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完美谢幕了，总导演张艺谋的功力臻于炉火纯青。开幕式后，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本质上就是一农民。

　　“农民”张艺谋是如何走进电影界的？这个曾经“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孩子，又是如何在电影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步步登顶？本书将真实再现张艺谋的电影轨迹，并详尽讲述其电影之外的多彩生活。

　　[上期回顾]

　　1997年，张艺谋拍摄一个洗发水广告，第一次找到章子怡。然而，后来广告意外搁浅，两人的合作没有开始就停止了。8个月之后，张艺谋筹拍《马上去北京》，再次找到章子怡，希望她出演女主角。然而，这次合作再次搁浅。章子怡满怀期待地等着张艺谋的第三次召唤。

　　1997年，张艺谋参加意大利的一次电影活动，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得知他的父亲去世了。张艺谋的父亲是个一生都不多言语的人，性格沉闷谨慎，似乎走路都一定要确认这条路绝对安全才肯迈步，说话更是能省就省。在家中，一切都由母亲做主。而正因为平常不太说话，父亲对于张艺谋有一种强大的威慑力。这种力量很像张艺谋在许多电影中表现的那种力量，比如《活着》里的福贵、《菊豆》中的杨天青、《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的丈夫、《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

　　张艺谋说：“当听到曾在农村当教师的我的老父亲去世的消息时，眼前顿时浮现父亲一生朴朴实实的身影，他那些朴朴实实的往事。处理完老人家的后事，我仍然好久不能平静。我把当时的感受说给一位友人听，友人用它编出了一个朴素的爱情故事。”

　　这就是张艺谋最初的创作冲动。因为老父亲的去世，他想用一部电影来纪念。他找到友人，对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友人也被这种极其内敛的情感深深打动了，因此弄出了一个爱情故事。可是，这个故事与张艺谋所理解的那种纪念有相当距离，他希望反映的是父母那一代人平平淡淡又浓浓烈烈的爱情和亲情，而不仅仅是父亲和母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希望这部影片能够从单纯的记录他父亲的故事中抽离出来。

　　既然张艺谋对这个本子不满意，身为文学策划的王斌便开始四处寻找。

　　1998年1月，《中国作家》杂志有一篇小说引起了王斌的注意，这篇小说叫《纪念》，小说的作者是鲍十。王斌将小说交给张艺谋，张艺谋看完后显得非常激动，对王斌说：“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你马上和作者联系一下，看他是否有时间来北京一趟，我们尽快谈一谈。”

　　王斌于是给《中国作家》杂志社打电话，希望他们转告作者。此时，鲍十在外地写作，和外界没有联系，直到1998年春节前夕才回家。当晚他便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告知有个叫王斌的人一再打电话找他。鲍十并不清楚这个王斌是何许人也，人家既然一再打电话找他，说明有急事，他当即给王斌回了个电话。此时才知道，王斌是张艺谋的御用文学策划，张艺谋有意将他的小说《纪念》拍成电影。

　　正月初四，鲍十急急忙忙赶到了北京，当天下午便和张艺谋见了面。

　　见面地点在北京的一处茶馆，彼此没有任何客套，张艺谋便切入正题，谈起小说改编的事。整个过程是张艺谋在谈，鲍十在听。谈未来电影的风格，谈电影和小说的不同，最后商定由他回家先弄出剧本的初稿，然后再进行讨论。从北京回来后，鲍十立即着手剧本的撰写工作，完成初稿后立即邮寄到北京。北京方面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他因此写了第二稿，寄过去。然后北京又传来一些意见。鲍十当时有点委屈，他觉得，无论是张艺谋还是王斌，对于未来的这部电影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想法，而他们的做法又需要剧本作者极大地尊重他们的设想。创作是完全个人的行为，很难完全按照他人的设想进行命题写作，尤其对方的思想并不完整成熟的时候，便可能做很多的无用功。可毕竟张艺谋给出的酬劳是诱人的，加上能够和中国最有名的导演合作这一极具诱惑力的未来前景，就算是有点不痛快，他也会耐着性子干下去。

