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太，其实是我的祖母。我们南京的回民称自己的祖母为“太太”。我太太如果活到现在肯定超过一百岁，可惜她没有这个福气。她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在她老人家最后几年里得了精神分裂症，开始是一阵清醒一阵糊涂，最后竟完全丧失了记忆。
为给我钱，太太忍受婶婶辱骂
小时候，太太最喜欢我。这不仅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孙子，更重要的是她重男轻女。其实当年的我是个最顽劣、最不乖巧的小野人。尽管那时太太自己没有收入，全靠几个儿女这个给三元、那个给五元地维持生计，现在算算每个月总计不会超过十五元，但她还要在并不丰裕的生活费里经常拿出三分、五分塞给我，直到后来的每天一角、两角。而她的孙女，也就是我的堂姐堂妹们，却从来不能从她那里得到半个子儿。终于有一次，我婶婶得到一次发泄的机会。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太太偷偷塞给我堂妹一角钱。可堂妹不敢花，也许那时她从没有一次性得到那么大数额的钱，就悉数交给我婶婶。婶婶在夸奖了堂妹“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一番话后，对我太太进行了一番声讨：“哼，想用钱来拉拢我女儿，发霉！我女儿不拿人一针一线，我们从不受别人腐蚀。不像人家，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虽然我只有十岁，却分明知道这“人家”是影射我的。记得当时我不但嘴软了，而且腿也软了，躲在后面厨房的一个角落里不敢吭气。太太也仿佛做了一件亏心事，佝偻着腰蜷缩在那张铁皮早已塌陷下去的矮床上，两只充满白翳的眼睛无神地望着窗外那昏暗的天空。
那场风波之后，我有两天没敢去太太那里要钱，大概也觉得心里有愧。但儿童的意志是薄弱的，两天一过，我又故态复萌，每天又从太太那里接受不光彩的俸禄。吃零嘴，看电影，租小人书，样样都要用钱。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要钱的欲望也与日俱增，太太的脑筋也越来越坏。我却利用她的坏记性，不断变本加厉地从她那里骗钱。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太聪明也太无耻了。先是每天三分、五分，继而一角、两角，甚至每天骗两次。开始她还有点警觉：“怎么能用两角钱？”我急中生智：“我要买本子，明天不跟你要。”其实第二天照旧跟她要。后来，我竟然一天要两次钱，四角钱。太太精神好的时候便怀疑：“刚才不是给过你了吗，怎么又来要？”我辩解：“什么时候要过？”祖孙二人憋着嗓子低声争吵，怕被我父亲听见。结果自然是我的诡计得逞。要知道，四角钱能买八只鸡蛋，意味着普通人家的一天菜金。
最后几年，太太活得很痛苦
我不知道太太年轻时是什么样子，晚年的她是一个小脚老太，那个年龄的人在做姑娘时都逃不过缠足的厄运。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太太洗脚的情景：每到黄昏的时候，太太就坐在一个高脚木盆前，脱下棉袜，然后再一层一层地解开裹脚布，把那一双小白脚放在盛满热水的木盆里面烫。一边烫，一边小声地哼哼，不知道是舒服的哼哼还是痛苦的呻吟。直到脚盆里的水渐渐凉了，她才将泡得更白的脚抽出来，擦干了，再缠上一层又一层的布，穿上袜子。我当时又想看又不敢看，后来忍不住还是看到了。一双不及十岁儿童大的小脚，只有大脚趾是伸直的，其余四个脚趾全部向足底翻曲，那趾骨一定被折断了。不难想象，那儿时缠足的痛苦是多么令人痛彻心肺。而且这厄运带来的痛苦一直伴随太太可怜的一生。
听父亲说，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太太和祖父带着全家十多口人和简单的行李加入到跑反的大军。一路经安徽、过湖北，一直跑到大后方重庆。途中有车坐车，有船乘船。更多的却是走路、跑路，不然怎么叫“跑反”呢？我真难以想象，一个妇女凭着三寸金莲，怎么能跑那么远的路，手里还拎着永远离不开的一个马桶。然而我太太硬是从四川又跑到云贵，最后经广州、香港，辗转回到了南京。太太一家逃过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只是把两个年龄稍大的儿子——我父亲和伯父留在大后方参加了抗日的队伍。
一字不识的太太当然不知道把两个儿子留在后方是否明智，反正抗战胜利后父亲和伯父成了英雄，为祖母带来“还都”的荣耀。解放后那十几年，太太的日子还算过得安逸。随着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的来临，父亲失业，伯父在单位被隔离审查。太太的生活日益拮据，身体也每况愈下。起先是没有精神，继而神情恍惚，然后就是害怕。成天把自己的衣服用床单打成一个小包袱，随时往外躲，或把家里的东西送到邻居加求人看管。家里人和周围的邻居都确信：太太是疯了。
太太的悲剧还在后头。到了1969年底，我们全家下放苏北农村，太太的境遇就更糟了。先前跟我们住一起时，她天天骂父亲；见不着父亲就天天想父亲。经常不分白天黑夜地突然叫起来：“飞机来了，全余（我父亲的小名）回来了！”她不顾一切地跑出房门，对着天空：“全余啊，你下来啊！你怎么不下来啊？！”我想，太太这时肯定没有全疯，或半清醒半糊涂。至少想念儿子这一点肯定是清醒的。由于这样不分昼夜地折腾，太太的身体更加孱弱。我叔叔他们经常在夜里起来劝她回去睡觉，但怎么也劝不住。大家都担心她活不了多久，有时甚至觉得太太死了反而不会再受罪。人活着并不都是美好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对于太太最后几年来说，生命是一种折磨。她先是在夜里摔断了胳膊，后来又跌折了大腿，吃喝拉撒都在那个破旧的铁皮床上。
这后来的事，都是我从农村回城后得知的。尽管我没有亲眼目睹太太最后几年的痛苦，但总有这样一幕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凄冷的月光下，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佝偻着只有一米来高的身体，站在屋门口，用瘦骨嶙峋的手罩着充满白翳的双眼，对着孤寂的夜空大声喊着：“全余啊，你下来吧！你怎么不来看我啊？！”凛冽的寒风吹着她头上稀疏的白发，也把一位母亲凄惨的呼喊吹向清冷的夜空。后来，太太终于死了。她死的时候，父亲和我都不在她的身边。但即使在她身边又能怎么样呢？因为她早就什么人都不认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