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

　　华国锋、叶剑英与胡耀邦在北京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会议(资料图片)。

　　1980年

　　邓小平与华国锋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在休息室交谈。

　　1987年

　　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03周年，75岁的华国锋瞻仰毛泽东遗容后，为毛泽东的亲属签名留念。

　　1996年

　　12月26日，82岁的华国锋和夫人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2003年

　　北京市西皇城根经委9号院，葡萄架依然繁茂，却再等不来热爱它的主人。

　　8月20日12时50分，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一位在华国锋身边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老人今年住了3次院，先是肾衰，而后主要是心脏的病症，去世的时候，胸部全是积液。

　　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4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质意义。位于西皇城根的这个9号大院，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

　　与葡萄的约会

　　记者曾在1988年4月份拜访过华家，华国锋的妻舅向记者透露：早在1983年，华国锋就到北京郊区找了几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

　　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告诉记者，那些种果树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园，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跟华国锋切磋一些果树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葡萄。

　　记者在1988年拜访华家时，就看到院子里有两个很大的葡萄架。老人告诉记者，在最多的时候，这里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不仅全家人共享，还会送给部队的战士。“味道真的很好。”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说。

　　这样的葡萄华国锋却只能吃1到2粒。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华国锋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考察全国18个省、市，到上海时因肚子疼住院，才发现患了糖尿病。此后，他的饮食被严格控制——1988年，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晚上1两。

　　有时候也会破例。有一次吃饺子，华国锋吃了十多个，还想吃，经过夫人韩芝俊的批准，又给了两个——韩芝俊比华国锋小10岁，山西五台县人，其父韩七海在抗战时期曾任五台县游击队队长，“很勇敢，能杀敌”。

　　外孙女王苏佳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这葡萄还没长出来，他就会告诉你，它在什么时候会长成什么样。”

　　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华国锋亲自管理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从心时，他就在一旁指挥，由司机、厨师、医务人员或者警卫战士完成修剪的工作。“遇上刮风的日子，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

　　除了葡萄，院内还种了其他的果树，有樱桃，还有苹果、李子、桃、核桃等。王苏佳自豪地向记者描述：一进这个院，满眼都是绿。

　　简单的晚年生活，一直想看奥运

　　在这个绿意盎然的院子里，韩芝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先是在菜园里劳作，半个多小时后把华国锋叫醒。华国锋醒来后，会在院子里走一圈，或者在屋子里坐一坐，就到了早饭时间。

　　据王苏佳介绍，华国锋的早餐以牛奶为主，有时会加个鸡蛋羹，但他一直习惯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时吃点烤馒头片，或者油分较少的麻花，花卷、馒头也会吃一点。菜则以圆白菜为主，或者炒洋葱。华国锋的牙口很好，馒头片喜欢吃烤得很硬的那种。

　　吃完早饭，华国锋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报纸的种类很多，不仅有党报，还有都市类报纸。华国锋看报纸很痴迷，“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走他。”王苏佳说。

　　午饭以面条为主。据跟随华国锋20多年的厨师谢师傅介绍，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猫耳朵、刀削面，华国锋都爱吃，还喜欢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华国锋，一辈子都在吃家乡的面食。

　　午饭过后，华国锋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点。如果身体允许，他有时会见一到两拨客人，客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山西的老乡，有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时代朋友的后代，还有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

　　晚饭则很简单，喝点粥，吃点饭，有时吃个烧饼。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

　　王苏佳告诉记者，华国锋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华国锋原名苏铸，1938年参加革命时改名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他的子女都不姓华，而姓苏。大儿子苏华，原在空军某部，现已退休；二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也已退休；大女儿苏玲，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今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被安排担任华国锋的生活秘书。

　　苏斌告诉记者，毛泽东、胡耀邦的后人，还有刘少奇的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8月22日，在北京305医院华国锋的悼念现场，记者见到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灵堂内，摆放着叶剑英、李先念、杨尚昆等前中共高层领导的家人送的花圈。

　　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则以慰问居多，有时候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苏斌告诉记者，华国锋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能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

　　这些到访的客人，事先要跟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约好。曹万贵是华家名副其实的大总管，今年66岁，从1968年华国锋还在湖南任职时就开始跟随华国锋，到今年已经整整40年。在接受采访时，对于这个一生服务的老上级，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胸怀很宽广。”

　　“他还一直想看奥运。”王苏佳说到这儿有些伤感。今年8月1日曾出院回家时，家人以为能了了他这个心愿，但只在家待了两天，就因为病情再度恶化又进了医院。跟随华国锋8年的司机朱春华清楚地记得，8月2日奥运彩排给他票时，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