　　4月，北京又有消息传来了，这次先是请鲍十到北京，后又被通知前往河北赤城。当时，张艺谋正在魏敏芝的家乡拍《一个都不能少》。鲍十在赤城县招待所住了下来，张艺谋将一帮主创人员召集到一起，集中谈《纪念》，每天早晨9点开始，除了吃饭就只干一件事，一直谈到午夜才结束。鲍十说：“每天一到9点，张艺谋和王斌就过来了，张艺谋拎着一只大号旅行水杯，沏着浓茶，谈一会儿便喝一口水。”

　　张艺谋拍这部电影是为了纪念，但《纪念》如果用做电影片名，太虚了些，他已经为这部影片取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名字，叫《我的父亲母亲》。这个片名一旦确定，影片的某些元素便确定下来了：首先，这肯定是一个爱情故事，是关于父亲和母亲的。所以，影片的主人公，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同时还得有第3个人，即叙述主体“我”。

　　《我的父亲母亲》是张艺谋的第10部电影，此前他拍了9部，此后还拍了很多部。这大概是张艺谋倾注感情最多的一部，也应该是他最珍爱的一部。这应该是张艺谋所有电影中情感最浓郁却看似最平淡的一部。平淡中浓郁着，这或许就是当初张艺谋的真正追求所在，也是张艺谋将这部电影拍得更像一篇散文的初衷。

　　张艺谋第3次约章子怡，是直接将她约到了片场，而不是工作室。章子怡还有点莫名其妙，风尘仆仆地赶去，人还没坐下来，张艺谋就开始向她说戏了。

　　张艺谋对她说：“《我的父亲母亲》这部影片，说的是我人生的一个深刻感受……其实，这部影片中的人物并不是完全写我的父母，反映的是我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人平平淡淡却又浓浓烈烈的爱情和亲情。”听了张艺谋的这一番解释，章子怡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异常的沉重。既然张导想表现的是他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人平平淡淡却又浓浓烈烈的爱情和亲情，可想而知，他在这部影片中所倾注的情感、所寄予的期望有多大。

　　张艺谋进一步告诉章子怡，他希望她担任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听到这个消息，章子怡竟然一点都没有狂喜的感觉。连她自己都觉得奇怪，后来她接下几位大导演的影片时心中都曾经狂喜过，唯独得知自己可以接下平生第一部电影时，她不是狂喜，反而有一种担心。她担心的是自己是否可以挑起张艺谋影片女主角这副重担。

　　章子怡体验生活的地方是河北坝上东沟村，同她一起去的还有将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同她配戏的郑昊。

　　到达东沟村之后，她尽可能地找当地那些年轻姑娘们聊天，希望从她们身上找到自己所需要表现的质朴。但很快她就发现这根本不可能，她们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些生活圈子不超过10公里的女孩了，她们有着许多的新思想，完全与质朴沾不上边。于是，她就从农村大婶们身上去找感觉，陪着她们一起干活、聊天。

　　这是章子怡第一次演电影，劲头之足连跟她一起的郑昊都觉得不解，她身上似乎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在农村，她捞到什么干什么，整天都没有闲下来的时候，给农民做饭、喂猪、拔土豆。最初显得怪模怪样的，那些乡下的大叔大婶见了，捂着嘴笑。章子怡却一点都不气馁，越干劲头越大。

　　章子怡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新鲜，而且挺好玩的。每天一大早，剧组的车将他们送来，她立即融入了当地农民的生活中。到了晚上，剧组的车又来接他们回去。

　　那一个月，章子怡吃了不少苦，脸晒黑了，人累瘦了。可就是凭着她那一股不怕苦不怕累、干任何事都要干好的倔犟劲，还真将农民的日常起居劳作给学到位了。只要看一看《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招娣，绝对不相信章子怡只有一个月的农村生活经历，因为她的一言一行实在太“农村化”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章子怡又回到了北京。可她没有想到，北京已经有一场风暴在等着她。

　　张艺谋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对象，他正在着手拍摄的《我的父亲母亲》也自然是传媒关注的焦点。也不知什么人嗅觉特别灵敏，竟然摸到了张艺谋已经选定女主角的消息。章子怡的名字第一次公开与张艺谋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立即引起了媒体更多的关注。京城出现了一系列与章子怡有关的新闻，有人称她是“小巩俐”，也有人称她是“巩俐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