔡畅任音体教员。当时，在女校学生中，“放足”、留短发，提倡妇女自立自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一时蔚然成风。这些“越轨”的思潮及办学行动，触怒了封建势力，他们说“二女校败坏了社会风气”，便唆使官方“严加整饬”。终于，三个学期后，“二女校”被迫停办了。

　　这个打击，并没有使葛健豪气馁。她已认识了读书的重要性。她一直积极地投身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1924年6月9日，她参加省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大会”，并参与了女界联合会简章和宗旨的讨论、制订工作。1925年夏，她又在长沙颜子庙办起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当时，省总会介绍眷属来入学的特别多。学校开办时为两个班，后来增至4个班。这所学校由于与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实际上成了革命者的活动场所。葛健豪亲自为党传递信件，担负党的接头任务，还让党内的许多同志在校内寄住。毕业学员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革命者。“马日事变”后，学校的一些革命者的身份暴露，学校因此遭到了破坏而停办。

　　涉重洋 赴法留学四载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与新民学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互呼应。当时有些人的出国经费有困难，葛健豪便利用与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是亲戚和同乡的关系，通过他向裕丰纱厂借来了银洋600元，解决了部分人的困难。不久，蔡和森动员自己的母亲也去。这一年的12月25日，葛健豪遂与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30多位学生，在上海启程赴法留学。行前她对送行者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现在去留学，将来回国就可以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葛健豪这“第一个留学老学生”的风采，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报纸发表文章说：“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头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其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经过35天的海上航行，葛健豪一行于1920年1月30日安抵法国。她与同去的6名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公学。葛健豪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年，是她传奇经历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四年。在这里，她像小学生一样，刻苦攻读法文。虽然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任何的外语基础，但她凭着顽强的毅力，从一个个单词学起，在同去的人中，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经过不懈的努力，她终于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了。在法国留学的日子里，她积极支持儿子蔡和森与向警予、女儿蔡畅与李富春相互进一步了解，并支持他们分别自由结婚，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那时，葛健豪与蔡畅、向警予一起，白天学习，回家后立即开始刺绣，直到深夜。葛健豪的刺绣工艺精湛，深得法国妇女的喜爱，一件可卖几十法郎至上百法郎。换来的钱，她不止是供自己和儿女们的勤工俭学，还用剩余的钱资助他人。在留学的同时，她积极参加了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对蔡和森等人在法国的建党活动予以支持和帮助。她曾发起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队”，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到里昂大学请愿。1921年2月28日发生的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她又一次参与其中。她与蔡畅、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学生的最前列，冲进了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迫使其作出了让步。

　　1922年，蔡和森与向警予先后归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蔡畅于1923年2月在法国生下了小孩。葛健豪既要勤于做工，又要俭以求学，还要参加革命活动，又要为女儿当保姆。她一个人要付出几倍的辛劳，但她坚持下来了。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李富春夫妇二人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小外孙女李特特辗转归国。

　　归桑梓 晚年心系伟业

　　葛健豪归国后，先在长沙安家，大革命失败后，她先后辗转于武汉、上海，掩护儿女、儿媳和女婿干革命。至1928年她的二儿蔡麓仙与三儿媳向警予先后为革命牺牲后，经蔡和森与蔡畅商定，才把老母亲安排回到了老家湖南永丰。1931年，蔡和森在广州壮烈牺牲，家中的人怕她伤心，一直瞒着未让她知道。

　　葛健豪居家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这时，她在永丰的老家一点财产也没有，只好与丈夫带着长女及孙辈们租居别人的房子。1932年，其丈夫蔡蓉峰去世，葛健豪便在距永丰十多华里的石板冲定居下来。为了生计，她种了几亩地，她和女儿庆熙、孙子蔡博，外孙女李特特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如今，石板冲故居的大门前的地坪里，还生长着一棵老杨梅树，这就是葛健豪搬到这里来时亲手栽种的。

　　党对这位革命老人及革命后代是十分关怀的。1938年，周恩来、叶剑英来到长沙时，还专门派人到石板冲，想把葛健豪接出去住。但她不愿意增加党的负担，坚持要住在乡下，好好培养革命后代。1938年，党派人把李特特接去。1939年，又接走了蔡博。党组织按季度汇给她抚恤金。所以，这位革命老人的晚年生活还是幸福的。

　　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在永丰石板冲与世长辞，享年78岁。临终前，她还一直不知道儿子已经为革命壮烈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你们的事业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她的遗言，使我们仿佛看到了那颗为革命跳动了一生的伟大母亲的心！心脏可以停止跳动，但她那博大的胸襟，坚毅的精神以及爱国的革命情怀，将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这位伟大的女性，养育出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出类拔萃的四位伟人——儿子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党的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党的“二大”至“六大”的中央委员，曾任五届、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儿媳向警予，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毛泽东曾称赞她为“模范妇女领袖”，1925年5月增补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女儿蔡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和第四届名誉主席；女婿李富春，曾任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葛健豪为革命养育出了四个中央委员，她不愧为伟大的革命母亲。

　　葛健豪去世后，由她的长女蔡庆熙将其遗体安葬于石板冲，当地群众对她的坟墓保护得很好。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蔡母逝世后，提笔写了“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1985年9月，为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革命母亲，双峰县人民政府为她立碑：“蔡母葛健豪纪念碑”，碑名由陈云同志题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写了“母仪是式，亮节高风”的赞辞，并题诗：“豪杰蔡家多，儿女万人歌；堪为烈母颂，留学创先河。” 葛健豪虽非中共党员，却立传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六卷。2005年葛健豪诞辰140周年之际，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了《葛健豪传》。

　　（来源：《大地》 罗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