　　这一次住院，华国锋就再也没能离开医院的421病房。

　　“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

　　除了散步和练气功，练字是华国锋后来发展的一个锻炼项目。

　　苏斌告诉记者，他父亲近些年潜心练字，技艺大有长进，跟一些书画名家也多有切磋。启功对华国锋的字曾给过很高的评价。华国锋有时会参加一些小型笔会，家中的老照片曾经留下他与李铁梁、姚俊卿等书画名家切磋技艺的场景。

　　在华国锋政治上如日中天的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华国锋的题字曾经获得广泛赞誉。引退后，他的墨迹也渐渐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像是在折射历史。

　　近些年，华国锋的题字又常能见到。在一些风景名胜，如湖南张家界、陕西华山和山西壶口，都能看到华国锋的墨迹。行内人评价华国锋的字“浑然大气、骨力尽现”，他在85岁时写的“清静”二字，见过的人评价为大气、从容、很见功夫，如今高悬在华家会客室中央。

　　有人练字意在静心，但华国锋似乎一直很平静。接近他的人说他比较能想得开，还用一个故事加以诠释：华国锋刚退下来时，有一段时间因心脏病住在北京医院，当时《少林寺》刚开始热映，医护人员也心神不定，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把这个片子调到医院来放。医生劝他别看，说里面打斗很凶，对心脏病无益。“勿忧，我知其戏均假。”华国锋说。

　　他的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苏斌告诉记者，一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这些，他就摆手不听——直到去世，华国锋脑子都非常清楚，王苏佳说，姥爷从来没有叫错过人名字。厨师谢师傅则对华国锋的记忆力印象深刻，他说有些以前来的人，家人和他们都记不得了，华国锋还记得很清楚。

　　对于子女，华国锋一般不会严厉批评，但会要求他们好好努力，除了时时鞭策，“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王苏佳说。

　　几个子女，既无出国的，也无经商的，本本分分，普普通通。大儿子苏华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很朴素，没有架子，与同事关系很好。”

　　华家的客厅很高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米，中间摆着一圈沙发。客厅的布局与毛泽东的书房一样，在客厅的南面，有七八个书柜一字排开，右边是马、恩全集，左边则是一些线装的古书。书柜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上面还有一只会报时的小闹钟。

　　华国锋平时很少出门，不便可能是原因之一。有一年，他戴着口罩去地坛看庙会，还是被人认出，群众拥挤围观，周围的治安人员赶忙阻拦，有群众还拿出相机拍照，华国锋的口罩也被挤掉，他急忙坐车离去。

　　还有一次，华国锋夜里去王府井，被一些工厂的工人发现，问：“是华主席吗？”华国锋说：“我不是。”又说：“天已经晚了，快回去休息，明天还要上班。”

　　但一年中有两天，华国锋是一定要出去的。一是毛泽东的诞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泽东的忌日：9月9日。他会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据《中国新闻周刊》

　　图片均来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过渡式领袖”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遭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挑战。此时的华国锋，表现了惊人的沉着。

　　1976年9月10日下午，即毛泽东逝世第二天，他与李先念密谈，指“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急不可待，并请李先念与老帅叶剑英等人“交流看法、沟通思想”，谋求对策。至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支持协助下采取行动，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汪东兴出面逮捕“四人帮”成员及其支持者，终于正式结束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华国锋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举动，深得民心、党心，党内老同志对他刮目相看。那些日子里，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所，老帅叶剑英以保驾护航的身份，挺立在华国锋身后。而受毛时代对个人崇拜的狂热的影响，华国锋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近乎疯狂的个人崇拜。他的标准像挂满神州，《我们的华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颂歌响彻云霄，一个新的造神运动把他推到了神坛之上。

　　狂热过后怎么办？华国锋非常明白，他接手的国家已是风雨飘摇面临崩溃的危局。在这种危局面前，这位既拥护“文革”又有务实精神的“英明领袖”，意识到只有经济搞上去，才能扭转危局。他提出“抓纲治国”的口号，虽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但他把重点已放在后面的“治国”上是确实无疑的。但是，他仍然秉承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模式，不少经济指标不切实际，大规模地进口外国设备更是不顾国力，以至于被后来的史学家们称之为“洋跃进”。

　　从政治走向上来看，华国锋更不可能摆脱毛时代的模式与影响。相反，出于对毛泽东的忠诚，出于对自己权位的保护，他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治国理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继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遭到邓小平等党内同志的批判，并引发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最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获得胜利，“两个凡是”的迷信被破除。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两个凡是”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实事求是”。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改革开放年代”。

　　华国锋注定是一位“过渡式的领袖”，他的退位是历史的必然。

　　1980年9月，华国锋被免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要求获得批准。至此，华国锋正式离开权力核心。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