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蕴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8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张蕴钰少将　是河北省赞皇县人。1917年出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二野十五军副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任志愿军某军参谋长，第三兵团参谋长等职。1958年，任原子弹试验基地司令员。此后曾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基地司令员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担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一职达13年之久。

　　一、受命

　　抗美援朝归来，张蕴钰的部队驻防至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旅大。张蕴钰先是任旅大防卫区副参谋长，后任第三兵团参谋长。

　　1958年的“八一”节过后，张蕴钰来到办公室刚刚坐下，桌上的电话铃便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是正在北京开会的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打的。曾绍山在电话里对张蕴钰说：“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便讲，你立即到北京来，我在北京饭店等你。”

　　第二天，张蕴钰由大连乘火车到京。当晚，曾绍山副司令就把他带到灵境胡同陈赓副总参谋长的住处。张蕴钰还没站稳，言语爽朗的陈赓就说：“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吧？”

　　张蕴钰既感到突然，又兴奋。党中央决定我国要搞原子武器，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谁听了都会万分受鼓舞。决定让他担任首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让他精神振奋和感到荣幸。那一刻，他既没有犹豫，也没有冲动，而是稳定了一下情绪，极力使自己显得沉稳一些，简练地回答说：“好！服从命令。”

　　第二天，张蕴钰到总参装备部见到安东副部长。安东说：“陈士榘司令员组织了一些人和商丘步兵学校政委常勇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位置，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你可以先回去交代工作，休息休息，有时间。”

　　10月初，张蕴钰把家从旅大搬到了北京，这时常勇也回来了。他俩也曾长期共事，彼此了解。常勇介绍，选场委员会到敦煌进行了实地勘察，认定敦煌城西北约120公里的一处地方适合建场。勘察大队开始在选定的地方进行地质测绘和道路、通讯建设。常勇告诉张蕴钰：“为了保密，我们部队代号是0673部队，你去敦煌时在红柳园下火车，我派车接你。”

　　二、改址

　　1958年10月20日，张蕴钰乘上火车，西去敦煌。张蕴钰在城南关驻地见到来此工作已几个月的张志善、史国华、卫垒和常勇等人。稍事休息，一行人便对基地情况进行研究和探讨。

　　国防部组织的选场委员会，委员除我军将领外，还有4位苏联专家。张蕴钰看了苏联顾问对核武器试验场的设计，让他惊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美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过300多万吨当量的氢弹了，而苏联专家为我们设计的核试验场，仅能试验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

　　建这样的基地太小了！这是张蕴钰的第一个想法。

　　稍后，张志善等人带张蕴钰去察看选定的场区。车出玉门关，沿着勘察队走过的车辙继续前行。偌大的地区荒无草木，土质全是沙质疏松的大孔土，汽车陷下去就很难前进。已经打下的靶场的中心桩神秘地立在一片荒漠之上。张蕴钰环顾四周，心底又生出一层疑惑。

　　在返回的路上，张蕴钰深思着：靶场中心距敦煌才120公里，一旦进行核试验，世界闻名的艺术殿堂莫高窟怎么能避免放射污染？疏松的土质能搞工程建筑吗？施工生活用水从哪里来？……

　　回到驻地，几个人又围在一起谈论试验的条件，张蕴钰谈了想法，大家都觉得还是另选场址为好。带着大家的意见，张蕴钰回到北京向安东副部长、陈士榘司令员、总参装备部部长万毅分别汇报。之后，陈赓副总长组织召开办公会，再一次听张蕴钰汇报。陈赓听完，说：“那里不好，你们另找一个嘛！”张蕴钰立即在电话里把会上的意见告知了常勇等人。

　　12月15日，张蕴钰回到敦煌。经过准备，张蕴钰、张志善、史国华和总参测绘局朱局长带领勘察队员上路了。他们分乘4辆吉普车、4辆生活车，携带10天饮水、油料、帐篷和一部电台，于12月24日出发，经玉门关一直向西，方案中最西一个地方是在罗布泊。最后，我国核武器大气层试验靶场选定在罗布泊！

