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昌原市委书记谢明中被媒体称为“海南第一贪”，其先后受贿1363.8988万元，另有5447083.15元财产无法说明合法来源。我的感觉是：这个贪官恐怕难逃一死，但海南中院对谢明中的判决却出乎了我的预料。

　　8月25日的《南海网》报道说，海南中院以受贿罪判处谢明中死刑，缓期2年执行。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对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予以追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

　　赶紧在网上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来看，里面明明白白地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虽然刑法中并未明确规定什么是“情节特别严重”，但以我一个凡夫俗子看来，受贿上千万、五百多万财产来源不明，无论怎么说，都当得上“情节特别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极其严重。但恰恰是这么一个情节特别严重的贪官，却并未被处以极刑（死缓虽然也是死刑的一种，但明眼人都知道，死缓就是给你留了一命）。

　　那么，谢明中为何能逃过一死呢？遍寻《南海网》的这篇报道，未有只字片语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判处实体死刑的受贿数额，目的是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毕竟，法官也不能是机械的判决机器。但自由裁量的结果要让人信服，最重要的就是给出足够充分并能经受质疑的理由。但从谢明中一案来看，海南中院对这一明显违背公众常识的判决并未给出任何解释，也就根本谈不上让判决理由接受舆论审视了。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片面强势使用，恰恰伤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平在公众心目中赖以存在的基础。

　　事实上，近年来，在一些有影响的重大案件中，“贪官受贿500万判死刑、受贿1000万却被判死缓或无期”的悖论屡见不鲜。这样的判例多了，给人的明显感觉就是：法律在惩处贪官时的弹性过大，正义的标准被无形中模糊掉了。有很多专家学者据此提出进一步修订刑法，细化判刑的标准。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有价值的，但修订法律并非一日之功，况且，刑法规定得再细，也不可能细到“100万判无期、100.1万判死刑”吧，具体刑罚的掌握，仍然有待于法官的理解。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任由法律面对贪官时就这么弹性下去，完善判决文书的解释功能，并及时公开接受舆论审视，就是一种有效的补充手段。

　　海南中院未判处谢明中实体死刑，或许是因为其有自首情节，或许是因为其有立功表现。但这些减轻刑罚的因素，却应该在判决文书中清清楚楚地体现出来，并接受舆论的反复审视。只字不提，闷着罐子摇，到最后，即便判决合理合法，也会被公众认为里面有猫腻，并进而影响到人们对法律公正的朴素信仰，这又何苦？在刑法未能详述备尽的情况下，用制度约束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法官，强化他们的“判决解释”义务，并尊重公众便捷的监督权，或许能帮助我们走出“巨贪为何不死”的怪圈。（陈强）