　　三、建场

　　核基地部队于1959年三四月间进入新疆。整个世界，几乎无人知道深入乌什塔拉的这一支神秘的部队究竟是干什么的。数十年之后，人们才了解这些功不可没的军人。基地司令员张蕴钰、政委常勇、副司令员张志善，为了给部队选一个居住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最后选定乌什塔拉以南的一块白地。定点的那一天，微风和煦，地上的马兰草星星点点，随风摇曳。他们说，就叫马兰村吧，是个好地方。从此，这里有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名字——马兰。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战士们挖地窖和打土坯盖简易营房。

　　1960年3月，工程兵部队和新疆军区调拨的部队陆续到位，从地方调来的建筑公司、工程队也相继到达基地，整个施工队伍已近2万人。核基地的基本建设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从1961年到1962年，修筑公路540多公里，建起基地机关办公大楼、宿舍、学校、幼儿园、俱乐部、自来水厂、电厂等建筑设施，打成14眼水井，建成一座88万平方米的简易机场。后来，这个机场扩建成国家一级军用机场，历次氢弹试验的载弹飞机都从这里起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乘专机在这里起落。

　　四、惊雷

　　罗布泊在呼唤和等待参试大军的检阅，期待着震惊寰宇的春雷。

　　1962年下半年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二机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李觉将军见到张蕴钰，悄悄地告诉他：草原上的关键试验已经成功了。中国原子弹胚胎中的小生命已经活了。不言而喻，爆炸试验可以按日程来计算了。张蕴钰兴奋不已，回到基地，在党委会上通报了情况，他们一下子就安排了18个月的工程任务，确定了1964年的5.1线和8.1线，并把这两条时间界线做为一切准备工作的目标。

　　1964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开始组装。在核试验基地，张蕴钰与他的同事们把整个准备工作更具体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程准备、勤务保障准备和“零”前现场准备。

　　1964年10月14日，硕大的原子弹被稳稳当当地吊升到爆心铁塔的顶端，静静地等待着施展雄风的时刻。当天下午，国家首届核试验委员会在试验场指挥所召开全体会议，总指挥张爱萍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庄重地宣布：10月16日15时核爆炸试验准时进行。

　　16日上午10点，张蕴钰和李觉、朱卿云分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驶去。铁塔顶端，中国人自力更生设计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婴儿”安卧在特制的“铁屋”中，仍在悄然酣睡，“那天太阳很好，碧空洁净，地面上有轻微的风吹过。”塔上缓慢地放下的吊篮把张蕴钰和李觉将军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间内。在那里他们清除了身上的静电又登了几级台阶才进入起爆室，工程人员做完了塔上最后一项检查，合上了起爆电缆的电闸，张蕴钰在操作规程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9、8、7、6……    

　　那种可怕的寂静一直持续到读秒的零时过后，但随即被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那种惊天动地的场面让张老一直难以忘怀：“闪光太厉害了，我们都是低着头背着身，爆炸声非常大，铁塔附近戈壁滩上的石子都化成了一粒粒黑豆状，大地也变成一片松软的焦土。”

　　张爱萍总指挥立即拿起了电话，兴奋地向周总理报告：“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

　　只听电话另一端的总理反问：“怎么证明是核爆炸？”

　　尽管在场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核爆炸无疑，但却无法回答。正在这时，技术员王克定报出了零后的第一个核数据，他用一种极简单的方法快速测出了蘑菇云的高度。经过专家综合分析，张爱萍将军很快再次向总理报告：“根据多方面证实，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17时50分，一份详细的文字报告经过多方专家之手，由张爱萍上将和张蕴钰签发，报给了设在北京二机部的试验办公室，然后由刘杰部长报告给周恩来总理。震惊世界的罗布泊试验场的核爆炸使中央领导人兴奋不已。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时，周总理当场宣布：“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发布了中国爆炸成功原子弹的《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同时播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热烈祝贺首次核试验的巨大胜利》的贺电。

　　第二天，《人民日报》套红标题发出《号外》，全文发表了公报、声明和贺电。中国拥有核武器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世界。

　　一连几天，核试验基地的全体人员和司令员张蕴钰沉浸在一种高度亢奋和极度激动之中。已是深夜24时了，张蕴钰还在重复收听着广播里传来的播音员那兴奋的声音……

　　整整30年之后，1994年10月16日，已是77岁高龄的张蕴钰将军为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填了一首词：

　　原子弹第一声，

　　三十秋。

　　有无有大不同，

　　重笔书。

　　……

　　据《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